金融开放40年：进程、成就与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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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40年：进程、成就与中国经验金融开放40年：进程、成就与中国经验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金融业开放发展、不断壮大的40年。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时间起点，梳理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将金融开放40年分成起步期、政策准备期、加速期和金融开放新时代4个历史阶段。金融开放的本质是某一经济体金融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具体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两个方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出发，以五大视角分析了中国金融开放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金融市场互通互联、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综合以上分析，总结出中国金融开放的五大经验，在不断深化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始终坚持循序渐进、把控节奏的金融开放战略，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金融开放方法，不断平衡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中国的金融开放已经成为了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用开放促进发展，用金融开放红利引领中国经济奔向高质量未来。

关键词： 金融开放； 经济增长； 历史成就； 中国经验

一、引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1]也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2]，中国金融业的前进发展要依靠改革推进，金融开放又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拉开历史的纬度，从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的决定开始，中国金融业就进入了开放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的金融开放政策几乎贯穿改革开放40年始终，40年的金融开放改变了中国。

中国金融行业开放发展的成功探索，打破了关于传统金融行业保守发展的思维定势。新时期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中国金融开放40周年之际，梳理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成就、总结和反思中国金融开放的特点和成功经验对进一步发挥金融开放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二、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

界定金融开放概念的文献浩如烟海，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多是从资本账户开放角度，即是否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来定义金融开放，他们认为资本账户开放是金融开放的核心。实际上，金融开放的内涵较资本账户开放而言更加丰富。在国内，陆人较早的对金融开放的概念进行了定义，陆人(1987)[3]提出，金融开放指放开对国内国外金融机构经营管制、放开汇率、取消外汇管制和利率等金融自由化方面的内容。张金清等(2008)[4]从主体、客体和工具三个角度，对金融开放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金融开放是逐步放松和取消国与国之间金融、经济活动往来以及支持货币自由兑换的方案的总和。王元龙(2008)[5]则认为中国金融开放应包含中国对外金融开放和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货币国际化、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等，后者主要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开放。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界定金融开放。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金融开放可以指一切有利于金融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政策安排。从狭义角度分析，金融开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主要是金融机构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二是指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与之相关的机制市场化变革，如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货币国际化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等。

梳理完金融开放的概念后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金融开放？金融开放究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益处？对这些问题回答是我们研究金融开放问题的逻辑起点，有关金融开放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做出了许多有益的研究。

深究金融开放的理论背景，我们发现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6]和肖(Shaw)[7]在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国家广泛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比如严格的资本流动管制和汇率限制等，金融抑制现象的存在严重阻碍了这些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1973年，麦金农和肖分别发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论，通过破解金融抑制促成金融深化来推进经济进一步发展。可以说，麦金农和肖是研究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问题的开山鼻祖，金融自由化理论也为后来人们研究金融开放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贾俐贞(2005)[8]详细地辨析了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深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国通过金融自由化改革实现了金融素质的提高和金融作用的增强，那么说明这个国家实现了金融深化。而金融开放是指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的行为。部分学者指出金融自由化政策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抵销金融成本，并且对维护金融体制稳定具有积极作用；King等(1993)[9]通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近30年时间内的经济数据分析，得出金融服务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的结论。林清泉等(2011)[10]使用面板阈值模型对55个国家(或地区)1996—2006年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一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稳定、治理良好时，金融开放会明显促进经济增长。吴卫锋(2012)[11]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02个国家1970—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总体上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显著的正向作用主要来源于新兴市场国家。章合杰等(2015)[12]基于91个国家的 1995—2005 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无论是流入开放，还是流出开放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影响。

金融自由化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并非像以上文献所研究的那样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一直发挥积极作用，相反，步入金融开放道路的拉美、亚洲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先后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发国内经济崩溃，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反思[13]。部分学者开始从金融开放加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放大金融的脆弱性角度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Joseph (2000)[14]的一项研究显示，取消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限制会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Arellano和Enrique(2002)[15]、Glick和Hutchinson(2005)[16]指出，一国由金融抑制转向金融开放，会使国内资金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加剧国内金融不稳定性，引发金融危机。

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论的麦金农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开放次序不当或支持不足，是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正式揭开了学术界研究金融开放次序与路径问题的序幕。1997年，McKinnon[17]指出，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应遵循如下次序：金融机构自由化之前应先对国内财政进行调整与稳定，而解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应在国内金融体系自由化之后进行。陈志刚(2005)[18]认为麦金农所提出的金融开放次序的核心观点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政策应遵循“国内宏观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三部曲的逻辑有序进行。黄金老(2002)[19]较早的从金融开放的准备、速度、顺序以及金融监管等角度展开研究，进而一般性地得出最优的自由化政策安排。2002年，姜波克[20]从金融开放的核心环节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角度展开研究，提出了我国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应遵循的路径,并探讨了资本账户可兑换中的若干重要理论和政策问题。陈雨露等(2007)[21]按照金融开放是否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和先决条件，金融开放的最优次序选择的逻辑顺序，对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解析。直到现在，有关金融开放次序与路径选择问题的研究仍然是金融开放领域的研究热点。

通过梳理国内外经典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金融开放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经历了由肯定到怀疑、否定又到有条件肯定三个历史阶段。目前来看，金融开放在遵循一些先决条件：如遵循一定的开放次序、不断平衡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之间关系的条件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识。2018年11月，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从8个方面阐述了40年金融开放的巨大作用，金融开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更加国际化、人民币的更加国际化、金融监管的更加国际化，以及资本和经济的全球化。

新时期在把控节奏、积极有为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开放的领域和深度，对我国适应国内外发展新环境，促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项目的推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三、中国金融开放40年历史进程

在40年金融开放历史征程中，有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将这40年分成了几个阶段，我们按照中国金融开放的进度和特点将40年金融开放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

(一)1978—1993年：金融开放起步期，中国金融业拉开开放发展的大幕

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促进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对外开放的同时也拉开了中国金融业开放发展的序幕。这一时期有4大标志性事件：一是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日本金融机构代表处的设立具有试点性质，这是中国金融机构对外开放的重要事件。二是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为吸引外资提供了平台。三是1983年《关于侨资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的颁布，基本解决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从法律层面上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后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展示了中国金融业欢迎外资的态度。四是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在中国上海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对外开放起步。

(二)1993—2001年：金融开放政策准备期，从顶层设计上完成了中国金融开放政策初探

1993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从顶层设计上完成了对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初探。这一阶段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1994年实现外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二是1996年7月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为企业创造了宽松的营商环境。

(三)2001—2018年：金融开放提速期，中国金融开放被推向更高台阶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金融开放开始从政策初探向制度性调整转变。在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业以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为行动指南，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金融业以银行业改制上市、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互通互联为标志加速向市场化、国际化迈进。

表1 2018年中国金融开放大事件

     

时间相关事件2018年1月5日从促进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个人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等多个方面支持人民币的跨境使用。2018年3月26日中国原油期货(上海原油期货(INE)正式在)正式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上市,意味着国际原油市场开始有了中国原油价格基准,同时也代表我国石油人民币计价体系的正式建立。2018年4月10日大幅放款市场准入,其中,银行业“一放到底”,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将在三年或五年之后“一放到底”。 2018年4月11日公布“金融开放11 条”及具体落实时间表。2018年4月13日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2018年6月28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取消对中资银行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放宽至51%,2021年全部取消外资股比限制。2018年8月23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中,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持续推进外资投资便利化。2018年11月25日 2018年11月25日,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安联集团和集友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安家落户”,安联(中国)保险控股将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公司将注册在上海。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具体事件有：2004—2006年，4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引入“战略投资者”，并成功上市；2015年随着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利率市场化完成最后一公里；2015年“8.11”汇改，提升人民币中间价市场地位后，于2016年2月引入“货币篮子”[注] 2015年12月11日晚间，外汇交易中心正式发布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参考CFETS货币篮子，具体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挂牌的各人民币对外汇交易币种，样本货币权重采用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计算而得。样本货币取价是当日人民币外汇汇率中间价和交易参考价。指数基期是2014年12月31日，基期指数是100点。并在2017年引入了“逆周期因子”后，形成了“收盘价+篮子货币+逆周期因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标志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经基本建立；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在促进资本市场互通互联方面，在QDII、QFII、RQFII制度的顺利推行为资本市场互通互联提供现实渠道的基础上，于2014年11月和2016年12月分别推出沪港通和深港通，为资本市场市场互通互联提供制度基础。

(四)2018年以来：金融开放政策频出，中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深度开放新时代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尽快使金融开放政策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22]”的要求，2018年以来，中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政策频出，靴子不断落地，以石油人民币计价体系建立和放宽持股比例限制为代表，中国金融业已经进入深度开放新时代。

四、中国金融开放成就

通过上文对金融开放概念进行界定我们知道金融开放是指金融业对外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下面从金融开放的这两个方面出发，以5大视角分析中国金融开放40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一)机构开放视角：逐步放宽外国投资者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限制

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经历了从“下限”转向“上限”，又到最后完全放开的历史过程。“下限”是指：1979年7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设置持股比例“上限”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各地纷纷出台政策给予外国投资者“超国民待遇”。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招商引资逐步走向正规，向制度化、合理化迈进，对外国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对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也从“下限”转向“上限”。2006年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规定，单个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此后，中国银监会对《办法》向市场化方向进行了多版修订[注]中国银监会分别于2013年11月、2015年6月和2017年7月对《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做出了取消了原《办法》关于中资商业银行在一个城市一次只能申请设立个支行的限制性规定、明确外资银行入股条件等多项规定。。不断放宽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限制。

2018年6月28日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印发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取消对中资银行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完成了银行业一放到底的“惊险一跃”；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放宽至 51%，到2021年全部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外资准入门槛的不断降低和持股比例限制的不断放宽，对完善国内金融机构内部公司治理，改善公司竞争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市场开放视角：以加强资本双向流动，降低国家融资成本，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为目标布局国内外金融市场互通互联

2002年、2006年和2011年我国先后推出QFII、QDII、RQFII制度，为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供了现实渠道。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资本双向流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战略目标后，中国资本市场加快推进资本双向流动，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互通互联。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启动，迈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关键一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6年12月，深港通的顺利开通实现了香港和内地A股全市场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扩大了两地市场可投资标的[23]。外汇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末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获批额度为983.33亿美元；4月末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额度为994.59亿美元；3月末批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为6 148.52亿元人民币，均有大幅增长。

(三)机制改革视角：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为资本账户开放奠定坚实基础

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三大核心内容[24]。汇率自由化与利率市场化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自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利率市场化进行政策初探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以“放得开，形得成，可调控”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原则，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也在配合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大体经历双轨制时期(1979-1994)、市场化改革起步期(1994-2005)、深化期(2005-2015)与调整完善期(2015年以后)4个阶段。2017年5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式形成“收盘价+篮子货币+逆周期因子”三足鼎立的局面[注]2018年初将逆周期因子调为中性(调为0)，2018年8月重启逆周期因子。，这标志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遵循价值规律，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对改善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和抵御外部金融危机有着重要意义。

陈中飞(2017)[25]的一项研究用实证的方法得出资本项目开放应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完成后进行的结论，并且汇率先行，利率跟随。从中国金融开放的实际情况看，与这一路径大体相符。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创造了条件。截至2017年底，在IMF划分的资本项目账户下的40个子项目中，根据官方数据，我国已经实现完全可兑换的项目有7个，部分可兑换的27个，完全不能兑换的6个，85%的资本项目交易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可兑换。对资本项目限制的不断放宽，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广泛吸引外商投资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曲式结构来分析，《如此温柔》是一首带有回旋曲特点的复三部曲式，ABA构成了第一个复乐段，C为对比性的中段，再现的ABA算是复三部曲式的第三部分。它的回旋性特点表现在：如果把每一个乐段连续排下来，它的结构就是ABACABA。A乐段就成了回旋曲的主部主题，反复出现了四次。而这个乐段的音乐，正是温柔、甜美的主旨之所在，正是李树化想要反复表达和赞颂的内容，是他想再三唱给妻子的内心的歌。

(四)货币国际化视角：以支付结算与计价标准职能为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自1993年中共中央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作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的决定，对人民币国际化做出初步探索以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2016年10月人民币成为篮子货币，国家进一步强化人民币支付结算与计价标准职能，助推人民币向国际货币迈进。

履行计价结算职能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起点和基石[26]。自2009年7月国务院在香港试点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来，无论是在国际上的支付结算还是计价标准上，人民币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人民币支付结算职能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和资本交易中：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方面，2018年1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为1.66%，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收付金额合计9.19万亿元，占本外币跨境收付比重为22.3%，连续7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注]数据来源：《2018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在资本交易方面，2017年，中国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成交折合20.3万亿美元。人民币对外币(不含美元)直接交易即期共成交1.4万亿元人民币，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即期交易中占比为3.32%。

在计价标准职能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在金融产品计价和贸易计价[27]。金融产品计价方面，截至2017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以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合计4.29万亿元，同比增长41.3%。熊猫债累计注册额度5 007亿元，累计发行2 203亿元；贸易计价方面，2018年3月，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原油期货上市是我国扩大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计价结算货币，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2018年5月，铁矿石期货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

一方面是劳动力素质技能偏低。陇西县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劳动技能均偏低，80%以上的务工人员均为初中文化，从事的工种仅局限于各种粗重的体力劳动和机械性劳动，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由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的要求很不适应，是制约陇西县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瓶颈，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内在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务工人员工资水平较低、工作时间长。福州市各大企业的工资普遍较低，绝大多数劳务人员的月工资在2 500～3 000元左右，而劳动生产工作时间都在10～11 h（除3班制外）。

表2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政策梳理

     

改革时间主要措施1994年1月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实现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2005年7月终止了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此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1月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方式,并保留撮合方式,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2007年5月央行宣布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从0.3%扩大至0.5%。2010年6月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2012年4月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5%扩大至1%,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1%扩大至2%。2014年3月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2%扩大至3%。2014年7月取消银行对客户美元挂牌买卖价差管理,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汇率预期分化,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外汇干预。2015年8月强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汇率。2015年12月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强调中间价要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力度。2016年2月“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形成。2017年初CFETS篮子中的货币数量由13种增至24种。缩减一篮子货币汇率计算时段,从原来的24小时改为15小时,即“维持一篮子指数不变”的计算区间从前一日的16:30开始到当日7:30。2017年5月中间价报价模型引入“逆周期因子”。2018年初将逆周期因子调为中性。2018年8月重启逆周期因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五)试点突破视角：以积极有为、大胆尝试的精神充分发挥自贸区在金融开放中的桥头堡、试验田作用

作为贸易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战略区域，自贸区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促进一国经贸发展、发挥对外连接桥梁作用的重要使命。中国自贸区建设从2013年率先成立上海自贸区开始，已经走过5年的发展历程。十九大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1+3+7[注]2013年8月22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4年12月12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3个自贸区。2016年8月31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7个自贸区。”的自贸区建设新局面。2018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中国自贸区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开放桥头堡、试验田作用，对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先行先试。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即金改三十条)，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试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规划，“金改三十条”以服务实体经济，便利跨境投资和贸易为指导思想，坚持开放创新、先行先试，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着力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化外汇管理改革。上海自贸区成立不到一年，便开始了对自由贸易账户业务的探索，资金在自由贸易账户和境外账户之间，可以自由双向流通[28]。

上海自贸区对金融开放政策的成功探索，为其他自贸区建设树立了标杆。天津自贸区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在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深化外汇管理等方面成效显著；广东自贸区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多项试点已经从自贸区走向全省等等。尤其是海南自贸区成立以后，党中央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求海南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2018年11月，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将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积极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鼓励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先落地各项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这将进一步发挥自贸区在金融开放政策制定执行中的桥头堡、试验田作用。

五、金融开放40年的中国经验

总结金融开放政策的成功经验，反思40年开放历程中的不足对进一步发挥金融开放的核心引领作用意义重大。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金融稳定的角度看，贯穿改革开放40年始终的金融开放政策都是相当成功的。我们分别从策略、方法、作用等角度，将金融开放政策的中国经验总结如下。

(一)用思想解放带动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又进一步深化认识进而为新一轮金融开放奠定基础

40年金融开放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每当我国金融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之前都会经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用思想解放带动金融体制变革，加速金融开放。而金融开放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进一步深化认识为下一轮金融开放奠定思想基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社会思想，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公布决议，从顶层设计上完成了中国金融业开放发展的政策初探，做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外汇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等多项决定。随着金融开放措施的不断落地，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由于中国金融开放在入世之前仍处于政策准备期，对加入世贸组织仍存疑虑，当时金融服务业的主流心理是“狼来了”。但事实证明，中国金融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和发展动力，不仅不是“狼来了”，外资金融机构和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对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效率和金融资产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金融开放的认识。

(二)始终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把控节奏、积极有为的金融开放策略

在过去40年的金融开放进程中，中国金融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在探索中审慎前进。由于没有可供直接借鉴的成功经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开放一直在摸索中稳步前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中枢，金融开放的失误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国金融开放一直在把控节奏、循序渐进的原则下推进。我们从金融开放的两大方面对渐进性的特点进行分析：一是金融业开放的渐进性。我们对金融机构的放开经历了从放开业务到放开股权投资的渐进性过程，我们对外资持股比例也不是一放到底，也经历了从下限到上限，到完全放开的渐进过程；另外一方面是资本账户开放及其配套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利率市场化我们遵循“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的渐进性原则，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渐进的，先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再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然后是人民币资本项目部分项目兑换，最后完成放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惊险一跃”，这最后一跃也是我们正在抓紧完成的工作。

在沿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道路推进金融开放的同时，也会相机抓住机遇，把控金融开放节奏，大胆突破，积极有为，把金融开放推上更高台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银行业竞相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助推国有银行注资上市，全面提升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十九大后，我国将自由贸易区作为金融开放政策的试验田，尤其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推进我国金融开放的桥头堡，大胆尝试，积极有为，把我国金融开放引入更高层次和更深领域。

(三)在推进金融开放的具体方法上坚持先试点、后推广

先试点后推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调整，试点加推广的方法被成功运用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金融开放也不例外。从金融机构开放、金融市场互通互联到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被成功运用到金融开放领域内的多个方面。

(1)目标价格提高2%，国产大豆产量增加0.86%，市场价格下降0.5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大豆目标价格提高100元/吨(约提高2%)，政策试点区的产量将提升1.96%，而由于供给增加导致市场价格下降，非试点区的大豆产量会随之下降0.23%。总体来看，国产大豆供给量增加了0.86%。由于国产大豆供给增加，国产大豆市场价格下降0.53%。

从金融机构开放视角看，在推进我国国有银行“引战上市”的过程中，2004年，交通银行率先垂范，按照“重组—引资—上市”三部曲的流程成功上市[29]。交通银行的成功上市起到了试点作用，为其他国有银行“引战上市”提供了现成经验，这一流程被成功复制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上市工作中，又被进一步推广开来；2002年3月21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从8家县市农村信用社拉开帷幕[注]这8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分别是浙江省瑞安市信用联社和苍南县信用社、黑龙江省的甘南县信用联社、吉林省的通榆县信用社和洮南市洮府信用社、福建省的连江县信用社和泉州市的泉港区信用社、内蒙古自治区的扎兰屯市信用联社。，农村信用社的试点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后又将改革试点推向商业银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实现可完全兑换同样体现了先试点后推广的工作方法，1993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后，银行结售汇主体缺少外资机构成为阻碍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完全兑换的最大障碍[30]。为审慎起见，国家先对“一省三市[注]一省三市指：江苏省、深圳市、上海市和大连市。”启动外资机构结售汇试点，条件成熟后在1996年7月1日在全国推开，至此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完全兑换。在金融开放领域践行先试点后推广工作方法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仅举了其中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例。这一工作方法为我国顺利推进金融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我国金融开放过程中摸索总结的一条重要经验。

《条例》的施行对于保护和治理流域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推动整个流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服从流域防洪大局，青浦区牺牲了几千亩良田，承担太湖流域洪水走廊重任，在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中进一步提高了河湖水系吞吐能力和换水效率，为太湖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提升、水环境容量的改善作出了应有贡献。青浦区将一如既往地认真贯彻落实好《条例》精神，从大局着眼，从小处着力，大力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为太湖流域建设和管理作出积极贡献。

(四)积极借鉴国外的金融开放经验并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全方位开放，形成既有层次又各具特点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后，我国积极践行开放发展战略，在消化吸收成功的金融开放经验的同时也总结国外失败的教训，避免重蹈这些国家因金融开放而引发国内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动荡的覆辙。

以就业为导向的前提下《桥隧施工及养护》课程标准，应依据工作实际对学生职业能力要求来设计，加强实践性教学的比重，使学生零距离就业。

从宏观战略上看，我国积极吸取和借鉴澳大利亚等国成功的金融开放经验。总结来看，这些国家的金融开放都是在充足准备下，在国家各级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稳步进行推进。我国在推行金融开放政策初期也积极吸收了这一做法，并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条件成熟，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金融开放政策的尝试。另外，我国还吸收墨西哥、泰国等国家金融开放的教训，始终注意把控节奏，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审慎推进金融开放政策。

在微观方法上，我国借鉴了许多国外优秀经验，消化吸收后将其应用到我国金融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在金融开放政策推行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做出充足的准备，包括建立与金融开放政策相适应的金融法规、整合国内银行业机构，形成几家有竞争力的大型商业银行以及一整套应急措施以防止金融开放政策初期引起的经济波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为顺利推行金融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3]。我国在金融开放初期也借鉴相应做法，如成立4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提升国有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为推进银行业开放奠定基础；制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金融法规，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一定的管制。在汇率改革方面，我们参考国际经验对结售汇头寸进行正负区间管理，并且允许银行持有隔夜的美元兑人民币短头寸，为活跃外汇市场、增强银行管理能力发挥了作用。

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吸取教训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有效避免了“从头开始”的重复探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提前规避了一些金融开放的风险，少走了很多弯路。

(五)稳妥处理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金融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平衡问题，只有不断平衡监管与开放的关系，才能维护金融安全。高风险是金融行业的天然基因，因此必要的金融监管必不可少。金融开放40年也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的40年。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实现金融自由化、放弃金融监管，相反，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两者相互促进，金融开放倒逼金融监管水平不断提高，高水平的金融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积极平衡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的关系。

2018年，我国形成“一委一行两会[注]2018年两会上，国务院公布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与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保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合称"一行两会"，共同接受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监管协调。”的金融监管新格局，监管模式也从分业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升级。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2018年4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防空金融风险的重要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金融开放40年，虽然我国发生过局部性、区域性金融危机，但始终没有发生系统性、全国性的金融风险就是因为我国在推进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平衡金融监管和金融开放关系，坚持有底线的开放。未来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会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我们坚持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监管并重，境内监管与境外监管并举的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为推进金融开放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在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才是我国推行金融开放的核心目标。随着中国金融开放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程度的不断深化，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逐渐凸显出来。从金融业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度中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业的深度开放，越发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的金融开放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外资和先进经验等途径，不断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图1 近10年金融业对GDP贡献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六、结语

金融开放40年将我国逐渐打造成新兴金融大国，中国金融业已从闭关自守发展到了国门大开而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并全球化生存的状态。从金融机构数量角度看，经过40的发展，从一开始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到后来成立3家政策性银行和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再到现在大型国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并举，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发展起来[注]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 截至2017年末，银行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计3 822家，保险类金融机构总数414个，证券类金融机构总数470个。。从金融体系完善角度看，从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最后一公里到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从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到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金融开放40年推动中国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从金融业自身规模和对GDP贡献率看，截至2017年末，中国金融业增加值达65 748.9亿元，与2007相比增长超过4倍[注]数据来源：Wind资讯，2007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为15 173.7亿元。。随着金融开放领域的不断拓宽，程度不断加深，金融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加大，2015年中国金融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8%，超越美、日、英等发达国家[注]Wind数据显示，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于2013年超过美国，于2015年超过英国。2015年，中美日英四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8.4%、7.2%、4.4%、7.2%，中国已超过另外三国。。

在未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参与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虽然中国的金融开放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40年金融开放的过程也存在着缓慢、反复和政策协调性不够等问题[31]。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所处的国际发展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全球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不同步国际金融体系不合理导致新兴市场继续承压、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加大等，中国金融开放事业依然任重道远。

但不容置疑的是，越是开放的领域就越有活力、越有发展动力，越是封闭的领域越容易导致发展停滞和落后。通过对40年金融开放进程、成就和中国经验的总结和梳理，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开放已经成为了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要把金融开放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以开放倒逼改革，用开放促进发展，用金融开放红利引领中国经济奔向高质量未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366.

[2]艾峥.国务院设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N].新京报,2017-07-16.

[3]陆人.可供借鉴的经验——澳大利亚、新西兰金融开放政策一瞥[J].中国金融,1987(2):54-55.

[4]张金清,赵伟,刘庆富.“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开放”内在关系的剖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0-17.

[5]北京国际金融论坛课题组,王元龙.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历程、挑战与应对[J].经济研究参考,2009(4):2-44.

[6]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7]Shaw E S.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8]贾俐贞. 金融自由化与中国金融开放[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5：10-16.

[9]King R, Levine R.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717-737.

[10]林清泉,杨丰.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阈值模型的实证分析[J].应用概率统计,2011,27(2):163-171.

[11]吴卫锋.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兼论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启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34(11):33-45.

[12]章合杰,叶雯,熊德平.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91个国家1995-200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J].上海金融,2015(2):9-14.

[13]陈志刚.西方学者关于金融自由化理论若干反思[J].经济学动态,1999(09):55-58.

[14] Joseph E S.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Economic Growth and Instability [J]. World Development,2000,28(6):1075-1086.

[15]Arellano C, Enrique G M. Credit Frictions and Sudden Stops in Small Open Economies: AnEquilibrium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 for Emerging Markets Crises[R]. NBER Working Paper,2002.

[16]Glick R Hutchison M. Capital Controls and Exchange Rate Instabil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05,24(3):387-412.

[17]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 ( 中译本 )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8]陈志刚.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合理次序与渐进安排: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17-223.

[19]黄金老.金融自由化的最优安排[J].国际金融研究,2002(1):26-32.

[20]姜波克,邹益民.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研究[J].上海金融,2002(10):4-7.

[21]陈雨露,罗煜.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一个述评[J].管理世界,2007(4):138-147.

[22]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4-14(002).

[23]刘伟,邓斌,边江泽.当前沪深港通运行机制与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J].清华金融评论,2018(5):55-58.

[24]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盛松成.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J].金融市场研究,2012(2):11-22.

[25]陈中飞,王曦,王伟.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J].世界经济,2017,40(6):23-47.

[26]赵文兴.人民币国际化推广路径研究——基于国际货币职能的视角[J].金融发展研究,2017(12):60-66.

[27]周先平.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研究述评——兼论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J].国外社会科学,2010(4):129-135.

[28]管涛.自贸区红利:金融开放试点的意义与影响[J].新金融,2014(2):4-7.

[29]朱盈盈,曾勇,李平,何佳.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背景、争论及评述[J].管理世界,2008(1):22-37+56.

[30]金明.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历程及经验[J].南京金专学报,1997(1):9-11+17.

[31]黄益平.积极、稳健地开放中国金融业——《2017径山报告》综合[J].新金融评论,2017(5):1-17.

40 Years of Financial Opening-up: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China’s Experience

WANG Ai-jian1,2, FANG Yun-long1,2, WANG Jing-yi1,2

(1. School of Finance,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2. Coordinat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Binhai Finance in China,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also been the 40 years of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s open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growth.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financial opening up, and divides the 40 years into four historical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the policy preparation stage, the acceleration stage and the new era of financial opening up. The essence of financial openness is the cross-border free flow of financial elements in an economy, which includes the opening of financial industry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opening of capital account. From these two aspects, we analyze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China’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the marketiz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interconnec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s from five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five major experiences of China’s financial opening-up are summarize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re is no systemic risk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financial opening-up is that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gradual and rhythmic strategy of financial opening-up, adhered to the method of financial opening-up which was first tested and then promoted, and constantly balan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opening-up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China’s financial openn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momentum and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e should further expand financial openness, force reform by opening up, promote development by opening up, and lead China’s economy to a high-quality future with financial opening dividends.

Key words：financial openness; economic growth;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China’s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