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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化对欧安全合作的动因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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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 19:37: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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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化对欧安全合作的动因与前景
孙文竹

【内容提要】 2017年以来,在“特朗普冲击”“英国脱欧”及中美博弈加剧等因素影响下,日本在安全领域全面强化同欧盟及北约的合作,在双多边安全交流与制度建设、联合军事行动及装备技术合作等方面实现多层级、多领域推进,并开始向经济安全领域拓展。日本强化对欧安全合作,意在借国际秩序变革机遇实现自身战略转型,在世界新格局中拓展影响范围、扩大安全空间,确保分享“印太”地区发展红利。但是,日欧在威胁认知与安全目标上并不一致、各自内部经济政治压力巨大、再加上美国的战略制约,种种因素都限制着日欧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关系。

【关键词】日本日欧关系 安全战略转型 “印太战略”

2022年6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加北约马德里峰会并发表演讲。这是日本首脑首次出席北约峰会,标志着日本同欧洲的安全合作关系迈上新的台阶。近年来,日本加大对欧安全合作力度,双方在安全领域的交流沟通日趋密切,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内容不断丰富,既推升了“印太”地区安全局势面临的阵营对抗风险,也为中国的周边安全带来更多挑战。本文拟在总结回顾近期日欧安全合作主要动向基础上,分析其背后动因,展望日欧安全关系未来走向,以供参考。

一、近期日欧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向
二战后,日欧虽同属西方阵营,但在安全领域却分属美主导下的两大军事同盟,重点聚焦本土防务。冷战期间的日欧交流合作主要侧重经济领域,政治与安全合作不多。[1]宋黎磊、蔡亮:《冷战后欧日合作模式特征刍议》,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48 — 64 页;陈静静、张勇:《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2 期,第52 — 82 页。冷战后,日欧关系不断提升,彼此认可对方为政治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并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行动中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合作经验。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后,日本改革外交安保政策,扩大安全领域活动范围,开始将欧洲视为重要安全伙伴。[2]鶴岡路人「安倍外交におけtfヨーロッer ――『主流化』tt実現したのfk(後編)」、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研究レポート」、2021-03-23、https://www.jiia.or.jp/researchreport/post-70.html。

2017年后,在“特朗普冲击”“英国脱欧”及中美博弈加剧等因素影响下,日本更加重视对欧合作[3]小久保康之「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EU 関係」、『国際問題』、2020年5月、第41— 49 頁、https://www2.jiia.or.jp/kokusaimondai_archive/2020/2020-05_005.pdf?noprint。,安全合作成为日欧关系的重要增长点,双方在机制建设、联合军事行动及装备技术合作等方面实现多层级、多领域推进,并开始向经济安全领域延伸拓展。

(一)提升各层级安全合作制度化水平
在双边层面,安全合作已成为日本与欧洲主要国家间高层交流的重要内容,各项合作机制持续升级拓展。2017年1月,日英在先前已缔结的《防卫交流合作备忘录》《防卫装备技术转让协定》及《情报保护协定》基础上,签订《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同年9月,英国首相梅(Theresa May)访问日本,两国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2022年5月,日英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达成框架共识。2017年3月,安倍晋三访问法国,同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总统就进一步深化安全和防务合作,特别是“印太”地区海洋安全合作达成共识。日法于2018年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双方《互惠准入协定》协商也接近完成。2018年,日德签署《防卫装备技术转让协定》,2019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访日,同安倍就日德加强安全合作达成共识。2021年,日德签署《情报保护协定》,并举行首次外长、防长“2+2”对话。此外,日本还于2017年同意大利签署《防卫装备技术转让协定》,于2017 — 2022年先后同捷克、乌克兰、芬兰和波兰签署《防卫交流合作备忘录》,日本在欧洲的双边安全合作范围逐步扩大。[1]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 資料編』、第84-88 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R03shiryo.pdf;防衛省『令和元年版防衛白書』、第520-521 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9/pdf/R01shiryo.pdf。

在多边层面,2017年7月,日本与欧盟历经四年共13 轮谈判后,就《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达成原则协议,为双方开展安全合作奠定了法制基础。[2]外務省『令和2年版外交青書』、第96 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该协定于2018年7月与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同日正式签署,将在欧盟全部成员国完成批准程序后正式生效。日欧SPA 规定日本与欧盟之间就“政治、外交与安全政策”展开各层级对话与合作,合作范围覆盖反恐、海洋、太空、网络等40 个领域。[3]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of the one Part, And Japan, of the other Part,” July 17,2018,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81942.pdf.SPA 生效后,日欧双方多次举行由外交、国防部门官员参加的“日欧安保防务协商会议”和外交部门的“SPA 联合委员会会议”,共同商讨安全合作的优先课题及目标计划。[1]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hold consultations on security and defence,” April 15,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ropean-union-and-japanhold-consultations-security-and-defence_en;外務省「日EU 戦略的er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SPA)合同委員会非公式会合の開催」、2022-04-14、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563.html。2020年起,日本开始向驻欧盟使团派驻武官。2021年7月,日本防卫相岸信夫首次受邀出席欧洲议会“安全和防务小组委员会”并发表演讲。

日本与北约之间的安全合作机制亦有发展。2018 — 2020年,日本和北约两度修订双方于2014年签署的《个别伙伴关系合作协议》,先后将“海洋安全”与“东亚安全”纳入合作范围,并约定双方将视形势变化对协议进行定期更新。[2]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Individual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Programme between Japan and NATO,” May 31, 2018,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82902.pdf;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Individual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Programme between Japan and NATO,” June 26, 2020,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068529.pdf.2018年7月,日本驻北约办事处正式成立。此后,日本陆续向“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MARCOM)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派驻联络官员或专家,以加强双方沟通协调。[3]Jeffrey W. Hornung, Allies Growing Closer: Japan-Europe Security Ties in the Ag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RAND, 2020, p.85, www.rand.org/t/RRA186-1.2022年4 — 5月,日本外相及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分别出席北约外长会及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会议,两者均属历史首次。[4]孙绍红、冯铄宇:《勾连北约进亚太,日本居心何在》,载《解放军报》,2022年6月23日,第11 版。

(二)以联演联训强化协同军事行动能力
在实践层面,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与欧洲各国海军频繁开展联合演训,以期提升实战中的互操作性。2017 — 2021年,日本与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在亚丁湾、印度洋东部、南海及日本周边海域共举行双多边联合演习50 余次,内容涉及反潜、防空、海域控制、舰载直升机互降等。[1]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 資料編』、第84-88、99-104 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R03shiryo.pdf;防衛省『令和元年版防衛白書』、第520-521、527-528 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9/pdf/R01shiryo.pdf。2018年、2021年及2022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派遣舰队远赴波罗的海、黑海及地中海,同北约及乌克兰等国开展联合演习。[2]NATO, “NATO and Japan Conduct Exercise in the Baltic Sea,” August 27, 2018,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57770.htm?selectedLocale=en; U.S. Navy,“U.S. Sixth Fleet announces Sea Breeze 2021 participation,” June 21, 2021, https://www.navy.mil/Press-Office/News-Stories/article/2664699/us-sixth-fleet-announces-seabreeze-2021-participation/.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往索马里海域的“反海盗特别行动部队”与欧盟海军部队持续在亚丁湾海域开展联合演习训练,并联手支援吉布提等沿岸国家开展反海盗能力建设。[3]European Council, “Eu-JapanStrategic Partnership,” May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9921/eu-japan-2021-05-final.pdf.此外,2018年起,日本海上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还多次配合执行太平洋部署任务的英、法、德等国海军,跟踪监视可疑朝鲜船只进行联合国制裁禁止的“海上过驳”行为。[4]防衛省「(ⅰ)fu国におけtf国連安保理決議の実効性の確保のための取組」、https://www.mod.go.jp/j/approach/defense/sedori/。

日本航空自卫队、陆上自卫队也同欧洲大国围绕战斗机作战、陆上特种作战等内容开展联合演训。2016年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首次赴日举行联合军演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部队连续开展交流互访。[5]防衛省「英空軍との部隊間交流にxiiiXIVて」、2017-12-25、https://www.mod.go.jp/asdf/news/release/2017/1225/。2022年,德空军司令亲自驾驶战斗机赴日,两国战斗机部队在日首次举行共同训练。[6]航空自衛隊「ドイツ空軍との共同訓練の実施にxiiiXIVて」、2022-09-20、https://www.mod.go.jp/asdf/news/houdou/R4/20220920-2.pdf。陆军方面,2018年,英国陆军派监视和侦察部队荣誉炮兵连(HAC)访日,首次与日本自卫队展开联合演习。次年,陆上自卫队回访该部队并再次举行联合演习。[1]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 資料編』、第85 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R03shiryo.pdf。2021年,法国海军陆战队搭乘法两栖直升机母舰“雷霆”号首访日本,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澳大利亚国防军共同演练了岛屿争夺、登陆作战、巷战等内容。

此外,日本与北约还就共同提升网络防御能力展开合作。2019年末及2021年末,日本两次参加北约“网络联盟”演习,并于2021年4月、2022年4月连续参加“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组织的“锁盾”网络演习,旨在以联合行动阻止假想敌通过网络攻击瘫痪军事指挥枢纽及重要基础设施。[2]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本編』、第332 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wp2021_JP_Full_01.pdf。乃千:《日英合作研发下一代战斗机》,《中国国防报》,2022年8月22日,第四版。

(三)深入开展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
日本凭借自身科技与资本优势,积极与英、法、意等国联合研发先进武器装备。当前日英联合研发的日本下一代F-X 隐身战斗机可谓日欧军备合作的代表性项目,双方为此已开展大量可行性研究,其部分技术将与当前由英国牵头研发的欧洲第六代“暴风雨”战斗机互通。双方还计划向其他国家出口该新型战斗机。[3]「次期戦闘機、日英共同開発へ BAEと協力、伊tì参加」、『産経新聞』、2022-05-14、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514-O7FEJWGHTFKXDCXYQD CFAIAOZU/。与之配套,2018年,日英达成协议,共同研发用于战斗机上的通用射频电波传感器(JAGUAR)和新型空对空导弹(JNAAM)。[4]“Japan, UK to Collaborate on Future Fighter Sensor Development,”The Diplomat,February 18, 2022,https://thediplomat.com/2022/02/japan-uk-to-collaborate-onfuture-fighter-sensor-development/.2021年12月,日英又宣布将由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与日本IHI 公司合作开发新型战斗机所使用的发动机。[5]UK Government, “UK and Japan to Develop Future Fighter Jet Engine Demonstrator,”December 22,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d-japan-to-developfuture-fighter-jet-engine-demonstrator.日法则围绕海上军事装备开展合作,2018年,两国签署联合研发新一代探雷技术协议,将日本的低频率声呐水雷探测能力和法国的声呐数据处理与图像显示技术结合起来,共同研发高性能声呐。2021年起,由日本三菱重工与法国电力公司联合创立的法马通(Framatome)核设备公司开始参与法国下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研发计划。[1]Janes, “France Selects Nuclear Propulsion Option for Future Aircraft Carrier,”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detail/france-selectsnuclear-propulsion-option-for-future-aircraft-carrier.此外,日本还积极参与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与安全之科学”(SPS)项目合作,近年已同葡萄牙、克罗地亚、立陶宛等国就红外探测、核物质探测、创伤快速愈合等技术展开多项联合研究。[2]NATO, “The NATO 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SPS) Programme Country Flyer 2021 JAPAN,” June 2021,https://www.nato.int/science/country-fliers/Japan.pdf.

(四)将“经济安全”打造为新合作点
受新冠疫情冲击及美“全方位大国竞争”认知影响,日将控制前沿科技制高点与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视为“国家安全”重要部分,“经济安全”成为推进对欧安全合作的新着眼点。2019年10月,日本与欧盟签署《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商定在贸易、经济、运输、环境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同推动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的投资项目,并应对美国和中国带来的风险”。2021年2月及2022年1月,日本同英、法分别举行“2+2”对话,均提及要围绕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网络安全、5G 通信等领域展开“经济安保合作”。2022年5月,日本与欧盟建立“数字伙伴关系”,双方宣布将围绕“数据的自由安全流通”开展规则制定、科技研发及“可信赖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3]外務省、「日EU(Ⅷ)ジタFIerートナーシップ」、2022-05-12、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3686.pdf。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日欧经济安全合作内涵进一步拓展。2022年2月,岸田文雄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通话,就合作维护能源安全达成共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日欧在七国集团框架内保持步调一致,冻结俄海外资产、将俄主要银行移除“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禁止从俄进口煤炭、禁止对俄出口军工科技产品,试图通过强力制裁迫使俄转变政策乃至政权更迭,从而以经济手段实现安全目的。

二、日本强化对欧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因
日本强化对欧安全合作,既是为了对冲当下世界秩序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为了谋求“印太”地缘优势,对外拓展安全影响,同时进一步推动国内安全战略转型。

(一)因应国际秩序变革与美国的战略调整
近年来,美国相对实力不断下降,扮演“国际秩序领导者”力不从心。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还是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都体现出美国整体战略的“内顾性”。对此,日本已有清醒认识,2022年其《外交蓝皮书》公开承认“美国国力相对下降”,指出“美国发挥主导力、支撑国际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时代”已告结束。[1]外務省『令和3年版外交青書』、第14 頁、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

日本作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受益者,在安全上长期仰赖美日同盟,美国实力下降给日本带来深刻焦虑,但同时也使日本看到了凸显自身影响、提振国际地位的机遇。日本试图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合作网络,主动充当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次级安全合作网络中心,共同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对冲美国一旦“缺席”导致的安全风险。[2]孟晓旭:《“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 期,第11 — 21 页。欧盟各国与日本意识形态相似,彼此认同,且均认为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与自身安全息息相关,故深化安全合作有共同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早在2013年,日本战后颁布的首部《国家安全战略》便已将欧盟定位为“具有相似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近年随着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力量转移带来的国际秩序变革,以及美俄、中美等大国博弈加剧,日欧双方对“国际秩序”未来前景看法趋于消极,为双方“抱团取暖”提供了更多动能。[1]田赐:《日本与北约加强安全合作的理念和认知基础》,载《战略决策研究》2021年第6 期,第81 — 98 页。

此外,近年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逐步转向大国竞争,反复渲染中国与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意图通过“全政府、全社会、全同盟”的充分资源动员与整合维系优势。为此,美国需要融合盟友军事力量,打造“强大的盟友与合作伙伴网络”遏制中、俄,维护其霸权秩序。[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018,”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此时日本强化日欧安全合作,是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以求“拉住”美国,换取其不重返孤立主义。实践上,美国近年鼓励日本与北约、欧盟及欧洲大国在安全上相互接近,并通过多边联合军演、安全论坛等方式为日欧“牵线搭桥”,美日外长、防长共同参加的“2+2”安保会议亦多次对日欧合作表达认可。[3]“Pentagon Official Touts NATO-Asia Cooperation Amid China Threat,” Nikkei Asia Review, July 1, 2021, https://asia.nikkei.com/Editor-s-Picks/Interview/Pentagon-officialtouts-NATO-Asia-cooperation-amid-China-threat;外務省「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共同発表」、2022-01-07、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84738.pdf。对于这些动向日本积极响应。2018年,时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曾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帮助美国,为其分担负担,并相互合作,因而日欧之间的合作是极为重要的。”[4]外務省「河野外務大臣臨時会見記録」、2018-02-17、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kaiken/kaiken4_000652.html#topic1。

(二)谋求地缘竞争优势,遏制中国崛起
中日国力易位背景下,日本视中国为“印太”秩序的挑战者,不甘放弃塑造“印太”未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性。2016年,安倍政府打出“自由开放印太”旗号,自命为维护“民主自由价值观”旗手,试图以价值观纽带整合美欧力量共同为其站台,充当“印太”地区领袖。为此,日本反复炒作中国对所谓“印太安全秩序”的“威胁与挑战”,声称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目的在于“构建以自己为中心、平行于现行西方主导国际规则体系的地区与国际秩序”。[1]鶴岡路人、「日EU 関係におけtf『中国SSァクター』」、『慶応SFC 学論』、 Vol.21 No.1 2021、第92―113頁、https://gakkai.sfc.keio.ac.jp/journal/.assets/SFCJ21-1-05.pdf。

日本将北约、欧盟及欧洲主要国家视为宣介“自由开放印太”、渲染中国“异质性”与“危险性”的重要平台,重点选择涉海问题这一关系到“海上航行自由原则”的敏感领域进行针对性宣传,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单方面改变现状”,希望将欧洲力量引入“印太”地区,“借力打力”强化对华制衡。[2]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载《日本学刊》2021年第5 期,第59 — 86 页。而欧洲对华防范心理日益加重,也为日本推动日欧安全合作创造了机遇。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中关系战略展望》,将中国定位为“经济对手和推行治理替代模式的制度性对手”[3]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March 12, 2019,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2022年6月的第三版“北约战略概念”更将中国称为“利益、安全与价值观”方面的“系统性挑战”。[4]NATO, “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2021 — 2022年,日本-欧盟定期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均提及“维护东海、南海、台海的和平稳定”,并就涉疆、涉港问题发表无理指责,显示出明确的“遏制中国”导向。

对日欧双方而言,“印太”地区既是重要的经济命脉,也是未来经济繁荣的希望所在,联手强化在“印太”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存在感”,并以“经济安全”为由将安全影响力转化为经济影响力,有利于确保分享未来地区发展红利。欧洲近年对“印太”地区的重视与日俱增,为日欧强化安全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都面对国际地位下滑乃至边缘化的风险,“印太”因而成为两者在全球范围内彰显影响力、谋求主动权的重要舞台。法、德、荷、英、意、欧盟及北约等或者提出各自版本的“印太政策”,或强调对“印太”高度重视,各方侧重点虽不同,但普遍要求强化欧洲同“印太”地区的安全纽带,以弥补先前单纯重视经济合作导致的不足,并期待主导塑造地区秩序。[1]胡志勇:《“印太”视角下欧洲战略动向及其地缘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0 期,第27 — 40 页。在这一思路下,英、法、德等欧洲大国频频向“印太”派遣海军精锐力量以强调其安全存在。作为世界军费排名第九的国家,日本的军事实力堪比法、德等欧洲大国,在“印太”拥有广泛影响与安全合作联系,并有着强烈的对欧合作意愿,自然成为欧洲“进军印太”的重要援手与支点。

(三)推动战略转型,拓展安全领域活动空间
对日而言,深化与欧洲的安全合作,还有利于其“借船出海”,强化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存在感,从而彻底突破战后体制,重新成为“政治安全大国”,实现日本自民党一直以来的夙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不断泛化“自卫”概念,以“日拱一卒”方式逐步绕过“专守防卫”原则,架空《和平宪法》,为开展军事活动赋予正当性。安倍政府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逐步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并修改《自卫队法》,授权自卫队为“盟友及伙伴”提供“军事保护”。通过与欧洲“志同道合国家”开展更多政策沟通与共同行动,不仅使日本自卫队得以利用英法等国在印度洋乃至欧洲本土的港口基地,提升自身力量投送能力,实际上也为其提供了更多“保护对象”,从而拓展了日本的安全活动空间。

加强同欧洲安全合作,尤其是构建正式合作机制框架,也有利于日本“以外促内”,反推日本国内安全战略转型,纾解修改《和平宪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内外压力。例如,从2021年起,安倍晋三、防卫相岸信夫等自民党保守势力,强烈要求日本“参照北约目标”将军费的GDP 占比增至2%[2]「自民fu提言原案 “防衛費PH5年め(ⅵ)に対GDP 比で2%水準に増額”」、NHK NEWS、2022-04-16、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0416/k10013584771000.html。;俄乌危机爆发后,安倍等人甚至一度提出日本应“仿效北约模式”同美国“共享核打击能力”,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应对国际秩序威胁等同于维护日本安全”为由,突破“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中有关“不向交战国转移军用物资”的限制,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物资支援。[1]小熊真也、「ロシアにAUtfウクfflイナ侵略と日本の初期対応の決定過程―NSCに注目して」、NIDS コetasタリー第 210 号、2022-03-17、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ntary210.pdf。

此外,同欧洲国家开展联合演训与装备技术合作,也有利于提升日本自卫队的实战能力。与美国相比,英、法的海陆两栖作战部队及航母战斗群的规模更接近于日本自卫队的相应编制规模,可为日本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经验[2]Jeffrey W. Hornung, Allies Growing Closer: Japan-Europe Security Ties in the Ag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RAND, 2020, p. 100, www.rand.org/t/RRA186-1.;积极参与北约、欧盟的联合军事行动,也有利于日本深化对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中各方行动模式的认识。[3]鶴岡路人、「日欧安全保障協力―NATO とEU PH(ⅵ)のAUうに『使う』fk―」、『防衛研究所紀要』、第13 巻第 1 号(2010年10月)、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kiyo/pdf/bulletin_j13-1_2.pdf。

对欧洲而言,其近年来的安全转型也凸显了日本作为安全伙伴的价值。英国脱欧后,欧盟防务一体化的阻碍被清除,欧盟有意弥补自身军事能力不足的缺陷,强化安全影响力,而全球盟友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4]张蓓:《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1 期,第85 — 104 页。引入日本的资金与技术,还有利于提振欧洲的自主国防工业,避免因过度依赖美国而失去竞争力。[5]MichitoTsuruoka, Daniel Fiott, “EU-Japan Cooperation on Defence Capabilities:Possibilities?” Elcano Royal Institute, May 22, 2020,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en/analyses/eu-japan-cooperation-on-defence-capabilities-possibilities/.同时,北约也需要更多地将目标转向欧洲之外,以缓解内部压力,规避同欧盟之间的功能竞争与重叠。[6]NATO,“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November 25, 2020,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

三、日欧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发展趋势
总体上看,尽管近年来日欧安全合作发展迅速,但此前双方长期以经济合作为重点,相对忽视安全领域,日欧在威胁认知与安全目标上的分歧、各自面临的内部经济政治压力、以及美国制约等因素,均限制着日欧安全合作由具体领域的零散合作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

(一)日欧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是日欧首要安全目标不同。日欧地缘位置的差异,决定双方面临的安全威胁来源与目标存在差别。对欧洲而言,多年来防范与应对俄罗斯始终是其维护自身安全的首要重点,近期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更加凸显俄罗斯对欧洲威胁。而日本尽管对俄采取了系列经济制裁,但在俄反制措施面前仍显局促,且以其当前的军事实力,更无法在安全领域同俄直接抗衡。日本的首要安全目标仍是构建“自由开放印太”以制衡中国,并在中日海上主权纠纷中“争取上风”,但欧洲尽管口头支持“自由开放印太”,实际上却尽力避免与中国直接对立,更不愿贸然卷入中日间的涉海主权纷争。欧盟的“印太战略”则明确承认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

更为关键的是,日欧之间对“印太”秩序的未来走向,特别是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存在深层分歧。日本推动的“自由开放印太”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与意识形态“新冷战”色彩,希望通过整合美欧资源共同遏制中国,助力美国巩固霸权来换取提升自身在同盟体系中的地位。但欧盟的“印太战略”更多地是为了谋求战略自主,希望重新成为地缘政治的主要参与者。[1]James Crabtree, “Where next for EU security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IISS,January 21, 2022,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2/01/where-next-for-eusecurity-policy-in-the-asia-pacific.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明确表示,“欧盟与美国不同,不追求‘新冷战’式的战略对抗”,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更直言,欧洲在“印太”问题上既不会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也不会成为“中国的附庸”。[1]邢瑞利:《欧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探析》,载《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6 期,第81 — 94 页。日欧就“印太”秩序“单极还是多极”的深层矛盾,将制约双方战略互动的进一步深化。

二是日欧当前战略资源均有欠缺。日欧近年来均苦于经济增长乏力,在新冠疫情及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双方都面临着债务高企、通胀率持续攀升等沉重负担,经济复苏前景难言明朗,举债发展军力争议不断,落实难度较大。加之双方都面临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直接制约了军事组织的发展建设。[2]朱京斌:《日本自卫队无奈“变少变老”》,《新民晚报》,2022年1月10日,第10 版。而在实践上,双方的军事力量也不足以互相提供有意义的安全支援,安全合作的象征意义更大。如日本在印度洋或大西洋同欧洲国家间开展海上联合演训,往往需要与其他的任务或训练计划结合进行,以节约成本。包括英国在内,欧洲海上力量亦对大西洋、中东地区及俄罗斯周边的任务需求应接不暇,难以将远及西太平洋的力量投射作为关注重点,对日本最迫切的安全需求呼应有限。[3]Mirna Galic, “Navigating by Sun and Compass: The Future of Japan-NATO Relations,” JIIA Policy Brief, January 15, 2021, https://www.jiia.or.jp/en/column/2021/01/PDF/FINAL_Japan_NATO_Next_Steps_End_Notes_12320.pdf;孟晓旭:《“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 期,第11 — 21 页。

三是日欧内部围绕安全路线均有较大争议。日本当前的安保体制仍然制约日欧深度安全合作,比如日本自卫队援引“集体自卫权”对冲突中的欧洲国家提供武力支持,须经国会批准,且如果冲突被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而非“危机存亡事态”,日本自卫队便只能在战场之外提供支援,不能直接介入冲突,这就使得日本难以为欧洲国家提供具有可靠的安全承诺。同时,“无核三原则”等禁忌也限制了英法核动力航母及潜艇在日本港口停靠修整的可行性。虽然如此,修改安保体制将面临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4]「仏、原子力艦の日本寄港提案 中国台頭念頭 拒否反応の可能性tì」、『毎日新聞』、2021-06-11、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10611/k00/00m/030/041000c。尽管自民党政府长期试图推动修宪以进一步解除行使武力限制,但和平主义思想在日本民众中根深蒂固,专家学者、在野党乃至执政同盟内部的公明党均对“自卫队合宪化”有较强保留意见,公众亦普遍不愿承担被动卷入冲突的风险,这使得日欧安全合作关系只能止步于分领域的军事合作条约,而难以缔结义务明确的军事同盟关系。

同时,欧洲国家间围绕安全行动重点亦有较大分歧,大体可分为三个阵营:脱欧后的英国倾向于同美国及域外伙伴一道,将安全行动范围拓展到全球;法、德等欧洲大国则相对关注欧洲本土安全,同时兼顾“印太”地区事务;波罗的海三国等部分东欧国家则反对欧洲在制衡俄罗斯之外追求其他安全目标。这些分歧使欧盟与北约难以灵活调整既有的演习训练计划,在欧洲之外部署更多军事力量,也使日欧安全合作只能遵循“因国施策”或“一事一议”方式,无法构建整体性的深层安全合作机制。[1]Mirna Galic, “Navigating by Sun and Compass: The Future of Japan-NATO Relations,” JIIA, Policy Brief, January 15, 2021, https://www.jiia.or.jp/en/column/2021/01/PDF/FINAL_Japan_NATO_Next_Steps_End_Notes_12320.pdf;Axel Berkofsky, “Moving Beyond Rhetoric? The EU-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SP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April 2020, https://isdp.eu/publication/the-eu-japanstrategic-partnership-agreement/.

四是日欧安全合作仍受美国制约。从美国角度看,日欧强化安全合作虽有助于其对华“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但也带来了日欧脱离美国设定的安全框架、甚至架空美国的风险,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美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曾就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的“印太部署”公开表示,作为盟友,英国不聚焦在亚洲地区对美国更有帮助。[2]“Britain ‘More Helpful’ Closer to Home than in Asia, Says US Defence Chief,”Financial Times, July 28,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7fb26630-a96a-4dfd-935c-9a7acb074304.同时,美国还对欧洲的“战略自主”动向高度警惕,尤其担忧欧洲自主研发武器装备、提升军事科技水平可能会影响美军工复合体攫取利润。[3]王振玲:《美国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认知与政策立场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5 期,第24 — 44 页。由于日本将日美同盟奉为“安全基轴”,相关的日欧合作将不得不“自我约束”,以避免触犯美国利益,故美国的战略路线决定着日欧安全合作的上限。

(二)日欧安全合作的发展趋势
乌克兰危机影响下,日本借机推进自身“正常国家化”,而欧洲则面临着其全球安全影响力遭质疑、安全资源进一步受俄牵制、自身对美安全依附增强的窘境。日欧安全合作被双方视为对外宣示安全政策、显示自身“存在感”的重要平台,还可借此强调维护“共同价值观”“自由开放秩序”及“海上自由航行”等相关规则的决心。在此基础上,双方或将选择具有较强象征意义且“新增成本”不高的若干领域作为未来合作重点。

一是在太空、网络等“安全高边疆”领域开展合作。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军事理论与作战思想转型期,在美国引领下,法、日、英等国已相继提出综合发挥各军种、各领域能力开展联合行动的理论与概念,如法国的“空地一体作战气泡”、日本的“多次元统合防卫力”,英国的“多域融合”等。这些新理论、新概念对传统作战领域之外的太空、网络控制能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且能够与日欧各自科技研发重点相结合,有望成为日欧未来安全合作的重要增长点。在太空领域,2020年日本建立航空自卫队下属的“宇宙作战队”,北约太空中心也宣告成立。2022年1月,北约公布《总体太空政策》,宣布将“视情与选定的伙伴和相关国际组织进行对接,以利于北约完成其核心任务”。[1]NATO,“NATO's overarching Space Policy,”January 7, 2022,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90862.htm?utm_source=linkedin&utm_medium=nato&utm_campaign=20220117_space.5月,日欧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在包括太空在内的科技研发领域扩大合作。[2]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EU Summit 2022Joint Statement,” May 12, 2022,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3125.pdf.在网络领域,日本与英国及欧盟分别于2022年4 — 5月就“共同构建安全可信的第五代(5G)移动通信系统”与“联合研发第六代(6G)移动通信系统的应用方案”达成共识,未来将合力谋求通讯领域的尖端技术优势,并共同应对网络攻击。[1]《日英就合作构建安全通信网达成共识》,共同网,2022年5月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05/05ec59148675.html;《日本与欧盟委员会就联合研究6G 技术达成一致》,共同网,2022年5月3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05/d7e260a4fd3d-6g.html。

二是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合作开展第三方安全能力建设。日欧均期待将自身“规范性力量”转化为实际安全影响,将通过联合培训、人员交流及演习等方式将自身经验传授给“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视为提升“存在感”的有效方式。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可使日欧共享此前各自在东南亚、南亚及非洲长期积累的人脉网络,拓展影响范围。日本防卫研究所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开展的一项联合研究建议,日本与欧盟可联合发起“印度洋海上能力建设倡议”,其中包括设立共同基金以支持双方及“志同道合伙伴”为印度洋沿岸国家及东盟国家的海军及海岸警卫部门提供训练、共同出资向相关国家提供用于海岸巡逻的船只、以吉布提为基地设立“海域态势感知卓越中心”以共享相关信息并与设在新加坡和印度的信息融合中心展开联动,等等。[2]Luis Simón, TomohikoSatake, “Rules-based Connectivity, Maritime Security and EU-Japan Cooper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Elcano Royal Institute, May 14, 2020,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 ... -the-indian-ocean/.

三是同美国及“印太”地区国家构建“小多边”安全合作网络。近年来,美国调整同盟合作方式,分不同领域构建多组“小多边”机制,以规避大型同盟架构带来的决策效率低下问题,提升灵活性。日、英、法等均参与了多个此类“小多边”机制,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机制”(AUKUS)、缔结于2019年的美英日海军合作机制及缔结于2021年的美英法海军合作机制等。日欧强化安全合作,特别是未来日英、日法签订《互惠准入协议》之后,此类小多边机制将成为美主导下融合日欧力量的重要平台。有日学者称,日本应加入AUKUS 形成“JAUKUS”或“日美英澳海洋国家同盟”[1]「岸田総理fu東南アジアと欧州の両方PH歴訪した『tìう1 xiiiの理由』」、Yahoo!Japan、2022-05-08、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8af23f3d741cdb4cf0bbb45f0a09 dca4c7886293?page=1;「AUKUS参加、米英豪fu日本に打診 極超音速兵器tí(ⅵ)技術力期待」、『産経新聞』、2022-04-12、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412-73VOZUMHBVKTFFHLLJHSZHUYQU/。;亦有法国学者提出,可将英法德拉入QUAD 形成“扩大版四边机制”。[2]BrunoTertrais, Michel Duclos, “After AUKUS: How Could France Reboot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stitute Montaigne, October 4, 2021,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blog/after-aukus-how-could-france-reboot-its-indo-pacific-strategy.此外,英、法也均有意建立独立于美的“印太”小多边机制,未来亦可能将日本拉入其中。例如,英国近年重新激活了同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五国联防”机制(FPDA),日本是其观察员之一,未来可能与该机制在联合演训、后勤补给等方面加强合作[3]永田伸吾「5 カ国防衛取極(FPDA)とアジア太平洋の海洋安全保障~防衛装備·技術面での日英協力の視点fkら~」、笹川平和財団、2017-10-12、https://www.spf.org/oceans/analysis_ja02/_1.html。;2021年1月,法国、日本的驻印使馆曾与印度外交部共同召开“法印日印太问题研讨会”,就海洋安全、数字互联互通等领域的三方合作展开研讨。[4]外務省「イasド太平洋におけtf日仏協力案件リスト」、2021-07-24.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16294.pdf.

结 语
日本在安全领域加强与欧洲的互动与合作,是美全球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国际安全格局由“一元化”转向“多极化”、“印太”地缘战略意义提升的客观反映。但日欧双方以“价值观”作为安全合作纽带,一定程度上易“外溢”形成“西方对非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并被美日霸权竞争策略所牵引,将为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带来消极影响。一是在东海、南海、台海问题上为中国维护主权带来更大挑战。日本通过“三海联动”与“国际化”策略,拉拢欧洲等外部力量对中国实施联合遏制,使中国在维护主权安全时面临更大压力。二是使地区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日欧相互助力成为活跃的“印太安全参与方”,在装备、后勤与作战行动方面提升同美军的一体化水平与互操作性,并通过“第三方能力建设”将其他地区国家纳入安全伙伴关系网络当中,这进一步提升了美军事联盟体系的威慑能力,引发安全困境。三是挤压中国的海外利益空间。美日欧将“安全”议题泛化到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规则、供应链等经济领域,夸大“中国威胁”并实施“联合制衡”,使中国的海外利益拓展面临更加激烈竞争。

同时也应看到,日欧对华的经济依赖,以及相关国家对域外势力介入本地区安全事务的深刻警惕,使日欧难以真正挑起安全上的“阵营对抗”。中国应从战略高度引领把握中日、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以务实合作巩固互利共赢,同时进一步同日欧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对话与防务交流,尽可能增进互信、化解误判与疑虑。同时,也应坚持共同安全原则,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积极推动深化区域安全合作,以对话协商维护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促进“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

【作者简介】 孙文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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