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
——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文雁兵 钟建军

[提 要]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制造业工资；全球冲击波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和追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从全球化视角看，共同富裕是一种包容、开放的发展，亟待探索新的增长方式、参与方式、合作方式和利益分享方式。历史证明，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分工与合作，各国获得了共同发展的机会。

全球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伴随着工资停滞的严重化趋势(李实,2020)。尤其是制造业工资下降困扰很多国家。Friedman(2005)提出：全球化正滑入扭曲运行，给各国都带来了好处和让世界经济交织在一起，但世界变平以后，各国劳动者都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竞争，可替代性较强的劳动岗位将受到严重冲击。随着企业间外包和工业自动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停滞现象愈加明显(见图1)。该现象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全球价值链时代(Acemoglu & Restrepo, 2020)。进口中间产品贸易快速发展并表现为全球进口中间产品关税下降、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笔者用BEC(Broad Economic Category)产品分类方法和CEPII-BACI(HS92版)双边贸易数据库测算发现：1995—2017年进口中间产品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不断上升，远高于同期资本品、消费品和其他产品在全球进口中的占比，均值高达57.1%(见图2)。

width=340,height=221,dpi=110
图1 1995—2014年全球制造业劳动工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测算，下图同。

width=350,height=253,dpi=110
图2 1995—2017年中间进口品等全球占比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影响各国工资停滞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Atkinson, 2000)、贸易自由化(余淼杰和梁中华, 2014)、技术进步偏向(文雁兵和陆雪琴, 2018)等。进口中间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是OECD国家工资变动的重要原因(Köllner, 2016; Asquith et al., 2019)。众多研究将制造业工资的下降归咎于来自他国的出口竞争，尤其是污名化的“中国冲击波” (China shock)，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激增和贸易逆差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工资受损的主要原因(Autor et al., 2016)。这一度成为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借口”(苏庆义, 2014)。纵观已有关于全球制造业工资问题的分析，以及“中国冲击波”的研究，尚存以下不足：

一是缺乏中间品质量视角分析。既有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进口中间品质量(余淼杰和李乐融, 2016)。进口中间产品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钟建军, 2016; 刘睿雯等, 2020)、国内增加值率(诸竹君等, 2018)、出口产品质量(沈国兵和于欢, 2019)。中间品贸易通过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或替代影响进口企业用工(Chen et al., 2017)。这些研究主要从中间产品关税下降和中间产品数量角度发现中间产品贸易对双方国家工资产生重要影响，缺乏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分析。

二是缺乏理论作用机制的分析。无论是上述出口竞争对工资产生负面影响的分析，还是从进口中间产品关税下降和数量增加角度对OECD国家制造业工资(Köllner, 2016)和英国工人工资(Costa et al., 2019)影响的研究，其共同特点都是采用产业或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缺乏中间产品贸易影响劳动工资的机制分析和渠道检验。

三是缺乏全球跨国维度的分析。部分既有文献主要从供应链(Khandelwal et al., 2013)和社会福利(Caliendo et al., 2019)等视角对“中国冲击波”“中国综合症”进行质疑，所有这些文献共同点是将研究对象局限在“中国—某国”特定双边模式，缺乏全球范围的深入分析，结论不具有一般性。

本文首次从中间产品质量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全球制造业劳动工资的变动规律。本文的边际贡献有：其一，基于垄断竞争框架，首次从理论上考察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劳动工资的作用机制；其二，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首次构建了GEKS 指数法，首次从跨国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劳动工资的具体影响；其三，基于中间产品贸易激增是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一发现，首次提出了“全球冲击波”，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

二、理论分析
本文将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纳入CES生产函数，参考Koch & Smolka(2019)的最新方法将劳动者技能与进口中间产品设为可能的互补关系，得出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劳动者工资的理论命题与作用机制。

(一)生产技术
某一家最终产品生产企业i处于垄断竞争型市场，从贸易伙伴国进口N种不同质量的中间产品，再与劳动者匹配进行生产。企业i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为：

width=170,height=32,dpi=110
(1)

width=161,height=38,dpi=110
(2)

width=93,height=49,dpi=110
(3)

式中，i，j分别为进口国和出口国企业，m为中间产品，width=58,height=20,dpi=110分别为中间产品和劳动总投入量(即总需求量)，N为进口中间产品数量。xijm，θijm分别表示企业i从出口国企业j进口的第m种中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width=20,height=23,dpi=110表示企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生产率利得，ε0为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程度。为简化起见，中间产品质量以width=23,height=20,dpi=110形式进入上述模型，ρ为中间产品与技能异质性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并且假设0<ρ<1。σ为不同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σ>1。si为劳动者技能水平，假设劳动者技能si与进口中间产品之间可能的互补关系设置为eθijmsiLi，其中0<si<1。

(二)中间产品需求量与价格
在进口国企业i对进口中间产品需求量等于第j国企业中间产品出口量的均衡下，最终产品生产商对第m种中间产品的最佳需求量可在既定中间产品需求的基础上最小化中间产品总支出求得：

width=293,height=49,dpi=110
(4)

最终产品生产商对第i种中间产品的最佳需求量为：

width=129,height=23,dpi=110
(5)

式中，width=161,height=40,dpi=110是中间产品价格指数。从式(5)可以看出，在中间产品价格指数与市场价格给定情形下，中间产品需求量与其质量正相关。假设一单位中间产品从j国运输到i国需要τijm单位贸易成本，j国工资标准化为1，则从j国进口的中间产品M的CIF价格pMijm为：

width=129,height=32,dpi=110
(6)

式中，ψj(0<ψj<1)体现边际生产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其值越大表明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边际成本越高。式(6)表明，给定其他情形，质量越好的中间产品CIF价格会更高。

(三)静态均衡
在给定最终产品生产商产量情形下，最小化生产成本以求得进口中间产品质量：

width=149,height=49,dpi=110
width=205,height=258,dpi=110
(7)

由式(7)最优化问题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width=176,height=49,dpi=110
width=208,height=32,dpi=110
(8)

将式(8)对width=85,height=23,dpi=110求一阶导数和最优化可得到：

width=243,height=67,dpi=110
width=167,height=49,dpi=110
(9)

推论1：当σ<1+1/ψj时，由式(5)可知，ψj越小，表明出口国生产高质量中间产品的生产率更高。在其他条件给定情形下，该出口国高质量中间产品的CIF价格更低，进而降低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总成本。在此种情形下，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倾向从发达国家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如果该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劳动者平均技能水平较低，则高质量进口中间产品会替代平均技能水平低的劳动者，降低企业的劳动工资。反之亦然。

推论2：与推论1类似，当σ>1+1/ψj时，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倾向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质量中间产品以最小化其生产总成本，互补(替代)其低平均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进而提升(降低)企业的劳动工资。

三、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测度：GEKS价格指数法
随着以零部件和半成品为主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中间产品进口的经济效应(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5)。目前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进口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上，对全球范围内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测度研究相对较少。为准确测算和对比分析不同国家的进(出)口产品质量，本文借鉴Hallak(2006)的EKS双边价格指数和Feenstra & Romalis(2014)的广义EKS方法，构建GEKS价格指数以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的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构造的GEKS价格指数是基于双边Fisher 指数的EKS多边价格指数，具有传递性并保持了理想指数的国家能互换检验的优点，能避免拉氏指数的有偏和不满足国家互换检验的问题。具体分五步进行：

第一步，考察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非位似偏好。考虑进口国k，消费者对产品i需求是支出的函数：

width=193,height=41,dpi=110
(10a)

width=222,height=28,dpi=110
(10b)

式中，width=79,height=23,dpi=110产品质量width=14,height=20,dpi=110随消费者效用函数αk的增加而增加，这样就界定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非位似偏好。在估算λ，αk时，本文将效用函数细化为一国人均GDP。

第二步，考察企业的内生产品质量选择问题。假设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每一个市场销售其中一种产品。i国企业j为每一个市场k同时选择产品质量width=14,height=20,dpi=110和FOB价格width=32,height=20,dpi=110为生产一单位质量为width=14,height=20,dpi=110的产品，生产率为φij的企业需要采用复合投入品width=11,height=20,dpi=110以C-D生产函数形式进行生产：

width=85,height=20,dpi=110
(11)

式中，0<θ<1反映质量收益递减，企业生产率φij服从分布函数为Gi(φ)=1-(φ/φi)-γ的帕累托分布(φi≤φ)。假设国家i和k之间存在特有贸易成本width=14,height=20,dpi=110和从价贸易成本。width=14,height=20,dpi=110为1+从价贸易成本，包括width=55,height=20,dpi=110从价关税)，包含关税在内的CIF价格width=108,height=20,dpi=110扣除关税的CIF价格为width=52,height=20,dpi=110企业出口需支付固定成本width=49,height=20,dpi=110由式(10)可得生产产品质量为width=14,height=20,dpi=110的边际成本为：

width=208,height=20,dpi=110
(12)

式中，复合投入品width=11,height=20,dpi=110的价格以wi表示。由于存在冰川成本，则总出口为width=61,height=20,dpi=110求解利润最大化问题便可以得到FOB价格width=32,height=20,dpi=110包含关税在内的CIF价格width=17,height=20,dpi=110以及最优产品质量width=20,height=20,dpi=110

width=240,height=41,dpi=110
(13)

width=196,height=35,dpi=110
(14)

width=236,height=26,dpi=110

width=146,height=41,dpi=110
(15)

第三步，求解质量调整的进口价格指数。首先，考察出口企业质量调整的价格。假设i国可以出口到k国企业的生产率临界值为width=23,height=26,dpi=110则边际出口企业的质量调整价格为：

width=284,height=26,dpi=110
(16)

由CES加成率得企业利润为width=67,height=26,dpi=110则ZCP条件为：

width=117,height=26,dpi=110
(17)

式(17)右边i国企业出口到k国的固定成本是区别于其他从需求方测度产品质量的关键。参考Feenstra & Romalis(2014)的方法，假设出口固定成本为：

width=264,height=26,dpi=110
(18)

则从i国出口到k国的平均质量调整的价格为：

width=319,height=55,dpi=110
(19)

式中，width=211,height=20,dpi=110为i国出口企业总数。此外，进一步考察质量调整的进口价格。假设每个出口国i将产品出口到两个目的市场k与l，则价格比width=41,height=23,dpi=110可以用来测度进口国k相对于l的质量调整的价格指数。偏好参数αk和αl反映出两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不同偏好程度。为简化计算而又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测度结果，与Feenstra & Romalis(2014)类似，用所有进口国消费者偏好程度的均值width=11,height=11,dpi=110代替αk和αl，i国出口到目的市场k与l的质量调整价格比为：

width=334,height=67,dpi=110
(20)

第四步，参数函数估计。鉴于样本数据中可能存在CIF价格小于FOB价格的可能，首先对实际中的FOB价格和CIF价格做如下假设：

width=269,height=26,dpi=110
(21)

式中，width=23,height=20,dpi=110和width=20,height=20,dpi=110为相互独立的度量误差。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估计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如θ，σ，γ，λ，χ等参数。

本文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Feenstra & Romalis(2014)对上述参数的设定。本文与之不同有两点：一是将Feenstra & Romalis(2014)前4位码行业的各个参数做均值处理，以降低各个参数的行业内部偏差；二是将Feenstra & Romalis(2014)测算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所使用的UN Comtrade数据库替换为CEPII-BACI(HS92版)数据库，修正不同类别产品具有不同计量单位的缺陷，并且将单位统一化为吨。

第五步，进口中间产品价格及中间产品质量。用均值处理完以上参数后将其代入相关计量模型，并借助GEKS方法进行SITC4位码行业-国家层面的价格指数加总，得到单价的GEKS指数(即价格指数)和质量调整的单价GEKS指数(即质量调整的价格指数)，最后二者相除即可得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

图3是样本期37个国家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趋势：(1)中国、俄罗斯、印度、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进口的中间产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美国、加拿大、英国、希腊、日本、爱尔兰、荷兰、葡萄牙、马耳他进口的中间产品质量呈下降趋势；(3)其他国家相对稳定。

图4是样本期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质量高低不同。高等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质量最高，低等收入国家次之，中等收入国家最低。(1)低、中和高等收入国家的分类依据见稳健性检验中的进口国家异质性部分。(2)发展趋势分化。高等收入国家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呈下降趋势，而总样本、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所进口的中间产品平均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四、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本文首先利用全球37个国家-行业层面的数据对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如何影响全球制造业劳动工资进行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机制分析，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width=257,height=38,dpi=110
(22)

式中，t，i，j分别代表年份、国家、行业，被解释变量wage为进口国行业劳动工资，核心解释变量qm是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水平，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均取对数处理。

width=662,height=462,dpi=110
图3 样本期37个国家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趋势

width=348,height=260,dpi=110
图4 样本期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趋势

(二)变量定义
首先，被解释变量wage采用经过CPI平减的制造业劳均工资表示。为了分析劳动者技能的异质性，本文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之社会经济账户中劳动者技能的分类标准，还将制造业劳动工资细分为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均工资hwage、中技能劳动者的劳均工资mwage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均工资lwage。鉴于WIOD2013版社会经济账户中仅有不同技能劳动者报酬占总报酬的比重和工作小时数占总小时数的占比，为能够计算不同技能劳动者劳均工资，还需要不同技能劳动者人数。基于现有数据，只需知晓人均每年工作小时数就可得到不同技能劳动者人数，进而得到不同技能劳动者劳均工资。(2)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人均每年工作小时数直接来源于https://ourworldindata.org/working-hours。

其次，本文采用第三部分方法，估算出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ISIC_Rev3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qm。

再次，控制变量有：(1)劳动生产率lp。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Stansbury & Summers, 2017)，本文用行业劳动报酬与总产出的比重衡量，并分为高级技能hlp、中级技能mlp和低级技能劳动者劳动生产率llp。(2)资本存量cap。工资与资本强度正相关而与资本分散度负相关(Hirsch, 1984)，进口中间产品蕴含国外先进技术，与工人技能存在互补性(Kiyota & Kurokawa, 2019)，本文用行业总固定资本形成衡量。(3)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国外资本，创造就业机会，影响工资 (Zhao, 1998)，本文用各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4)劳动力市场管制labregu。劳动力市场管制会影响工人工资溢价(Koeniger et al., 2007)，本文用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中5B劳动市场管制(labor market regulations)得分来衡量。(3) 网站为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

(三)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三个数据库：一是CEPII-BACI(HS92版)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记载了200多个国家之间5 000多种HS 6位码产品1995—2019年双边贸易交易额与交易量数据(Gaulier & Zignago,2010)。二是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2013版、2016版WIOD分别记载了43个国家1995—2011年、2000—2014年间ISIC_Rev3分类法下35个2位码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三是社会经济账户(WIOD socio economic accounts)。该数据库记载了27个欧盟成员和13个国家ISIC_Rev3分类法下35个2位码行业的产出、就业和工资等数据。本文匹配上述三个数据库，(4) 本文在CEPII-BACI双边贸易数据库中根据BEC_Rev4分类方法筛选贸易中间品，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根据代码15t16，17t18，19，20，21t22，23，24，25，26，27t28，29，30t33，34t35，36t37筛选出制造业行业，将这14个二位码制造业行业与ISIC_Rev3的行业代码进行对照，再将对照好的ISIC_Rev3的行业代码与SITC_Rev2行业代码进行对照，进而得到ISIC_Rev3与SITC_Rev2的行业对照表。 选取了1995—2011年全球37个进口国家样本数据。(5)37个进口国分别是中国、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奥地利、墨西哥、荷兰、瑞典、丹麦、芬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希腊、爱尔兰、立陶宛、拉脱维亚、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测算可知，样本期间，37个国家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均值为86.80%，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表1是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width=745,height=246,dpi=110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表2的结果表明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显著降低了制造业工资。原因是来自国外高质量中间产品会替代部分劳动者，造成劳动力过剩，降低工资(Maria & Virgillito, 2018)。从价格来看，在其他条件给定情况下，进口低质量中间产品意味着进口中间产品价格下降，能增加利润和提高工资，与Köllner(2016)研究结论一致。其次，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控制变量的影响如下：一是在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时，劳动生产率对劳均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与Stansbury & Summers(2017)结论一致。二是行业劳均资本对劳均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由于高质量进口中间产品嵌套了国外先进技术，证实了资本与技术存在的互补关系(Kiyota & Kurokawa, 2019)。三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的影响不确定。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的影响为正。而在控制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的影响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会降低议价工资或者竞争性工资(Zhao, 1998)。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越低，行业劳动者工资则越高，也说明市场力量决定工资的重要性。

(二)内生性检验
现实中，劳动工资上涨可能会倒逼企业进口更高质量的中间产品(Hallak & Sivadasan, 201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与劳动工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产生内生性问题。然而，企业在进口某一种中间产品时直接面临着与其他企业激烈的进口竞争，企业可以通过竞争对手的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来间接衡量本企业的进口中间产品质量。Autor et al.(2013) 在构造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的工具变量时，便选取了其他八个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国家的进口竞争作为美国进口竞争的工具变量。本文借鉴这一思路，用除每个国家之外的其余36个国家每个SITC4位码行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均值作为每个国家每个SITC4位码行业所进口的中间产品质量的工具变量(lnqm_iv)。此外，本文还将解释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以尽可能减轻反向因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并采用多种工具变量识别方法进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见表3)。(6)首先，表3列(1)与列(2)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 0，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即认为进口中间品质量为内生变量，即应该采用工具变量进行2SLS。为得到各个解释变量的稳健标准误，本文进行聚类到国家-行业层面稳健标准误下的2SLS估计，结果如列(3)所示。本文还进一步使用对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进行估计，结果如列(4)所示。若存在异方差，GMM估计比2SLS更有效率，本文为此进一步进行了最优的GMM估计和迭代GMM估计，结果如列(5)和列(6)所示。

表2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width=375,height=398,dpi=110
注：(1)***,**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标准误差聚类到国家—行业层面。

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形下，跨国家的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其制造业行业的工资影响依旧为负，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会降低行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中的结论。

表3 内生性检验

width=745,height=258,dpi=110
注：表3列(3)～列(6)中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且聚类到国家-行业层面；列(1)～列(6)回归中均控制了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

(三)异质性检验
1. 进口国家异质性检验。前已述，中间产品进口对不同国家工资产生不同影响。为探讨该差异，规避国家类型给回归估计带来的偏误，本文尝试按照世界银行1995年的分类办法，将进口国家分为低、中和高等收入三个类别国家进行分样本估计(7)下载地址为：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d ... -content/OGHIST.xls，其中低收入国家2个：中国、印度；中收入国家17个：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印度尼西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土耳其、巴西、捷克、希腊、匈牙利、墨西哥、马耳他、斯洛文尼亚；高收入国家18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德国、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葡萄牙、瑞典、美国。。

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从估计结果看，表4列(1) ～列(3)均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不同类型国家制造业劳动工资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佐证了Costa et al.(2019)的结论。其次，从系数来看，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低等收入国家的负面影响最小。可能原因在于，低等收入国家制造业行业劳动工资支出总水平高于中、高收入国家。这意味着包含中国和印度等两大低等收入国家，更多劳动者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就业压力面前，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替代劳动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

2.技术密集度异质性检验。既有文献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有助于企业获取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Goldberg & Pavcnik, 2007)，进口中间产品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的影响可能不同，本文基于OECD的分类标准(8)https://www.oecd.org/sti/ind/48350231.pdf。，根据行业研发(R&D)强度将制造业分为高、中、低技术密集型三类，以考察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制造业工资的负向影响在制造业内部是否因不同技术密集度而存在差异。

表4 不同进口国家的回归结果

width=375,height=199,dpi=110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国家-行业层面稳健标准误差，且均控制了国家、时间固定效应；限于篇幅，删除Kleibergen-Paaprk LM 统计量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下表同。

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对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会提升该行业工资水平，即国外高质量中间产品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次，对于中、低密集型技术行业来说，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工资的影响为负，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存在替代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者进而降低行业工资的可能。

表5 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的回归结果

width=375,height=199,dpi=110
3.劳动者技能异质性检验。既有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与工人技能呈现互补关系，能够有效提升本国工人技能。本文进而讨论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制造业工资的负向影响在制造业内部是否因劳动者技能异质性而存在差异。表6列(1) ～列(3)显示：从估计结果来看，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不同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均为负，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与不同技能劳动者工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而非以往研究之中的互补关系。从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估计系数来看，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高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影响最大，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影响最小，这可能与行业类别有关系(Kiyota & Kurokawa, 2019)。

表6 不同劳动者技能的回归结果

width=375,height=181,dpi=110
4. 进口中间产品异质性检验。一国不同制造业行业对进口中间产品的需求存在着差异，故而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可能也存在进口中间产品的类型差异。笔者参照Basu(2011)的产品分类方法将进口中间产品分为非燃料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中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矿物类产品共6种进行中间产品异质性检验。如表7所示，不同类型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制造业行业工资的影响存在差异，除进口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之外，进口其余5种产品，其质量越高，越会降低劳动工资。

表7 进口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回归结果

width=745,height=211,dpi=110
六、机制分析
(一)就业破坏效应
既有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会部分取代进口国劳动者(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进而造成工人失业(Caliendo et al., 2019)，采用国外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很可能会取代劳动者，进而降低劳动工资，存在就业破坏效应(Maria & Virgillito, 2018)，即进口中间产品可能会通过就业破坏的渠道影响工资。

表8列(1) ～列(7)分别是总样本、高(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人数，以及低(中、高)等收入国家分样本进行估计。列(1) ～列(4)显示，无论是总样本还是高、中、低技能劳动者，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就业的影响都显著为负。细分国家样本来看，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低、中、高收入国家的就业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以上结论表明，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的确会替代劳动者，对就业产生破坏作用，与Caliendo et al.(2019)结论一致。

表8 就业破坏机制检验

width=744,height=217,dpi=110
(二)研发激励效应
既有研究发现创新对很多行业就业和工资都具有重要作用(Pianta, 2005)。企业通过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有可能抑制进口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影响工人工资(Liu & Qiu, 2016; 张杰和郑文平, 2017)。李丽丽和李荣林(2019)在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时发现，创新是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企业创新与研发投入密不可分，为探讨研发这个机制，本文实证检验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

表9中的被解释变量为研发投入，列(1) ～列(4)的估计结果都表明，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的确会激励研发投入，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与Liu & Qiu(2016)的结论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37个国家，有别于其仅仅关注中国情形。进一步地，研发激励机制都存在于低、中、高等收入国家。这进一步说明了低、中收入国家在实现技术赶超过程中存在这一事实：引进国外高质量中间产品，并增加研发投入，进而高效率地消化吸收再创新。高收入国家本身就是创新的源泉，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自然会激励其增加研发投入。

表9 研发激励机制检验

width=745,height=246,dpi=110
七、进一步讨论：“全球冲击波”
为对比37个国家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制造业行业工资的影响，本文还对每一个国家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从滞后一期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系数可以看出，62%的国家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工资效应为负。其中，57%的国家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工资负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有巴西、保加利亚、丹麦、希腊、印度、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土耳其、英国国家。而对于美国、捷克、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国家来说，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为正，且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中国、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法国、匈牙利、日本、荷兰来说，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制造业行业的工资为正，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表明，在全球范围内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抑制制造业行业工资现象普遍存在于高、中、低三个类型的收入国家。

中间产品贸易占比不断攀升和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不断提升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趋势。本文发现后者通过就业破坏和研发激励两个渠道降低全球制造业工资。这是全球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和一个必经阶段，是市场规律形成的“全球冲击波”，人工智能正在放大这个冲击(Acemoglu & Restrepo, 2020)。

表10 37个国家的估计结果

width=745,height=293,dpi=110
注：为了方便对比，本表仅列出来滞后一期的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

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次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的变动规律，从理论上系统考察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劳动工资的作用机制，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测算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持续上升，高收入国家则持续下降。实证研究发现：一是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劳动工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二是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是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三是进口中间产品质量显著降低全球制造业工人工资，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和必经阶段，是暂时性的“全球冲击波”。

面对“全球冲击波”，各国需要科学看待和理性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与成本，妥善处理国内矛盾与发展问题，尊重全球化中的自然规律与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

第一，尊重全球化与市场化规律。尽管当前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以及应当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变动规律，关注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贸易结构的显著变化及其重要影响。

第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在嵌入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加快构建国内价值链，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是逐步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理者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间产品进口通过就业破坏渠道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三，切实提升普通劳动者收入。包括制造业劳动者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客观存在的全球现象。应加快推动制造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做好收入再分配，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为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奠定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李实，2020：《全球化中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事实、根源与启示》，《探索与争鸣》第8期。

李丽丽、李荣林，2019：《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南方经济》第5期。

刘睿雯、徐舒、张川川，2020：《贸易开放、就业结构变迁与生产率增长》，《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毛其淋、许家云，2015：《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制度环境与生产率演化》，《世界经济》第9期。

苏庆义，2014：《把脉中国综合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3。

沈国兵、于欢，2019：《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世界经济研究》第12期。

文雁兵、陆雪琴，2018：《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机制分析——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经济研究》第9期。

余淼杰、李乐融，2016：《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3期。

余淼杰、梁中华，2014：《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7期。

钟建军，2016：《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6期。

诸竹君、黄先海、余骁，2018：《进口中间品质量、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张杰、郑文平，2017：《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经济研究》第3期。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2020, “Unpacking Skill Bias: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10: 356-361.

Asquith, B., S. Goswami, D. Neumark, and A. Rodriguez-Lopez, 2019, “U.S. Job Flows and the China Shoc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8(C): 123-137.

Atkinson, A. B., 2000,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s”,German Economic Review,1(1): 3-18.

Autor, D. H., D. Dorn, and G. H. Hanson,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Autor.D.H.，D.Dorn，and G.H.Hanson，2016，“The China Shock：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8：205-240.

Basu, S. R., 2011, “Retooling Trad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es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Exports Matter for GDP Per Capita?”,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Study Series No. 48.

Caliendo, L., M. Dvorkin, and F. Parro, 2019, “Trade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China Trade Shock”, Econometrica, 87(3):741-835.

Chen, B., M. Yu, and Z. Yu, 2017, “Measured Skill Premia and In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9: 31-42.

Costa, R., S. Dhingra, and S. Machin, 2019, “Trade and Worker Deskill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919.

Feenstra, R. C., and J. Romalis, 2014, “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genous 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2):477-527.

Friedman, T. L., 2005,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aulier, G., and S. Zignago, 2010, “BACI: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base at the Product-level. The 1994—2007 Version”,CEPII Working Paper No.2010-23.

Goldberg, P. K., and N. Pavcnik, 2007,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1): 39-82.

Hallak, J.C., 2006,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 (1): 238-265.

Hallak, J.C., and J. Sivadasan, 2013, “Product and Process Productivity: Implications for Quality Choice and Conditional Exporter Prem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1):53-67.

Hirsch, B., 1984,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1):55-64.

Khandelwal, A. K., P.K. Schott, S. J. Wei, 201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2169-2195.

Kiyota, K, and Y. Kurokawa, 2019, “Intermediate Goods-skill Complementarity”, Keio-I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9-013,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Studies, Keio University.

Koch, M., and M. Smolka, 2019, “Foreign Ownership and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8): 84-104.

Koeniger, W., M. Leonardi., and L. Nunziata, 2007,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Wage Inequality”, ILR Review, 60(3):340-356.

Köllner, S., 2016, “Import Penetration and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Growth: Evidence from 12 OECD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Working Paper.

Liu, Q., and L. D. Qiu, 2016,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Patent Filing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166-183.

Maria, F. C., and E. Virgillito, 2018, “The Innovation-employment Nexus: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ory and Empiric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2(1):83-117.

Pianta, M., 2005,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edited by D. M. J. Fagerberg and R. Nels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sbury, A. M., and L. H. Summers, 2017, “Productivity and Pay: Is the Link Broke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65.

Zhao, L., 1998,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Wages and Employ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0(2):284-301.

THE PUZZLE OF WAGE STAGNATION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SECTOR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
WEN Yanbing1，2 ZHONG Jianjun3

(1.School of Economics，Jiaxing University；2. Institute for China Common Prosperity Research，Jiaxing University；3. Business School，Ningbo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wage stagnation phenomenon of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se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pid growth of intermediate product trade and its quality. First，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wage-determination model under open condition based on the D-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framework and the research of Koch & Smolka(2019)，and finds that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 affects the fluctuation of wages in all countries. Second，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eenstra & Romalis(2014)，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GEKS index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 at the level of product-industry-country or region，and then uses the CEPII-BACI(HS92)trade database to estimate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 in SITC_Rev2 four-digi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quality imported from 248 export markets in 37 countries during 1995-2011. It shows that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s an obvious rising trend，but the differentiation is serious. It rises in the middle- and low-income economic entities and declines in the high-income economic entities. Finally，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identifies the specific impact of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 on manufacturing wages in import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at the transnational or region-industry level.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The qual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 has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effect on global manufacturing wages，and the reduction effect is the greatest in middle income economic entities，middle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high skilled labor forces and the importing minerals industries.(2)The quality of the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 reduces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wages through two mechanisms，employment destruction effect and R&D incentive effect.(3)The effect of the quality change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 on manufacturing wages is a market law and a temporary “global shock”. These findings explain the puzzle of wage stagnation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sectors and inspire countries to respect the laws of nature and market in the globalization，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ointly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shock，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and jointly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qual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GEKS index；manufacturing wages；global shock

*文雁兵，嘉兴学院经济学院、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邮政编码：314001 ，电子信箱：larrywen@126.com；钟建军(通讯作者)，宁波大学商学院。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企业动态视角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20YJC790188)、浙江省社科规划对策应用类课题“用标准化行动推进浙江‘一带一路’ 战略枢纽建设”(18NDYD33YB)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杨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