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外流是否“反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

消费外流是否“反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
余红心1 赵袁军2 刘正凯3

(1.上海商学院商务经济学院，上海 200235； 2.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3.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消费层次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在开放经济下，消费层次的提升伴随着消费外流，消费外流是否“反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本文选取2008—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外流对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抑制影响和拉动作用。当一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存在着抑制影响；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时，则起到拉动作用，即“反哺”；并且，影响机制不因收入水平的差异而变化，考虑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分时期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对消费外流影响的研究，为理解我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 消费外流； 产业结构升级； 高质量发展； 系统GMM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伴随着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是重要的战略决策。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需供、需齐发力，一方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另一方面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基于恩格尔效应，居民消费升级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6]，然而利用我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部分研究发现居民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7-8]。已有学者从居民收入分配、市场封闭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解释[9-10]，但局限于封闭市场，未对开放经济进行探讨。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诸多学者从消费外流角度进行了解释[11-13]。

消费外流是本国消费者在境内购买国外商品和服务，以及在境外进行消费的行为。相比于前者，后者不仅体现消费对象层面上的购买力外流，而且引起消费中附带的购买力外流[12]。基于价格差异[12]、质量差异[14-16]以及多样性选择[14,17]，在开放经济下，消费外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随着我国居民消费快速升级，而国内高质量供给相对不足，消费外流日益明显。商品质量差异成为我国消费外流的重要原因，周文等(2016)[14]研究认为由于国内高端商品市场发展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随着收入增多，更多的消费者追求商品的品质而购买境外商品；刘志彪(2017)[15]认为“内需外溢”现象根源于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内企业不能提供与内需相匹配的高质量的有效供给；孙早和许薛璐(2018)[16]将消费者消费需求外溢归因于供给端产业创新不足而引起的产品质量低下。

消费外流造成“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外流——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动力”的不利影响。对于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严重的消费外流无疑是其摆脱经济困境的阻碍[12]。现有文献关于消费外流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皆认为前者对后者产生不利影响，作为全球化现象，若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仅有不利影响，这背离我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内涵；并且，不利影响的结论主要基于产品质量差异所造成的消费外流。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偏好多样性特征，消费者对不同的商品有着不同的偏好，商品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性偏好[18-19]，这也是同质产品贸易发展的动因。不同动因的消费外流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本文通过梳理消费外流动因，重点分析了基于商品质量和多样性选择两类消费外流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逻辑演绎基于商品质量、多样性选择动因的消费外流是否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影响或拉动作用，为现有文献对我国当下消费外流产生不利影响的结论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第二，本文选取跨国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探究抑制影响或拉动作用的存在性，并分析抑制影响或拉动作用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主导作用。第三，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检验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是否因不同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的差异而发生改变；以及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影响机制是否稳健。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提升供给质量，释放消费潜力；在国际循环中，也需不断推进新开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我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各国贸易壁垒尤其是关税壁垒也将有所下降，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商品“套利”行为也将趋于减少。消费外流更多地表现出消费者对商品质量以及多样性选择的动因。因此，本文从消费者对商品质量差异以及多样性选择角度来探讨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商品的良好质量是消费者购买的首要诉求[20]，可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动机[21]。消费者优先考虑商品质量，在商品质量相同的情况下追求商品的多样性。由于消费外流中境外消费造成的高端购买力外流高于境内消费所造成的购买力外流[12]，并且境内消费所造成的购买力外流难以剥离，为方便分析，本文以境外消费视角进行理论分析。

假定一国(地区)的消费者在[0，1]均匀分布，受消费者自身收入水平决定，收入水平越高越趋向于消费更高质量的商品；国内提供的某一商品质量为σ，0<σ<1，位于[0，σ]区间的消费者购买本国商品，位于[σ，1]区间的消费者购买外国商品，即1-σ表示消费外流，是基于商品质量差异的消费外流；当本国生产能够满足国内居民消费时，国内居民消费不仅购买本国商品，基于消费者偏好多样性选择，也会购买其他国家(地区)商品，即消费者追求商品多样性而产生的消费外流。

在全球化视角下，假定有N个国家或地区，第一个国家(地区)其商品质量为σ1，0<σ1<1，i国家(地区)(i≥2)提供的商品质量为σi=1。第一个国家(地区)1-σ1的消费者购买其他国家(地区)i商品的概率为φ1,i，购买量为Φ1,i，1-σ1=∑φ1,i×Φ1,i；i国(地区)消费者不仅购买本国(地区)商品，为追求多样性，将购买j国(地区)同质量的商品，购买的概率为φi,j，购买量为Φi,j，其中i≠j，i、j>1。

对所有国家(地区)而言，生产此类商品企业(行业)的利润是需求量的增函数，即πi=F(σi+∑φj,i×Φj,i)，π′>0，其中j≠i。当i=1时，∑φj,i×Φj,i=0，即第一个国家(地区)的购买力流出却无购买力流入，此时第一个国家(地区)的利润未能实现增长。上述的分析是假定居民收入水平不会发生变动，属于一种静态分析。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层级也将不断上升，消费者进一步消费更高质量的商品，从动态分析来看，消费者的区间从[0，1]向右平移为[0*，1*](见图1)。因此，缘于商品质量差异所引起的消费外流的第一个国家(地区)提供商品的质量为width=146,height=17,dpi=110国家(地区)提供的商品质量依旧为width=61,height=17,dpi=110较于前一阶段的需求，第一个国家(地区)此类商品的需求减少了0*-0，相应的利润有所降低。利润发挥生产要素的引导机制，使要素、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进行转移，实现资源在产业间、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通过产业间关联效应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商品质量差异的消费外流削弱要素、资源，失去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进行转移的动机，进而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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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商品质量、多样性与消费外流

H1 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抑制影响。

此外，当i>1时，∑φj,i×Φj,i≥0。可见，至少有一个国家(地区)的需求有所增加，实现利润的增长，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地，基于质量差异的消费外流受制于一国(地区)本身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满足了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故此基于多样性选择的消费外流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反过来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可见，当一国(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其商品质量相对较低，从而引发消费外流，此类消费外流对一国(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抑制影响；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时，一国(地区)市场能够满足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为追求商品多样性而转向购买其他国家(地区)同等质量的产品及服务，由此带来的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起着拉动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和假设3。

H2 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拉动作用。

H3 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影响或拉动作用取决于自身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及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间跨度为2008-2019年，共含183个国家(地区)，样本总量为2 196，剔除缺失值后样本量为1 524，包含127个国家(地区)。按照2013年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地区)以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本文将127个国家(地区)分为高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低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我国是中上等收入国家(地区)之一。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诸多文献根据克拉克定律将非农业产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22]。例如，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23]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总体的比值反映产业结构升级。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消费需求更注重于高质量的商品与服务，尤其是对服务的需求[13,24]。因此，本文选取服务业增加值占农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之和的比重，即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记为istru。消费外流包括境内消费和境外消费，为保证数据的可得性，借鉴刘胜和冯海波(2016)[12]对消费外流替代指标的选取方法，以境外消费外流作为替代指标，将国际旅游支出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指标，记为outflow。本文将国际旅游支出与GDP转换为现价美元，再进行比对。之所以将国际旅游支出除以GDP(单位：现价美元)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消除因汇率变动造成相对价格差异的影响；第二，消除经济体存量差异的影响。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表1显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之间的消费外流均值相差不大，侧面反映出消费外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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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T表示样本量，下同。

(二)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设定计量模型之前，本文绘制出总体样本2008-2019年消费外流(平均)和产业结构升级(平均)的散点图(见图2)。通过散点图可以发现消费外流与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从消费外流流出国(地区)角度来看，一国(地区)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的消费外流反映出总体消费购买力在全球的流动水平，但是严重的消费外流可能导致消费购买力“入不敷出”。因此，在实证模型中加入消费外流的二次项作为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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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消费外流与产业结构散点图

选取的样本包括127个国家(地区)，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文化等差异较大，利用混合OLS回归分析可能造成回归系数的偏误，因此本文选取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基于此，实证分析基准模型如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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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1)中，i表示国家(地区)，t表示年份，istru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outflow表示消费外流。μ为随机误差项。γ为国家(地区)个体层面不可观测的因素，如文化习俗等；同时，γ也包括可能会引起国家(地区)产品及服务之间相对价格差异的相对固定的因素。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中，各个国家(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较多，并且在各个国家(地区)所处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连续性，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25]的分析方法，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进行控制，这种做法避免了控制变量选取的随意性，同时能够更好地贴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由此式(1)可变为

istruit=β0+β1outflowit+β2outflowit+width=322,height=17,dpi=110γi+μit

(2)

式(2)中，由于回归变量中含有因变量的交互项，模型存在着内生变量。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将所有解释变量视为内生性，以滞后项和差分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广义矩估计(系统GMM)。一般而言，系统GMM估计结果是否合理需要进行两种检验：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是否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认别问题。第一种检验主要检查残差是否存在二阶(或更高阶)序列相关，第二种检验通常采用有效矩估计的J检验，从而判定工具变量是否合理。同时，Roodman(2009)[26]指出，动态面板模型的自变量(内生变量)估计量位于混合OLS估计量(上偏系统GMM估计量)和固定效应估计量(下偏系统GMM估计量)之间，在国内文献中也有此应用[27]。因此本文进行系统GMM回归分析时，利用混合OLS和固定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实证分析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详见表2。表2显示出，残差序列相关检验得到的p值为0.475 1，有效矩估计的J检验(Hansen检验)的p值为0.579 9，验证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同时，系统GMM回归中自变量系数估计值(绝对值)皆位于固定效应回归系数估计值(绝对值)以及混合OLS回归系数估计值(绝对值)之间，侧面验证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β1、β4显著为负，β2、β3显著为正，表明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稳定。不考虑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影响(即β3=β4=0)，消费外流同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U”型关系(β2>0；β1<0)，但主要集中于“U”型的左侧。

表2 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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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中为估计标准误差；(2)系统GMM回归采用两阶段回归估计；(3)2008-2019年段选取自变量滞后1阶和滞后2阶作为工具变量；(4)ar2、ar2p分别表示残差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的统计量及其p值，hansen、hansenp分别表示工具变量过度检验的统计量及其p值。下同。

(二)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
表2显示β3、β4≠0，且β3/|β1|和|β4|/β2大于1，意味着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仅依赖消费外流，而且依赖于自身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为进一步明确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计算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取均值下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偏效应，即平均影响，见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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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width=237,height=23,dpi=110根据式(3)，本文计算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的偏效应(见表3)。表3显示出在2008-2019年时间段，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区间坐落于倒“U”型的左侧，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拉动作用，即“反哺”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H2。同时，以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均值代入式(3)，结果发现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的偏效应皆坐落于“U”型的左侧，即我国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抑制影响，因为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均值未达到总样本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均值。

表3 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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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收入阶段下偏效应的变化
我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水平国家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重要攻关。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地区)间，消费外流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是否不同，也有待检验。已有研究认为高收入国家对于高质量产品具有更强的偏好，对高质量产品的相对需求更大[28-29]。

本文将高收入水平国家(地区)和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归为一类(样本一)，将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与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归为一类(样本二)，对比偏效应的变化。表4再次验证了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仅受制于消费外流，也取决于自身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表4 分收入阶段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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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样本一选取自变量滞后1阶作为工具变量；(2)样本二的回归中加入collapse，对工具变量进行控制。

表5显示，在样本一中，偏效应位于倒“U”型的左侧，表明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拉动作用。而在样本二中，偏效应位于“U”型的左侧，即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抑制影响，验证了H1。对比两类样本，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情况下，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影响；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时，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拉动作用，验证了H3。由此，作为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的我国既有迈入高收入水平国家(地区)的机会，又面临着回落到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地区)的风险。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尽管现在位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均值较低，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影响较为明显。

表5 分收入阶段偏效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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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平均影响基本上是位于“U”型或倒“U”型的一侧，需对模型重新设定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8-2019年，考虑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有必要分时段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
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稳健性分析的模型设定如式(4)。

istruit=α0+α1outflowit+α2(istruit×outflowit)+γi+μit

(4)

式(4)中也含有内生性，同实证分析的方法相同，稳健性分析采用系统GMM回归方法。较比于式(2)，由于内生变量减少了2个，选取的工具变量个数也相应减少，降低了工具变量选取过多而造成过度识别问题的可能性[27]。并根据式(5)，计算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

istruitwidth=208,height=20,dpi=110

width=196,height=20,dpi=110
(5)

其中，width=111,height=20,dpi=110

1.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表6中系统残差序列相关性以及Hansen检验的结果显示稳健性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系统GMM回归中自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位于固定效应回归系数绝对值(下偏)与混合OLS回归系数绝对值(上偏)之间，再次验证稳健性检验中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同时，α1显著为负，并且α2显著为正，意味着影响机制是稳定的；α2/|α1|大于1，表明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仅受消费外流影响，而且受制于本身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表6 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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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统GMM回归中加入collapse，选取自变量滞后1阶作为工具变量。

2.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

表7显示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为正，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反哺”。同时，我国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影响偏效应依旧为负，这是由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均值未达到总样本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均值，与表3的分析结论相一致。

表7 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稳健性检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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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收入阶段下偏效应的变化

对比两个样本的回归结果，表8、表9显示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变化归因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不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情况下，偏效应为负，抑制影响存在；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时，偏效应为正，拉动作用存在，与表5的分析结论相一致。

表8 分收入阶段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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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样本一回归中加入collapse，选取自变量滞后1阶作为工具变量；(2)样本二的回归中加入collapse，选取自变量滞后1阶到滞后3阶作为工具变量。

表9 分收入阶段偏效应的变化(稳健性检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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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将2008—2019年时间段分为2008—2011年、2012—2019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分样本稳健性检验。

1.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表10显示分时间段回归得到的各自残差序列相关检验、Hansen检验结果皆验证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系统GMM回归中自变量系数估计值(绝对值)皆位于固定效应回归系数估计值(绝对值)以及混合OLS回归系数估计值(绝对值)之间，侧面验证了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同时，不考虑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影响(即β3=β4=0)，消费外流同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U”型关系(β2>0；β1<0)，β3，β4≠0，且β3/|β1|和|β4|/β2大于1，表明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依赖消费外流、自身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表2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地，分样本、分时间段下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论依旧稳健(见表11和表12)。

表10 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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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8—2011年段以及2012—2019年度段皆选取自变量滞后1阶作为工具变量。

表11 样本一中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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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08—2011年段选取自变量滞后1阶到滞后3阶作为回归工具变量；(2)2012—2019年段回归中加入collapse对工具变量进行控制。

表12 样本二中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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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08—2011年段选取自变量滞后3阶到滞后1阶作为工具变量；(2)2012—2019年段选取自变量滞后1阶作为工具变量。

2.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

表13、表14显示在2008—2011、2012—2019年时间段，偏效应为正，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拉动作用；而我国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偏效应为负，与实证分析结论相一致。

表13 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稳健性检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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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分收入阶段偏效应的变化(稳健性检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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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消费外流作为经济全球化在消费方面的表现，对一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的影响。早期对我国消费外流的研究聚焦在奢侈品，然而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的“奢侈品”逐步转向“正常品”[30]，现阶段对我国消费外流的研究认为消费外流是因高质量商品供给相对不足，并抑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不同消费外流的动因，本文逻辑演绎不同动因下消费外流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提出假设，利用世界银行及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通过逻辑演绎，本文分析商品质量和多样性选择两类消费外流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基于商品质量动因的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影响，而基于多样性选择动因的消费外流对一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拉动作用。逻辑演绎的结论与现有研究中我国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影响相一致。第二，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既存在抑制影响又有着拉动作用，这取决于一国(地区)产业升级水平，即高级化水平。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时，消费外流对一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拉动作用，即“反哺”产业结构升级；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消费外流对一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影响。较比于样本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均值，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值较低，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偏效应为负，即有着抑制影响。第三，消费外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并未因不同国家(地区)收入水平的差异而发生改变，且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影响机制依旧稳健。

基于以上结论，既要满足国内居民对高质量产品消费的需求，又要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构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消费外流有所减缓，同时国内率先恢复经济生产运行，并涌现出新的经济业态，如在线经济得到发展，部分产业链得到强化。充分把握经济恢复运行的时间窗口，以新基建、5G技术等为引领，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促成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的提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二，正视消费外流的存在。由于境外消费所造成的高端购买力的流失程度高于境内消费，因此，在对国外高质量商品进行国内替代的同时，需鼓励并支持国外高端产品及服务在国内进行生产和供给，需有条不紊地引进外资，营造良好的生产和消费氛围，如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伪劣商品及虚假服务的惩处等，并借此推动国内跨境电商的发展和行业高质量标准的制定。第三，在吸引外资以在国内进行高端产品及服务生产和供给时，需要考虑本土企业相应的产品以及服务的竞争力。吸引外资提供国内消费者需要的高端产品和服务，从短期来看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长期而言将有效地激发国内自主生产，倒逼本国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提升。我国各个行业和部门产品及服务的竞争力与国外的差距有所不同，需甄别测度不同产品及服务的国内引进所造成的利弊，有步骤、有选择性地进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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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onsumption Outflow “Feed Back” A Country’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YU Hong-xin1, ZHAO Yuan-jun2, LIU Zheng-kai3

(1.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200235,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ancy,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3.Fanha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Fina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ies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n open economy, the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levels is accompanied by consumption outflows. Does the outflow of consumption “feed back” the upgrading of a country’s industrial structure? We select the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9 and use the systematic GMM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outflow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umption outflow has a restraining influence and a pulling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When the advanced level of a country’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low, there is a restraining effect. When the advanced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high, it plays a pulling role, that is, “feed back”,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is not due to differences in income levels. Changes are still valid after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conducting robustness tests over time.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outflow, and provide new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new pattern of double cycle development.

Key words：consumption outflow;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ystem GMM model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22)01-0100-14

收稿日期：2021-02-10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0BGL007)。

作者简介：余红心，男，上海商学院商务经济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消费经济、平台经济与循环经济研究；赵袁军(通讯作者)，男，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创新创业与创业投资、管理会计学研究；刘正凯，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研究员，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 胡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