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外围”架构及其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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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外围”架构及其当代价值
□亓为康，武香慧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成因、表现及其趋势的重要理论工具。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轨迹和马克思本人对经济危机现象的探索历程的基础上，基本矛盾危机论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理论，而各种类型的单因危机论和多因素综合危机论可被看作包裹着内核理论的外围理论，二者共同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外围”架构。这种分析框架的提出有助于对不同层次的危机理论进行科学区分，进而澄清由具体危机阐述到危机根源分析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单因危机论；多因素综合危机论

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马克思为危机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深层次、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宏大的研究视野和理论解释力迄今为止仍无可比拟。但正如西蒙·克拉克所指出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1](p5)由于马克思只是大致完成了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而且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对经济危机进行集中论述的专门篇章，这导致后续的研究者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的具体解释难以形成普遍共识，甚至有学者因此认为马克思给出的危机线索是非常零散且缺乏一致性的。虽然目前学界已经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2][3]，但是关于该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各理论支流之间的内在关联却往往语焉不详。因此，笔者拟通过回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轨迹以及马克思本人对经济危机的探索历程，提出一种“内核—外围”分析架构，以期从理论层面解释由具体危机阐述到危机根源分析的逻辑联系。

一、单因危机论与综合危机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外围框架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作为“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4](p582)，应该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从抽象到具体逐步地展开，因此，马克思在著作中并没有单独设篇章加以论述。这样一种叙述方面的安排体现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严谨性，即不以任何先验的结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研究角度各异、整体上不易把握的难题。在马克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学者分别从零散的论述片段出发，有选择性地援引马克思文本中的某些论述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对马克思危机理论作出了多维阐释，逐渐形成以“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论”为代表的单因危机论（mono-causal），以及将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结合起来的综合危机论（multi-causal）。这些危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解释经济危机的主流，并由此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外围框架。

（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论
比例失调指的是社会再生产中各部类之间及部类内部没有按比例进行生产，导致生产的商品无法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现象。当这种现象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发生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积累打破自身限制、无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从而造成生产的比例混乱时，资本受供求关系作用在各部门间进行重新分配仅仅是一个次要的趋势，市场竞争会“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5](p397)。后来的研究者在承袭马克思这一分析思路的基础上发展了比例失调危机说。历史地看，比例失调论主要是在第二国际时期俄国民粹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诞生的，其代表人物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鲁道夫·希法亭。作为“第一个完整地表述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俄国人”[6](p156)，杜冈强调应继承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之间的均衡关系理论。他认为，社会再生产的均衡在于保持部类之间及部类内部的适当比例，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造成经常不断的扩大生产的趋势”[7](p704)，因此对适当比例的保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市场机制难以确保投入和产出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按照适当比例进行分配。同时，由于信用的扩张，即使比例失调日益加重，积累仍能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信用不会无限期地维持这种比例失调。希法亭延续了比例关系的破坏引发经济危机的观点，并把利润率变化、技术变化、生产和消费关系变化、信用关系、资本周转时间、固定资本再生产方式等因素引入比例失调论[8](p292-303)。与杜冈不同的是，希法亭将分析的重点聚焦于20 世纪早期崛起的托拉斯、卡特尔以及信用制度和金融机构的作用上，指出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9](p90)。在此阶段，银行统治下的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得以深度融合，固定资本投资的比例大大提高，资本的流动性以及应对经济波动和比例失调的灵活性降低。在希法亭看来，生产比例关系的失调实际上根源于固定资本对价格规律和利润率的干扰，正是后者引导着资本家投资的方向。据此，希法亭认为只有全面的经济计划才能克服危机。不过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中，比例失调论的观点逐渐被放弃了，比例失调只是单纯被视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消费不足论
消费不足论是由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确立起来的，并为奥托·鲍威尔、弗里茨·斯坦伯格和保罗·斯威齐等人所发展。因为这一危机理论通常被用来解释20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所以消费不足论有时也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一般意义上，消费不足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资本积累导致的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限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等同于一种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基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提出了消费不足的观点，自此开创了从单一因素出发解析危机成因的理论传统。她认为，资本主义积累需要一个游离于自身体系之外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并将其作为剩余价值的销售市场、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和劳动力的积蓄场所[10](p291)。卢森堡由此提出了“第三市场”理论以拓展经济危机研究的空间维度，将消费不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倾向联系在一起。随着资本主义全球积累的不断深化，提供新增消费力的非资本主义社会阶层也将被耗尽，实现剩余价值的机会越来越少。此时，资本主义生产唯一可能的形式就是这一生产方式自身的崩溃。事实上，卢森堡将资本主义的存续归结为非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无疑偏离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在卢森堡之后，斯威齐进一步发展了消费不足论，他还援引了马克思的论述“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11](p548)，认为这是马克思认同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重要文本依据。在斯威齐看来，消费不足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对工人工资及其消费的限制与通过剩余价值进行的再投资的无限循环所引发的矛盾，它要么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要么因生产能力不足导致社会再生产的停滞[12](p231)。尽管斯威齐的消费不足论由于忽视了资本家之间的相互投资需求而一直饱受诟病，但是他却成功地将危机理论的研究范式从资本主义崩溃论转向了长期萧条问题，并使消费不足论“成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6](p176)，影响了美国好几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为此后数十年的危机理论研究奠定了基调。

（三）利润率下降趋势论
20 世纪70 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危机的关注从消费不足转向了利润率下降。由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与危机相伴而行的必然性，所以它一直是西方右翼学者和改良派左翼分子不断攻讦的目标，围绕此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也最广泛、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直至今日还在进行。利润率下降论的细分类型较多，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种理论支流：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利润挤压论和过度竞争论。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危机理论的经典表述，最早是由亨利克·格罗斯曼作出的，他也因此被安瓦尔·谢克评价为“第一个将对经济危机的讨论从消费不足理论和比例失调理论中摆脱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13]。格罗斯曼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分析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基本适用，机械化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持续提高，这种提高作为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仍然在起作用[14](p119-122)。在格罗斯曼那里，危机理论的对象从周期性的现象转变为长期趋势，他的学生保罗·马蒂克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马蒂克的分析中，经济危机无疑是利润率下降的长期潜在趋势作用于现实经济运行的具体表现，危机只有通过进一步刺激利润率才能得到缓解。虽然真实的危机总是倾向于首先在流通领域爆发，但是资本主义危机既不源于生产领域也不源于流通领域，而是源自利润率的下降[15](p54-55)。利润挤压论最早是由安德鲁·格林和鲍勃·苏利夫于1972年提出的，稍后美国学者博迪和克罗蒂也于1975年发表了类似观点。按照利润挤压论的观点，利润率和工资之间呈现反向变动关系，“组织强大的工会能够促使货币工资上升，而不断发展的国际竞争却使得企业难以从提高价格上得到全部补偿，结果便是利润率趋向下降”[16](p4-5)。作为投资的来源，利润如果下降到一定程度将会导致经济无法正常运行，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利润不足所导致的投资不足和流通中断。罗伯特·布伦纳对此持否定意见，他认为从工资对利润挤压的视角解释危机是不成立的，因为“当利润率显著下降时，制造商的第一反应异乎寻常地一致，即通过削减直接和间接劳动成本来弥补利润”[17](p19)。1998 年，布伦纳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动荡的经济学》的长文，对20 世纪晚期制造业利润率下降的状况作出了解释，他指出制造业的过度竞争是导致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从而产生萧条性长波的根源[18](p25)。该文发表后所引发的热烈争论，进一步凸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在危机理论上的深刻分歧，以及弥合分歧、达成一种理论上的综合的迫切性。

（四）多因素综合危机论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领域，单一因素理论占主导地位并于20 世纪70 年代到达了顶峰，很多先前已经存在的危机理论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过程的结合中得以扩展和精致化。此后，一些学者出于对单因危机论解释范式的不满，开始尝试将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进行综合，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曼德尔指出，单因素危机理论在面对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危机时并不具有普适性和一致性，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单一的变量来推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动力”[19](p30)。在《晚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著作中，曼德尔将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积累率、资本周转时间等变量的相互作用所推动的一般利润率的波动形容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震仪，指出利润率下降趋势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长波从扩张阶段转向收缩阶段，从而构建起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态的多因素中间环节理论。同样，以大卫·戈登、理查德·爱德华兹和迈克尔·赖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SSA学派）通过对“中间环节”的挖掘，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新解释。他们认为，特定时代积累的社会结构主要由劳资关系、国际贸易条件、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等因素所决定，这些社会力量关系作为外部条件共同划定了该时代资本积累的特征[20]。与之类似，以阿列塔、利皮兹和布瓦涅等人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也致力于从资本雇佣关系、资本间竞争类型、货币和信贷关系的特点、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等多方面解读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并以此解释当现行的调节机制无法扭转不利的经济发展趋势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极危机”[21]。此外，克拉克从生产过剩理论出发，批判了消费不足、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挤压等单因素论，并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过度积累”的危机理论；赖特则试图从历史分析的视角综合各种危机理论，强调不同的危机理论存在并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述理论流派和学者大多承袭了之前单因素危机理论的基础，同时将其他因素与基本因素相并列，形成具有多元解释力的综合性危机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危机具体成因的理论阐述，从单因素出发到多因素综合，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这些研究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促进了危机理论的综合化发展趋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史上，“一直主导着马克思主义的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几种危机理论之间的争论，实在是喧宾夺主”[1](p303)。在此背景下，“回到马克思”的呼吁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无论单因危机论还是综合危机论，都是马克思危机理论在解释现实危机具体发生机制方面的延伸，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其理论根基均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鞭辟入里的分析之上。因此，要想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精髓，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

二、基本矛盾危机论：马克思论述危机问题的核心线索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参与的理论争鸣以及艰辛的探索历程无不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烙印。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危机问题的大部分论述，起初都是以提示的方式显示出来的，以便留待后面再作具体阐释，但其中的部分想法后来并未完全实现。不过仅从现有的论及危机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危机理论核心部分的论述[22](p30)。纵观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其中最有价值也最具深度的一点是，他始终致力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去寻找危机的根本原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其论述危机问题的核心线索。基本矛盾危机论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理论。

（一）马克思基本矛盾视角下危机理论的萌芽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始于19 世纪40年代，在写作《哲学的贫困》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运动，即“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23](p109)，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常态。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系列演讲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及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指出，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财富，他们会将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上，以便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在私有制条件下，少数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和占有，使社会生产无法按照全体成员的需要来进行，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化为经济危机。在1848年初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所主张的以开拓世界市场来消除危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所谓的贸易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是一些国家通过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23](p456-457)。自由贸易制度对关税保护制度的胜利没有从根本上缓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也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

在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早期著作中，《共产党宣言》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来分析经济危机问题，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变成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而经济危机正是这种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资产阶级为克服危机所采用的方法，不过是准备更全面更猛烈危机的方法，是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方法[23](p472)。1848—1858 年，马克思把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替代的一个前兆，因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11](p514)。出于在革命的“洪水”到来之前搞清楚一些基本问题的想法，马克思将研究重点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始着手撰写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经济学论著，同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也表明他们正热切地期盼着经济危机的到来[24](p72-73)。1857年，席卷欧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但是此次危机并没有掀起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这使得马克思开始更加冷静地看待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诚然，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的体现，但它本身还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耗尽了发展自己的一切可能。后来马克思逐渐远离通过经济危机引发政治事件的“崩溃论”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理论，转而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视角下探讨危机问题[25]。《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深感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所以他开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手稿。

（二）马克思基本矛盾视角下危机理论的发展
从1857 年7 月到1858 年5 月，马克思在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尝试构建自己的经济学体系，撰写了《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26](p25)。就涉及经济危机的内容而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雏形在这里得到了粗线条、整体性的展示，并在抽象意义上揭示出资本范畴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在该手稿中，马克思首次确立了剩余价值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学范畴，指出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只有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进而构成资本的现实生产力。但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限制，包括“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p400)等，这些限制因素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生产的扩张与消费的萎缩，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等一系列矛盾，最终会在不同层面体现为经济危机的作用形式。可见，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就构成了对资本增殖的现实约束，资本总是力图克服一切障碍却无法真正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每一种限制实质上都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关联。马克思在这里将“生产过剩的基础”归结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指出资本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而且“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5](p400)。只要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并以逐利为目标来安排社会生产，市场的无序性就必然会唤醒资本的基本矛盾，使之在危机面前接受经济规律的审判。此外，马克思还注意到市场容量对资本扩张和价值增殖的影响，特别是在危机的暂时缓解过程中，市场的外部拓展有时能起到关键作用，所以马克思将其写作计划中“五篇结构”的最后一篇的内容设定为“世界市场与危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只有在世界市场这一“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中才能获得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一切矛盾都展开了”[5](p178)。

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延续了其一贯的研究方式，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批驳和清算中发展自己的危机理论，不仅再次深入批判了萨伊和李嘉图等人否定存在普遍危机的错误观点，也指出了西斯蒙第和其他一些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证明危机必然性问题上的严重缺陷。在该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界定为“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控制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27](p339)，并强调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导致生产力发展难以逾越“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所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28](p86)。伊藤诚指出，马克思是从基本原理的角度来论证危机的，其危机理论恰恰内含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探讨之中[29](p118)。事实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应该作为他的基本矛盾分析这一更加宏阔的理论叙述的一部分，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4](p582)，危机也会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得以反映。在第ⅩⅢ笔记本中考察李嘉图的积累理论时，马克思还得出一个结论，即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总是以全面的生产过剩为前提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矛盾作用，决定了经济危机中各种表面现象最终都会指向生产过剩这一内在基础。此后，马克思又撰写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力图从一种更加现实且宏观的意义上论述危机，并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相继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和法文版，不断完善其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依据马克思遗稿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整体性体系结构[30]形成了。

（三）马克思基本矛盾视角下危机理论的形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具体矛盾使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经常难以得到满足，从而使经济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主要论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但在此之前，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商品和货币，并从商品的价值形式变化以及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中提取出了危机产生的最一般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与货币的分离和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作为私人劳动成果的商品往往无法全部售出，导致游离出来的过剩商品资本无法完成向货币形态的转化，马克思将此形象地描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31](p127)。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会不断扩大资本积累，以技术进步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进而迫使雇佣工人无法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其结果是资产阶级财富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积累的同步进行：“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1](p743-744)这造成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在无限扩大的同时，消费却相对缩小了，最终这种矛盾会以相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而且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化，生产资料必然会日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也将与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趋势产生不可避免的对抗和冲突，直至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31](p874)。

在揭示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实质之后，马克思又把资本的流通过程加了进来，他发现，社会资本再生产能否顺利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各生产部门能否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行生产和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并指出两大部类及其内部各个部门的再生产必须保持适当比例。马克思通过构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模型以解析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原因，在该模型中，社会生产两大部类间的比例失衡是周期性危机的典型形式。显然，社会化的商品生产需要以生产的社会组织性为前提，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单个资本由于获利动机的驱使以及在竞争中击败其他对手的需要，往往会使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在各个生产部门间不平衡地分布，导致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实现形式难以相互适应，资本流通顺利进行的条件不断被破坏，整个社会生产呈现盲目和无序状态。因此，“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32](p557)。消费资料部类的生产过剩首先引起的是局部危机，并构成经济周期中资本力图恢复自身平衡的压力，因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4](p595-596)。为了维持资本本身的地位和职能，破坏已有的生产能力和所生产出的商品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不过，这种以破坏局部生产力为代价的危机只能恢复暂时的平衡。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决定了资本的存在形式和运行环节是作为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当消费资料部类的过剩压力向上传导至生产资料部类时，全部产品市场就会呈现出普遍性的供求失衡，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旨在“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11](p29)。显然，资本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资本积累动力机制的不断展开。在此过程中，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新式生产手段的不断创造，推动了全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能够与技术含量更高的劳动工具相结合的劳动者数量逐渐减少，“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11](p237)。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会受到其自身发展威胁的限制，尽管存在多种因素来阻挠和抵消这种趋势的演化，但是依然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利润率趋向下降的一般规律。因为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11](p237)，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在此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继续扩大投资以期通过增大利润绝对量来进行弥补，但这无疑又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推向了极限，加快了利润率的进一步下降。马克思在揭示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后，随即揭示了这一规律所衍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及其具体展开，以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11](p278)。毋庸讳言，当一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只有依靠对其自身生产力的暴力破坏才能继续前进时，这种生产方式必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最终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危机具体成因的内在关联
从危机理论的体系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最深刻、最本质的根源，而引发危机的各种直接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各个层次和环节上的具体表现，所以基本矛盾危机论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位置。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单个企业虽然能够依据管理科学的要求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但是这些企业主却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把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处于计划失序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的结构性失衡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当这种失衡状态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造成普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这是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论的理论逻辑。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资本在不断积累过程中趋于提高其有机构成，劳动对资本的依附程度也随之加深。雇佣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越来越落后于资本的利润增长，这不仅在流通中造成普遍的生产过剩，而且在分配上形成两极分化趋势。工资和利润分别是社会消费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当社会消费的增加落后于资本积累的增加达到一定的限度时，消费相对于积累的巨大缺口就会导致市场供求的失衡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现实基础。同样，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满足需要，而是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的最大化。但是资本增殖在客观上总会受到市场竞争、产业协同、劳动者生存工资等诸多限制，所以资本家在扩大生产能力的同时越来越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把追加资本更多地投入技术设备的更新和优化方面。资本主义技术进步过程内生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单个商品价值中含有的活劳动量也将减少，转移价值的部分逐渐增大，必然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论的一般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
如前文所述，基本矛盾危机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理论，而各种类型的单因危机论和综合危机论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包裹着内核的外围理论。二者互相阐释、彼此联系、深度交织，共同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外围”架构。这种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科学区分不同层次的危机理论，既要避免用抽象形式的危机理论机械地说明现实的危机，也要避免从单一因素或局部因素出发来解析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及其历史趋势，从而更加科学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历程已经反复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质，它也因此成为我们洞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周期和发展规律，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石。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暂时性及其历史趋势，为人类社会“采取新的历史形式”指明了正确道路。相较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将经济危机单纯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正常状态，并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做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能够透过危机表象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基本矛盾。一百多年来，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运行层面作出了许多调整，使资本主义虽然经历多次严重危机的打击却依然发展至今，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消除，资本主义在克服危机上的每一次努力，都将进一步加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性，使其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裹挟整个社会经济，并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但利润率难以同步提升的压力下最终破灭。同时，资本主义在每一次经济危机来临时的挣扎，都将资本主义制度带向其存在的极限地带，都意味着既有社会力量的重组，而这种重组只会加强劳动阶级阵营的力量，促使人们对各种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方案投下赞成票。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已经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是发展生产力的永恒的最佳社会形式，要想从根源上消除危机，就必须推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5](p220)。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所揭示的最重要和最具革命性的结论。如果说资本主义崩溃的主题曾经被斯威齐从危机理论的讨论中驱逐出去的话，那也只是暂时的，它终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而回归。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危机演变的科学指南。经济危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发展演变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随着资本主义的存续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出现了股份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福利国家制度、经济关系的国际调节等一系列新动向，经济危机也伴有周期性与非周期性交错，再生产各阶段交替进程模糊，生产力过剩和大量失业并存，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交织等一系列新特征。进入21 世纪以来，传统的职能资本让位于数量庞大的金融资本，信用制度由生产领域步入消费领域，资本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程度无以复加，并且逐渐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之相适应，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也由以往的相对生产过剩演变为全面的金融体系崩溃。面对变动不居的经济现实，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拓展危机理论的“外围”框架，从而更加科学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目前国内学界围绕危机转向[33]、危机演变[34]、危机预测[35]、基本矛盾与危机必然性[36]、经济危机与长波萧条[37]、逆全球化与发展失衡危机[38]等危机理论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探讨，这些研究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平衡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客观上要求形成多元化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关系依然要发挥作用，劳动者的个别劳动也必须通过价值形式间接地表现为社会劳动。这就会使企业和个人在交换过程中往往从自身利益而非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平衡出发去寻找自身的活动空间，从而构成我国现阶段出现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客观前提。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极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完善资本市场，加强金融监管，健全金融业法律法规，以规避和防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克服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化扩张。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和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有效遏制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减少偏向资本增殖的积累方式，确保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比例协调，引导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正确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M].杨健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王中保，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构成与发展[J].经济纵横，2018（3）.

[3]周钊宇，宋宪萍.论《资本论》中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批判[J].经济纵横，2020（1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Paul A.Attewell.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M].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4.

[7][俄]M.И.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M].赵维良，桂力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8][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9][英]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M].陆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10][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3][美]安瓦尔·谢克，李连波.危机理论史简介（下）[J].教学与研究，2013（11）.

[14]H.Grossmann.Das Akkumlation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M].Leipzig：C.L.Hirschfeld，1929.

[15]Paul Mattick.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M].White Plains，NY：M.E.Sharpe，1981.

[16]Andrew Glyn，Bob Sutcliffe.British Capitalism，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M].London:Penguin，1972.

[17][美]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M].王生升，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8]Robert Brenne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1945—2005[M].New York：Verso，2006.

[19][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0]刘谦，裴小革.积累的社会结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基于《资本论》的视角[J].经济纵横，2017（6）.

[21]胡乐明.科学理解和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2）.

[22]胡乐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历史与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胡莹.马克思有没有“崩溃论”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理论?——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演进过程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7（3）.

[26]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9]Makoto Itoh.Value and Crisis：Essays on Marxian Economics in Japan[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0.

[30]亓为康.《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透视及其当代价值[J].天府新论，2021（3）.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刘美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三次转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3）.

[34]徐志向.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变逻辑[J].当代经济研究，2021（5）.

[35]刘明远.经济危机为什么难以准确预测——来自政治经济学的反思[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5（3）.

[36]栾文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2）.

[37]马国旺.资本积累三位结构变迁中的经济危机与长波萧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

[38]亓为康，丁涛.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失衡危机[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5（8）.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1.007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2）01-005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18BKS005）。

作者简介：亓为康（1994—），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武香慧（1994—），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