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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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郑志康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政治风险防范化解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进程。百年来，党的政治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稳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系统拓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完善四个阶段。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维护党的权威相统一，坚持理论指导与遵循规律相统一，坚持干部带头与群众参与相统一，坚持统筹协调与灵活施策相统一，坚持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相统一。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党面临的政治风险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鉴往知来，当前必须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理论引领力，在操作上进一步增强机制运行力，在主体上进一步提升干部战斗力，在过程上进一步凝聚防控协同力，在对外上进一步加强开放合作力，以打好政治风险的防卫战和阻击战，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以确保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能力不断提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风险；百年历程；基本经验；前瞻启示

重视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内在基础，也是党自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辉煌史既是一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稚嫩到成熟的自我成长史，也是一部防范化解包括政治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的斗争史。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征程的双重时域下，应及时对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历程进行回顾总结，科学地提炼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有助于为新时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指导遵循，还能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纵深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从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研究中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伴随着党的政治建设重大命题的提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问题也随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总的看来，学界关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典作家关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思想。有学者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防范政治风险的思想，认为其思想主要包括主体依托、内在根基、体制保障、根本旨归四个方面[1](p55)。王林林系统分析了列宁执政风险思想，认为列宁执政风险思想具有对象指向的严密思辨性、逻辑上的整体性和方法的总体性等特征[2](p160)。胡洪彬则从现实切口、刚性支撑、柔性根基、根本保障四个方面探讨了列宁关于党防范政治风险的思想的主要内容[3](p39)。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于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思想。有学者较早地从总体上分析了邓小平关于政治风险在内的所有风险探讨的共性特征，认为包括卓越的战略性、冷静的策略性、坚定的原则性、适时的灵活性、全面的系统性和实践的探索性六个方面[4](p93)。有学者认为强烈的忧患意识、清醒的底线思维、勇敢的担当精神是习近平关于防范政治风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5](p14-15)。仲帅等学者则从内涵、逻辑与意义三个方面系统考察了习近平关于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论述[6](p6)。三是党的政治风险的成因。有学者认为，“平向驱动”“纵向级联”“内外交织”“隐潜显现”是政治风险的多重诱因[7](p44)。刘顺则认为，国内外发展环境蕴含的不确定性成为政治风险萌生的综合成因[8](p61)。四是政治风险的内涵研究。王林林认为，政治风险本质上是政党对执政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批判[7](p44)。有学者则认为，所谓政治风险就是影响党执政的各类政治因素的总和[9](p32)。五是防范政治风险历程经验。有学者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历史进程、经验和启示[9](p31)。程福根则集中总结了新中国七十多年来党防范政治风险的历史经验[10](p38)。六是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路径。莫凡认为，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11](p15)。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路径在于政治权威、政治能力、政治纪律的有机统一[8](p61)。还有学者从思维方法的视角出发给出了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恰当策略[12](p39)。可以说，学术界目前在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往往聚焦于现实维度，而历史维度的阐发与研究尚且处于不充分和不成熟状态，还有待进一步探求和开掘。因此，在庆祝建党百年并迎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期的重大历史关头，系统澄明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百年历程，总结其基本经验，为新时代政治风险的化解提供借鉴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百年进程：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基本脉络
所谓政党的政治风险，简言之即“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危及其统治地位的可能性及各类政治因素的总和”[9](p32)。对于政党政治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被决定性地标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要想摆脱资产阶级统治带来的政治风险，就必须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13](p52)，取消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地位和绝对权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诞生起就把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摆在了一切工作的突出位置。百年来，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渐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政治风险防范化解道路。

（一）从“武装革命”到“自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初步展开（1921—1949年)
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有了主心骨。然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和人民底色，使其一经成立就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风险的漩涡之中。概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政治风险可以用“内源性”与“外生性”两个主题词来统摄。所谓“外生性”政治风险主要指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政治风险。近代以来，企图全面控制中国是西方列强的心头夙愿，面对一个有别于资产阶级属性的新型政党的成立，西方列强不仅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输出力度，力图遏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通过培植代理人的方式妄图将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扼杀在襁褓之中，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政治考验。所谓“内源性”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民党反动势力、封建残余势力以及党自身还不够成熟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北洋政府等反动势力就打着“反赤化”的名号，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包括李大钊、邓培在内的许多革命先锋先后被谋害。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又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运动，密谋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辛亥革命虽然彻底打碎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根基，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封建势力并未彻底消失殆尽，而是以新旧军阀为依托，并与帝国主义势力里外勾结，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和捕杀革命领袖，严重阻滞党的领导力的发挥。此外，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由稚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发展亦是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由于自身的建设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不足。据统计，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党只有党员50余人，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全党党员仍没有突破千人[14](p33-34)。对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由于“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15](p610)，致使党多次陷入错误路线的险地。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内源性”与“外生性”政治风险，就必须在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认清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形势。为此，党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了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一方面，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开展武装革命。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革命形势，以党的二大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最低革命纲领和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革命纲领为指引，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总方针，并在实际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从而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使党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单打独斗根本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要想占据革命的主动权，就必须联合其他阶级，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由此，依据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多条契合革命需要的统一战线，既凝聚起了革命斗争的广泛力量，也强化了应对政治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基于党自身建设的角度，推进自我革命。为了在内外压迫的恶劣环境中担负起革命的重任，提升自身的战斗力，“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16](p186)。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党组织又把思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组织各种研究组、创办报纸以及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来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综合素质，从而为应对政治风险贡献了不可多得的主体伟力。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的系统布局，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从“另起炉灶”到“夯实根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稳健推进（1949—1978年)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成功实现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性转变。与此同时，在新的历史境域下，党面临的政治风险也接踵而至。概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政治风险可以用“直接性”与“间接性”相叠加来概括。所谓“直接性”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干预带来的政权和主权安全风险。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阵营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极大地冲击了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格局。面对新生的政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虎视眈眈，肆无忌惮地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干涉我国内政，从而对我国主权和政权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仍旧猖獗，他们往往以特务和间谍的身份渗透到党的内部，伺机截取党的秘密情报和暗杀党的领导干部，造成党内混乱，进而阻滞党政治活动的有效开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17](p11)所谓“间接性”政治风险，主要指经济风险诱发的政治风险。毛泽东就曾指出：“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17](p74)

面对“直接性”与“间接性”政治风险的彼此交织出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以下两个方面部署政治风险的防范化解工作。一是面对“直接性”政治风险，一方面党中央适时制定了“另起炉灶”“一边倒”外交政策，既不承认国民党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任何方案协议，同时又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党中央又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家的发展争取了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依靠人民开展肃清运动。早在《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政策问题的批语》中，毛泽东就深刻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18](p214)，如果“不坚决地肃清大量普遍存在的反革命势力，就无法巩固自己的胜利，巩固人民的政权。”[19](p388)为此，1950年至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一大批间谍、特务被清除，从而有效稳固了党的执政根基。二是面对“间接性”政治风险，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时就曾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20](p1466)。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打击投机资本，整顿经济秩序，进行土地改革和合理调整工商业等方式有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53 年，党中央又适时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三大改造顺利完成，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经济保障。

（三）从“独立自主”到“精神文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系统拓展（1978—2012年)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得以开启，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遭遇到新的政治风险和挑战。这一时期面临的政治风险可以用“突发性”“显现性”“潜隐性”相耦合来定向。所谓“突发性”政治风险主要指国际政治风波带来的政治风险。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陷入低潮，我们国家部分群体也受其影响开始动摇对党和国家的信心，致使党的公信力受到损伤。所谓“显现性”政治风险则主要指国际层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党内层面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前者，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借助改革开放之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21](p344)。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不少党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22](p214)，严重破坏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所谓“潜隐性”政治风险则主要指思想道德领域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改革开放在为我国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导致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众多群体在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理想信念淡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不良倾向。邓小平很形象地将这种境况称为“精神污染”，并直言，“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向邪路”[21](p45)。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促进各国联系更加紧密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起提供了契机。然而不少党员干部在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上模模糊糊，甚至有“一些党员、干部往往还有意无意地支持和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从而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危害”[23](p15)。

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突发性”“显现性”“潜隐性”政治风险，中共中央给予高度警觉和重视，并依循着特定的形势和环境，着力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做出回应。在国际关系的宏观层面，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营造和平环境摆在首要位置。面对国际政治风波带来的政治风险，邓小平冷静地告诫人们，“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21](p383)，只要我们“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21](p321)，“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21](p382)。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效化解了国际政治风波带来的政治风险。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力主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新秩序，营造和平环境。早在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就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21](p3)。1988 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此后，分别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又先后提出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外交方针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目标。这一系列理念的提出为新时期应对西方霸权主义威胁和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坚实根基。在党的建设的中观层面上，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和思想建设。为了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指引下，党的十四大强调了注重思想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进一步强调了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战略意义。由此，党内作风建设得到加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得到有效遏制，党的执政根基也得到有效巩固。为了应对“精神污染”，则注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就曾指出，“精神文明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要一直抓到底”[24](p813-814)。在他的推动下，努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各级执政者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环节。此后，“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大命题的提出，更是为凝聚社会共识，培塑正确价值观提供了精神支撑。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微观层面上，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紧抓实。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泛滥，主要是部分党员干部“贯彻执行不力”，“领导软弱涣散”[25](p36)造成的。为此，他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紧抓实，增强党员干部应对这一错误思潮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从而为确保党执政的政治根基打下坚实基础。

（四）从“系统谋划”到“分类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深化完善（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面临的多元政治风险也接踵而至。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党面临的政治风险可以用“存量性”与“增量性”相交织来涵摄。所谓“存量性”政治风险，主要指西方国家试图借助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未曾改变；“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26](p177)；民族分裂分子的不轨活动依旧猖獗。所谓“增量性”政治风险，则主要指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一些潜在的风险也随之浮出水面，例如经济下行风险引发的社会动荡，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引发的不满情绪，网络信息化放大政治问题以及错误思潮的隐蔽化传播等都给党带来巨大政治风险。

对于新时代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并从多个层面予以应对。在“存量性”政治风险的化解上，党中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针对国际环境带来的政治风险，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2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顺应了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的时代潮流，也突破了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关系的内在限度，更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和国际关系的可能性，为党的执政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二是针对党内问题，努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有效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又进一步推进了党的建设进程，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从而为克服党内政治风险提供了出路。三是针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28]。可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重要举措。面对“增量性”政治风险，中共中央则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化解工作：一是针对国情的变化，阐明系统性化解政治风险的科学方向。习近平认为，接下来的五年是各种风险的集中爆发期，只有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常观大势才能打好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为此，他一方面要求努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29](p152)；另一方面强调要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研判、评估和责任机制，从而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科学保障。二是针对错误思潮带来的政治风险，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做出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对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作出过多次指示，不仅明确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消解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和国家的歪曲，还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断来解构和消解普世价值的虚伪论调，从而牢牢筑起了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三、历史遗产：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辉煌史既是一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积极防范化解各种政治风险的斗争史。在这波澜壮阔的一百年间，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既实现了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也积累了丰富的政治风险防范化解经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根本保障：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权威相统一
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独特标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更是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根本保障。早在建党初期，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带来的政治风险，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党要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30](p72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明确提出“党是领导一切”[31](p305)的重大命题，而且认为“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32](p277)。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国内外政治风波带来的政治风险，邓小平亦深刻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1](p310)。而面对更加复杂化的政治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当作一项重要制度确定下来，从而为应对各种政治风险提供了坚实保障。可以说，在我们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百年历程中，正是始终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扫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风险障碍，为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要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前提，这既是百年来的一条经验铁律，也是新时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根本保障。

（二）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原则遵循：坚持理论指导与遵循规律相统一
原则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类政治风险，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理论指导和遵循规律相统一。所谓坚持理论指导就是在思想层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也是百年来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思想武器。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5](p533)，因此，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指导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具体实践。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风险，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就要贻误大事”[33](p66)，因此必须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所谓遵循规律就是在实践层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民主革命的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从推进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积极开启，百年来我们党正是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一切从党自身力量的实际出发，才成功化解了异质性的多重政治风险，从而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不断向前。可以说，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又始终遵循规律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并着力促成二者的辩证互动，是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根本遵循。

（三）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主体力量：坚持干部带头与群众参与相统一
马克思说得好，“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4](p152)。党的政治风险防范化解既需要理论指导，更需要主体力量的发挥。回溯党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战火连天的革命年代，还是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抑或是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面对政治风险，党之所以能够化危为机都与党始终重视两股主体力量的发挥内在相关。一是始终重视主导性主体即党员干部的力量发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15](p522)。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重视下，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过程中的力量发挥与否，成为新时期干部评判的关键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发挥党员干部在政治风险防控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摆在突出位置，明确强调领导干部要勇当先锋、敢打头阵，努力练就应对政治风险的高招，打好政治风险防控战。可以说，党员干部主体力量的发挥是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重要支撑。二是始终重视参与性主体即群众力量的发挥。如果说领导干部是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中的主导性主体，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参与性主体。化解政治风险需要党员干部的带头，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到革命战争的胜利，从三大改造的完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离开群众的参与，都无异于纸上谈兵。新时代以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决定性成就并有效识别化解各类政治风险因素，根本上还是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35](p146)可以说，历史和实践证明，有效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党员干部带头和群众参与均不可或缺。这既是百年历程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党能够化危为机永葆青春的秘密。

（四）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基本策略：坚持统筹协调与灵活施策相统一
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主体力量的发挥，更需要坚持统筹协调与分类施策的内在统一，这是化解政治风险的策略支撑。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实践进程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绝不能仅仅聚焦于政治风险本身，而是首先要从总体上进行统筹谋划。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抑或是瞬息万变的大变局下，我们党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亦十分重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从而为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物质、文化、法治保障。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党每每遇到政治风险时，都能够底气十足、化险为夷。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同样表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必须要有的放矢，注重灵活施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面对各类问题和风险，既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也要注重政策的灵活性，“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15](p494)。如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政治风险，党中央在分析斗争形势的基础上，灵活采取阵地战和游击战的方式开展武装斗争，从而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干预，党中央从国家间的关系入手寻求帮助，从而成功渡过政治难关。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斗争形势，习近平又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坚持统筹协调稳定大局，也要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政策举措的灵活性”[36]。正是基于此，一系列异质性的政治风险才得到有效化解。可见，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统筹协调与灵活施策缺一不可，二者必须同向同行、共同发力。

（五）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战略举措：坚持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相统一
政治风险作为关乎党生死存亡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变量，其产生是多重因素耦合交织的结果，其危害亦广泛深远，要切实提升化解政治风险的水平，不仅需要科学的策略指引，更需要在战略举措上做到切实可行。总结百年来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历史进程，在战略举措的制定上可以领会到两方面的经验：一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面对国内反动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带来的政治风险，中国共产党坚决不做外国政党的附庸，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从而既促进了党的发展壮大，也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各类纷繁复杂的政治风险，我们党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独立自主，不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保证了政权的稳定；在经济上，积极应对各种经济摩擦，逐渐建立了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军事上，坚决不妥协让步，不仅取得了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正义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台湾问题上坚守底线，从而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外交上，不屈服任何压力，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友好外交，极大提振了中国士气和形象。可以说，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保证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进和此间各种政治风险的有效化解。二是始终注重国际合作。早在1937年，面对日本侵略带来的政治风险，毛泽东就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37](p2)。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不仅重视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而且也愿意与西方国家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17](p411)。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化解复杂化的政治风险，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21](p35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更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来应对可能的政治风险。可以说百年来，我们党正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相统一，才能在应对各种政治风险的过程中牢牢掌握住主动权，进而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四、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前瞻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前，党的政治风险的新特性和新态势，决定了党既要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更要在此基础上做到运用、发展和创新，从而打好新时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攻防战。

首先，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前提上要进一步深化理论引领力。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化解一个又一个政治风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推进理论传承与坚持理论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因此，新时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必须以注重理论传承、坚持理论发展创新和强化理论运用作为根本前提。一是要注重理论传承。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就要贻误大事”[33](p66)。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是其能够防范化解包括政治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的根本原因。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38](p7)，“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38](p10)的能力，以化解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各种政治风险。二是要坚持理论发展创新。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继承，更在于创新发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思想的基础上，要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风险防范理论。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和理解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重要论述。新时代以来，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党的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包括“两个巩固”“讲好中国故事”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思想的发展创新，能够为新时代化解政治领域的风险提供根本性理论指引。三是要强化理论运用。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还要返回并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前行。因此，在理论应用上要不断强化理论执行力和贯彻力，确保理论落细、落地、落实，真正走向实践。

其次，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操作上要进一步增强机制运行力。当前，我国政治领域的风险呈现出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走向，决定了对政治风险的防范化解要未雨绸缪，看在前、防在前，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此，新时代要切实提升预防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就必须形成相应的政治风险预警反馈机制。对此，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当前“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26](p224)。具体来说，预警反馈机制是双向互动的有机过程，即信息的“收集→分析→预警”过程和信息的“收集→分析→反馈”过程的内在统一。由此，预警反馈机制的构建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加强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要充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起多层次、宽领域、可扩展的信息搜集网格，特别是要注重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算法、识别功能和大数据的信息搜集、整理、归类等功能，多方面收集和掌握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风险信息，确保信息渠道的绝对畅通。在此基础上，采取智能分析与人工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过滤安全信息、甄别潜在政治风险因素，从而为科学防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细化预警反馈流程。在预警环节上，依据事态的严重程度建构分级预警体系，并相应地给出不同预警级别的风险处置方案。在反馈环节上，针对决策执行过程以及执行后的相关信息，要及时、准确、高效地反馈给组织机构，以便其对形势做出科学的研判，进而完善相关策略。

再次，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主体上要进一步提升干部战斗力。回顾百年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问题一直是关乎政治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的重要变量。领导干部素质高、能力强，政治风险就能够很快地得到有效化解；反之，政治风险难以快速有效化解且容易产生涟漪效应。因此，新时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必须把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战斗力。具体而言，一是要注重党员干部的能力培养。其重点在于宏观层面，通过开展党内教育、各种培训讲座以及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作为辅助手段等方式和坚持重点与轮训、系统与专题相结合的方法，不断拓展干部内培、外训、自学的外延，以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领导能力、斗争能力以及风险识别、研判和化解的能力。二是要强化党员干部的能力考核。其重点在于微观层面，运用量化指标对党员干部在政治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进行全面的分析测量，多角度多层次进行考核，对于在政治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中积极作为、交出合格答卷的要进行表彰，并采取多种形式宣扬先进事迹和工作精神，提高大家的工作进取心和责任意识；对于在政治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中消极懈怠、退缩不前造成巨大损失的党员干部，要给予包括党纪、政纪处分在内的严厉追责。

从次，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过程上要进一步凝聚防控协同力。从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化解各类政治风险，除了党员干部贡献领导力量外，关键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这是百年来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一条重要经验。与此同时，网络信息化、思潮多元化、渗透全面化带来的政治风险的强大破坏力，决定了做好政治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决不能靠党和政府的单打独斗，而应动员多元主体的普遍参与以形成合力。可以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新时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过程上必须进一步凝聚防控协同力。在微观层面，要形成以党委为中心，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其中，各级党委要勇担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政治领域重大风险问题的分析研判和统筹指导，带头把政治领域的每个阵地、每条防线、每个环节抓好、抓细、抓实。各职能部门要负起直接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并且听从党委指挥、加强沟通、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在中观层面，要加强各行业团体和组织机构的协同配合。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自觉多产出一些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内容生活化、理论实例化的学术作品和成果，也要发挥新闻工作者在价值宣传、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还要发挥文艺工作者在创造内嵌主流价值的优秀文艺作品和净化社会不良风气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宏观层面，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要积极畅通群众意见表达机制，聆听群众意见，凝聚群众智慧，在凝聚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提高群众的参与效应，为有效化解政治风险提供支撑。

最后，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对外要进一步加强开放合作力。从百年来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历程同样可以看出，国际环境尤其是国家关系状况，亦构成党的政治风险的重要变量。因此，新时代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着力清除党内、国内风险因素的同时，也要注重处理好同国际上其他主权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交流。为此，从经济方面来说，在遵循国际规则的基础上，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多边自由贸易，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向纵深化，同世界各国在经济、外币储备以及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为国内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从外交方面来说，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各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沟通，共同行动，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国家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从文化上看，既要在坚持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文化方针的基础上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合作，也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让世界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从而为党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胡洪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防范政治风险的思想及其启示[J].理论导刊，2020（4）.

[2]王林林，双传学.列宁防范执政风险与中国新时代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20（1）.

[3]胡洪彬.列宁关于党防范政治风险的思想与启示[J].学术探索，2020（6）.

[4]周术国.论邓小平风险思想的特征[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2）.

[5]曾艳琴.习近平防范政治风险思想研究[J].攀登，2020（2）.

[6]仲帅，杨思远，等.论习近平关于防范政治风险重要论述的内涵、逻辑与意义[DB/OL].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5.（2010-01-12）[2021-05-0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 ... 0112.1506.002.html.

[7]王林林，双传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风险的多重诱因与防范之道[J].湖南社会科学，2021（1）.

[8]刘顺.政治风险：成因、特征和治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论述[J].社会主义研究，2021（1）.

[9]胡洪彬.防范政治风险:新中国70年来的历程、经验与启示[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

[10]程福根.新中国七十年来防范政治风险的历史经验[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2）.

[11]莫凡.中国共产党破解风险难题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以经典文献为依据[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2）.

[12]王林林.新时代共产党政治风险防范的思维方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6）.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曲洛松.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结构研究[J].甘肃理论学刊，2012（2）.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陈前，吴敏先.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思考及其现实启示[J].政治学研究，2007（1）.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5]马福运.邓小平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2）.

[26]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27]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N].人民日报，2017-12-02（02）.

[28]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2）.

[29]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3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3]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5]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6]习近平.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N].人民日报，2020-05-24（01）.

[37]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3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党建，2018（5）.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1.002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2）01-0013-11

作者简介：郑志康（1993—），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