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异化：异化诠释的新模式 ——罗萨异化理论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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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异化：异化诠释的新模式
——罗萨异化理论评析
□姜 华，崔嘉晟

（黑龙江大学 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时间异化是罗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异化理论作出的新发展。罗萨认为，时间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面临的生存结构异化的主要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加速逻辑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被占有资源的意愿所遮蔽。人的日常生活受到资源导向的资本价值体系的全面掌控，导致人自身和社会的全面异化。为了对抗这种使人沦为生产机器的异化现象，罗萨提出了建立共鸣的世界关系的构想。

[关键词]时间异化；罗萨；异化理论；共鸣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以其独到的方式从时间维度对异化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异化理论。罗萨指出，“新异化”是一种时间异化，即在时间维度展开的异化。一方面，时间异化指由于时间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的异化；另一方面，时间异化也指人之时间性的生存结构本身所发生的异化，人的生活不再“对他自己说话”。

一、时间异化的产生
罗萨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时间异化的产生，分别是社会层面的社会加速逻辑和文化层面的资源积累式的生活价值取向。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时间异化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

（一）社会动因
罗萨指出，社会加速逻辑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判断：一是现代性即“加速”，二是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动态稳定的增长结构。这两个判断揭示的是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异化生存的社会基础。

1.现代性即“加速”。对现代性的讨论由来已久，人们围绕现代性本身的存在与否，当前所处的现代性阶段和现代性本身的特性争议不休。对于这一问题，罗萨借彼得·康纳德之语指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1](p19)通过这一断言，现代性被规定为时间维度上的加速进程，亦即事件的时间不断缩短的过程。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升级、生活习惯的改变都将被时间这一轴线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方向性的整体进程。这一进程显然不会完结，没有终点，但是当它在“晚期现代”①“晚期现代”指结构上的现代性特征，与“后现代”的区分主要在于：后者多指哲学、文化等层面的内容，“晚期现代”主要被用于讨论社会结构上的变化。详见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注释。中发展到一定阶段，以至于突破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社会的时间结构就会被彻底打碎，社会同步化的尝试将彻底停止，社会将迈进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与个人的时间序列将完全失去对同步化的需求，从而导致生活的情景化，进而导致整体规划与发展的停滞。

在结构层面，动态稳定指社会稳定需要通过不断的内部升级来实现。这是由现代社会的加速结构和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共同决定的，除非保持增长，否则社会的稳定状况就会受到威胁，彻底地失去稳定。加速的基本目的就是节省时间，为了实现数量的增长和支配范围的扩大，就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务。也就是说，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动态稳定的结构特性。

2.加速的三个维度。在罗萨看来，社会结构中有三个加速维度——技术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日常生活的加速，其代表性现象分别是高速机器的运用，社会竞争中日益增强的紧迫感与焦虑感，以及多任务同时进行的生活方式。这三种加速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形成一种由浅入深的结构，共同构成了晚期资本社会全面加速的图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社会加速组成了一种内循环模式：技术发展促进社会变迁与日常生活的提速，社会变迁与日常生活的提速为技术加速提供了运用场所，而社会变迁与日常生活的加速则具有相互促进的特点。

3.去同步化与“疾速静止”。三个维度的加速现象导致社会本身的分化和人的原子化，这是社会共同体的时间观念逐渐丧失的过程。人与人之间时间观念日益巨大的差异使维系一个社会性的总体时间观逐渐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便是人与社会的进一步割裂，这种割裂表现为去同步化。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去同步化意味着进步本身显现出与初衷相悖的情状。在社会失调的情况下，人的自我发展进程赶不上社会生存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日趋疯狂的加速塑造了一个极度分化和复杂的社会。在前所未有的复杂性面前，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强自己的认知和应对能力，从而适应更高速度的社会；二是随波逐流，接受不确定性的人生，让偶然性成为主导自我生存的法则。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人的自我成长速度越发跟不上新事物出现的速度，人的生活逐渐向不确定性偏斜，这种状况成为新异化的现实根源。

（二）文化动因
社会加速逻辑使文化层面的异化动因成为可能，而文化动因也是异化的重要推动力和直接原因。罗萨指出，动态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领域范围的扩大，“让这个世界更能被调遣、被支配、被触及”[2]。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领域范围的扩大使人产生了对于资源积累的病态追求。

加速逻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美好生活的幻象，那就是随着量的不断堆积和参与范围的逐渐扩大，人就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幸福。这一关系将资源的积累和人的美好生活挂钩，构成了加速社会中异化的文化动因。人们将占有更多的外在对象视为达到幸福生活的必要基础，这就加剧了人们对并不富余的各种自然与社会资源的争夺。资源的积累本质上就是资本的积累。人们拥有了丰厚的资本，才能在社会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从而在下一轮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一过程周而复始，但是人总是会发现，不论积累了多少资源，身边总是有野心勃勃的竞争者还在劳作，只要稍不留神自己就会被放逐到更低的阶层。这种类似于新教工作伦理的自我推动的心理机制催促人像滚轮里的仓鼠一样竭力奔跑。

这一现象解释了一个现实矛盾：现代社会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加速，人类可支配的世界不断地扩大，但是人们并没有变得更幸福，反而更忙碌了。时间没有被新技术或新制度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越发紧缩。从资源积累的角度来说，时间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人们通过各种手段争夺可以用于休闲的时间，却把争来的时间投入下一轮竞争，然后在无尽的工作中忘却了追求幸福的最初目的，只记得为了赚取资源而继续工作。罗萨指出，这一矛盾便是时间异化的典型外显形式之一。

（三）时空关系的五种异化
罗萨认为，随着资本的进一步渗透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人“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相异化开来”。在这一基础上他整理出了当代社会的五种异化，它们依次是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以及自我与社会异化，分别指人的生活场所、被生产与消费的物、人的行为、生活体验以及社会关系的异化。

人与空间的关系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而逐渐疏远，人逐渐缺乏对场所产生感情的时间条件，导致人与空间的陌生感，即空间异化。对于物来说，随着技术更新，物品频繁迭代，人们开始将物仅仅视为单纯的物，即一种资源或工具，缺乏对物的情感，使物无法作为人之本质的外化形式而存在，最终导致物的异化。然后是人的行为本身，在加速社会中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自身行为的意义或真实价值，这造成了价值与行为的剥离，使人不断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投入精力。最终，时间作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结构也就偏离了其真实状态，人在时间体验中得不到能够真正转化为自我发展材料的经验，而是在碎片化的消费中不断地度过无意义的时间，导致时间异化。时间的异化从另一维度看便是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全面异化。人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只能感受到僵硬、冰冷，人与世界之间只存在资源置换的关系，而没有意义或价值维度的联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社会关系在异化状态下仅仅是资源的组合方式，而不是连接人与世界的中介，这种状况就是自我异化或社会异化。

总体上看，罗萨的异化叙述虽未完全脱离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总体框架，但是具有明确的时间分析特征。在异化研究的对象上，罗萨接受了耶基将异化阐释为“无关系的关系”[3](p1)的观点，将异化规定为一种不和谐的共处状态，并通过对这种状态的批判，来实现对引发这种状态的社会的批判。从经验上来看，罗萨将主体体验到的疏离、反对、对抗扩大到了冷漠、僵硬、沉寂。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异化状态并不一定是一种直接的压制或强迫行为，而可以是一种“冷遇”。这是一个重要转变，它意味着异化不一定需要一个操纵异化或是从中得益的外在对象，而是可以成为一种与占有行为不那么紧密关联的自我的生存状态。

二、时间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罗萨提出的异化理论中，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不是资源占有或分配的矛盾，而是时间的剥离，即作为时间性存在的人对自我的否定。随着速度的加快，时间结构的变化具有两种趋势——时间的并置与时间的堆叠。前者导致整体规划的时间化，从而允许人为的重新排列，但也导致潜在规范对人的更多干预；后者导致时间之间的相互侵占、挤压，从而造成事件的偶然化和生活的零散化。

（一）基本内涵
时间异化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作为主体的人在对时间的感知中感觉到了异化，对时间的使用或消耗违背了自我的真实意愿或处于一种不良的关系之中；其二，时间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限度，人在世的过程中失去了感知时间的能力，也就失去了自主选择的能力，人就会处于一种受动的、无目的的生活之中。前者表明的是作为外部性特征的时间与人的异化，也就是说，时间与作为主体的人失去联系，从而导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时间性从人之中脱离。后者指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失去了对生活的认识，对于自我的时间或存在失去控制，从而对生活产生无能为力感。在这种加速社会中，速度加快使世界形象的无尽堆积和对世界控制能力的强化这两条并行的轴线产生了错位，人进入了一种异化生存的状态。人在这种生活模式中不仅无法处置自己的时间，而且感觉不到自己“在生活”，人成了以占有更多资源为唯一目的而陷入永久劳作的机器。

罗萨指出，“时间并非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领域，而是所有社会领域的核心构成要素”[4](p87)。从时间视域来看，加速是时间序列的缩短，它的极端情况就是对象的全面原子化。原先用特定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用更少的时间就能办到，而随着速度的加快，对象或事件在时间上的留存不断缩减，最终呈现出点状的时间特征。这是速度变快这一现象最直观的后果，加速理论也是这一趋势的呈现。事物或事件所蕴含的必要时间被逐步压缩导致生活方方面面的原子化，从外部世界到时间本身都表现出一种冷漠，人之在世的场域中没有什么东西真正能够给予人回应，也没有确定性的东西向人发出召唤，人的生活变得没有实感，被随机性占据，这便是当下人面临的生存危机。

（二）时间异化的主要表现
从时间结构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存危机由两种变化形式而产生，即时间缩短导致的时间并置和由加速引发的时间堆叠。加速社会在超越了一定的阈值之后，即社会变革的速度超越了代际更换的速度后，“时间感知和时间处理的模式被迫被描写为时间自身的时间化和因之出现的生活、历史和社会的去时间化”[1](p260)。

1.时间并置。通过技术升级、流程优化等手段，加速社会中的时间表现为时间化，即时间本身通过某种刻度而被重新衡量、构造，从而失去了稳定的秩序。

（1）时间的非同步体验。时间并置增加了社会同步化的不可能性。加速使时间进程全面缩短，同时，不同模块中的缩短几乎不可能是相互一致的，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一定会有快慢之分。与此同时，人的社会性特征使人无法彻底地脱离群体而独自生存。这就导致人与人之间被迫的等待和无意义的消耗。在所有人都在追逐一种“快”的时候，等待就成了对快慢双方的折磨。较快的人会产生焦虑感，因为等待会导致他落后于原先处于同一位置的竞争对手。较慢的人则会产生负罪感，因为他影响了整体的效率。这种状态来源于时间体验对不同的人产生的不同影响，在加速不断进行的社会中外显为社会去同步化的加深。

（2）身份的原子化。由于时间秩序的重组，“所有（促成身份确定的）地位和决定似乎是与时间有关的而不再是与存在相关的”[1](p273)。罗萨基于鲍曼对现代性之流动特性的观察指出，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而人的社会存在在加速中不断被流动性所侵蚀，人的身份也进一步失去了稳定性和归属感。在前加速社会，人们的身份往往是由其生活方式来决定的，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职业、生活习惯乃至社会地位的转换。然而，在当前社会中，人的身份之稳固性不断地受到侵蚀。人的身份认定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多元特征，人们不断尝试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往往拥有多重身份甚至无固定身份。这就导致人之自我认同的模糊甚至缺失，人不再根据自我把握自己的身份，而是根据当下的情景临时地为自己树立一种“人设”。

（3）时间的时间化。“时间的时间化是指行为、事件和联系首先通过期限、顺序、节奏和速度才能得以执行，也就是说：行为、事件和联系在时间中决定自身，它们不再遵循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1](p273)它将引起时间上的紊乱和不适感，由此时间也就缺乏一种“秩序化的韵律”[5](p1)，这是当下社会的病状之一。一方面，作为整体的时间序列消融了，这导致时间计划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事件本身呈现出在时间中不断改变的趋势。两者共同导致生活不可控性的增强，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缺乏真实体验和切实的对生活的“触碰”，人变成了“劳动的动物”。

2.时间堆叠。时间并置与旧时间秩序的破坏构成了当代时间异化的一部分，时间的相互挤压与侵占则构成了另一部分。人在事件中的参与模式是时间性的，时间堆叠的主要后果是断裂的出现，人之过去、现在、未来都呈现出零散的碎片化样态。

（1）历史感的消失。时间堆叠首先意味着遗忘过去，人的过去不再成为今后生活的经验与参考，经验逐渐丧失了价值。时间的点状呈现让人无法找到事物的关联性，人的经验也就成了某种特有的经验，而无法作为历史性的参考材料。时间异化势必造成人和物的时间序列的内部断裂。这一断裂使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重新划分历史与现实，并且由于这些要素在后现代可以并置，甚至相互重叠，各种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主义”在时间上似乎也就不再具有不可逆性了。“新时代的所有的历史形式、元素和冲突都以混乱的顺序再次回到似乎是新的静态的同时性和情境化的政治的空间中来。”[1](p321)

此外，遗忘历史也就意味着对未来的失控。随着历史的逐渐消失，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自然也就消失了。在后现代的社会中，人不再具有历时性的使命感，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生活的目的性。这便是时间理解中未来维度之消失，它是无历史感在另一方向上的延伸，并与之共同组成了当代人在时间维度中茫然无措的生存境况。没有人能确保在一个长期的未来中拥有稳定性和安全感，人们只能不停工作，不停积累资源，未来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向度对人封闭了。

（2）日常生活的赌博化。就个人的日常生活而言，时间重叠使人的生活被社会的时间规范所主导，变得更加无法把握。人常常意识到“我不得不去做这个事情”，然而却并不真正知道这件事情，也不是真正想要去做。人在加速社会之中几乎不再对世界有概括性的认识，而是在不断变化与更新的世界中不断被迫行动，以至于停止了思考。这意味着人最终失去了把握对象的时间性的能力，进而失去了理解世界的能力，成为无尽运转的社会机器的一个部件。此外，这种异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社会领域或外部世界。罗萨强调，人是自我解释的动物，这就意味着人必须实现对自我的照视，再基于此进行自我解释。然而不论是对自我的“照视”还是“解释”，其实都需要真正自主的时间，解释行为更是本身就在时间中展开。加速及其伴生的焦虑使这种展开受到了阻滞，变得极为困难。人的自我形成中缺少了关键的时间要素，只能在外部对于自身的要求和诱导中形成异化的自我。因此，人往往难以把握自我存在，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感到疑惑，导致眩晕和盲从。在后现代，人们只能接受一种游戏化、赌博化的生活方式，生活的确定性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接受冒险是唯一的出路。

综合来看，社会加速在人的生存领域中的反映是社会差异的扩大和确定性生存的日渐消失。从资源积累的角度看，原子化的时间体验使一种追求丰富人生的价值观成为可能，技术使世界触手可及，身份多样化使人可以体验多样人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都是以丰厚的资产为支撑的。也就是说，金钱或资本以一种隐蔽的形式成为支撑人生的根本物质基础，从而把资源占有和人的幸福生活完全关联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人们不断地强迫自己做得更多、更快，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相互敌视、抢夺，因为这样才能保障自我的存在与实现自我的可能性。至此，社会加速带来的并非人的发展，而是物的发展、资本的发展。在罗萨看来，加速其实无可避免，将资源积累与美好生活绑定才是异化的真正根源。在资源竞赛当中，时间本身构成了一切多样性的基石。时间的资源化意味着人的全面资源化，亦即异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萨提出了共鸣理论。

（三）超越时间异化的尝试：共鸣
在异化的生存状况中人并不是按照人的主张和需要在生活，而是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追逐积累的多样形式。此种异化的症结在于人对资源的盲目崇拜，要消解这种症结，就需要恢复真正的价值取向。为此，罗萨选择了“共鸣”这一概念。

1.“共鸣”概念的提出。“共鸣”被罗萨视为异化的“他者”，正是共鸣让异化更具体地显现。罗萨指出，鉴于人类的历史可塑性，人的真实本性、实际需要或正确生活方式是无法被预先假设或决定的，“因此，真正的人性不能被定义为异化的‘他者’”[6](p176)。甚至可以说，所谓的“真正的人性”是否存在或是否能够被人把握都要存疑。

于是，对异化的研究必须要解决一个前置问题——异化之“他者”到底为何物。按照异化的概念，如果一个主体异化了，那就意味着有一个外在性的对象“剥夺”了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权利或状态，而主体对此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对异化的外部根源即加速社会进行界定之外，还要对“前异化”状态或“非异化”状态进行界定。为了解决本质主义问题，前异化的概念已经被排除了，那么就需要一种对“非异化”状态的叙述。罗萨讨论了几种其他学者对异化的“他者”进行定义的尝试——从自主性意义上提出的“自由”，从意义的概念上提出的“有意义的生活”，布尔迪厄所谓的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对应”以及霍耐特承认理论所强调的“承认”，他认为这些说法都不构成异化的真正“他者”。因为自由、惯习的文化环境、承认等，都不能保证人不会经历异化，至于“有意义的……”这种提法，罗萨认为它正是异化的副产品。于是，罗萨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以共鸣的概念作为异化的对立面。

2.建立共鸣轴。建立共鸣需要在至少三个维度上对共鸣轴进行重构。罗萨认为，对他人、对物和对内在性体验的关系分别构成了水平、对角、垂直共鸣轴，分别对应了人的社会关系、物界关系和超自然关系。水平共鸣轴表示人与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在政治活动场合中他人之间的关系。对角共鸣轴表示人与身边的物质世界、物体、场景以及自我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垂直共鸣轴则表示人与宗教、自然、艺术等超越性对象的关系。

重建共鸣轴首要的是时间上的投入，然后是内在性的链接，最后则是不可控的偶然性遭遇。这一切可以被概括为场所、身体和精神上的丰富的时间体验，它们依赖于人与对象之间“积极性的互动与工作”[6](p322)，其中包含一层重要的时间结构。乍看之下，共鸣似乎指的是一种共时性的体验，忽略了时间的地位，然而，就共鸣本身的特质而言，共鸣与无意义的“杂响”、权力操控下的“回声”或“合唱”不同，天然地包含充分的历时性经验。一个人是否经历了共鸣，是需要时间来判断和验证的。这种时间未必意味着历史样态的时间经历，它同时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人既需要充足的时间来建立共鸣，也需要在体验共鸣后拥有在时间上进行解释的可能性。

在加速社会中，时间日趋紧张，建立共鸣所需要的时间投入无法得到满足，共鸣体验也会随着时间结构的压缩而被压缩。共鸣缺失使人们以资源积累为唯一目的，催生了自我封闭与无力感：“抑郁或倦怠指的是所有共鸣轴都变得沉默和失聪的状态。一个人可能‘拥有’家庭、工作、社交俱乐部或宗教等等，但这些不再与他们‘说话’。人不再能够被触摸或影响，并且缺乏任何自我效能感。因此，世界和主体都显得毫无生气和贫乏空虚。”[6](p184)

在这个意义上，异化关系可以用“沉默”这一特质来概括，“沉默”指某种内在联系的缺失。也就是说，外部的交往、“拥有”等关系并不决定主体异化与否，内在性的交往模式决定了异化。正如福斯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罗萨的共鸣关系体现了一种具有心物二元论特质的异化观[7]。这种沉默不仅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同已经被占有的或内生于人之中的东西产生的分歧。这一分歧导致生存本身的危机。在罗萨看来，我们可能已经拥有了很多诸如工作、家庭、信仰、财富之类的现实社会资源，但是如果未能与这一切建立起合适的共鸣轴，它们便不能回应我们的需要或向我们传递感受，那么异化状态依然会主导我们的生活。

3.共鸣状态作为对异化的扬弃。共鸣状态具有四个必要的组成元素——刺←激(af←fect)、感→动(e→motion)、转变(Transformation)、不可控性(Uncontrollability)[8]。这四个元素共同使共鸣体验成为可能。“刺←激”和“感→动”是罗萨阐释共鸣的专门术语，用于描述主体与世界的相互关系，表达主体面对世界产生的“受召唤”的感觉和对世界作出的回应。转变意味着主体与世界在共鸣中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调和，而是开放性的转化，在共鸣关系中，人与世界会建立起新的相处模式。不可控性是共鸣最重要的特质，它是自发的共鸣与受到权力挟制的回声的最主要的差异。共鸣为了保有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发生和产生的后果必然是不可预测的。

由此，共鸣构成了对异化的扬弃，不仅作为异化的对立面而存在，而且包含着对异化的超越。“失去共鸣”的状态实际上无法被彻底消除，因为如果人的生活完全“无异化”，与世界保持高度的共鸣，那其实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异化。这就意味着异化在罗萨的语境中不仅无法完全消除，甚至与此相反，异化关系是共鸣的前提条件，也是好生活所必须包含的组成部分。共鸣实则是“作为黑格尔意义上二者矛盾的扬弃”[8]，并成为构建“世界关系社会学”的开端。在罗萨看来，这种新社会学与以往的“只关注资源不平等的社会学”不同，那种常规的社会学对资源分配投入了过多关注，“通过强化这一观点而成为它的无意中的帮凶”[6](p8)。共鸣理论则寄希望于在持续加速的社会中重塑一套评估好坏的价值体系，直面资本主义社会所塑造的异化价值观，在意义层面上揭示资源积累与美好生活的虚假关联并将之重构。时间在这里仍然居于中心地位。

4.对生活价值的重塑：共鸣的理论目的。前现代以至现代的经典生活模式可以被称为时间积累式的人生规划，这种模式下人通过在时间中的劳动来实现资源的积累，并以这种积累保障生活。加速社会在丰富了人的积累方式，加快了人的上升速率的同时，实质上破坏了整个时间积累的模式。从时间积累的角度来看，人们年轻时积攒的财富与资源会因为社会总财富的疯狂增长而相对贬值，修习的技能也会因为技术更新而落后；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断加快的速度使“变慢”本身成为一种原罪，而人的生理性衰老似乎就是遭到淘汰的合理理由，“永远年轻”才是唯一的出路；从人的日常生活来看，资源积累产生的并非是保障幸福的安全感，而是更大的压力，社会结构日渐软化导致的“流动”使资源不再被人绝对占有；最后，就人的文化实践来说，经验价值的贬值与理性知识的横行，使人对于机器高度依赖，从而被彻底捆绑在技术换代的车轮之上。这些都可以视为时间存在或时间理解错位的结果，而这种错位就是在资本主义动态稳定的升级结构中产生的。罗萨指出，共鸣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后增长社会”。“共鸣理论提出了一种文化范式的转变。不是影响范围，而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质量应该成为衡量政治和个人行动的标尺。另一方面，不是升级，而是建立和维持共鸣轴的能力和可能性应该作为质量的衡量标准，而异化（在主体方面）和物化（在客体方面）可以作为批判的测震仪。”[6](p436)

很显然，共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异化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关于人如何在产生异化的加速社会中生存以及寻求幸福的生活方案。在以共鸣为价值追求的条件下，人能够重构与世界在时间上的关联性。最终，通过对个人生存价值的重构，社会价值才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重组，新社会所需的开放性才有可能产生，社会整体的转变才有可能实现。从另一个角度说，罗萨的出路可以被视为一种委婉的“变速请求”。也就是说，通过对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重塑，共鸣的世界将生产出一种相对而言不那么激烈的竞争形式，人将从病态的竞争中解脱出来，重新找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三、罗萨时间异化思想评析
（一）时间异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罗萨异化的理论体现了其对于人的社会性的高度关注，强调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重要性[9](p151-180)。这一点延续了自马克思以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优良传统。通过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对抗”扩大到“沉默”，罗萨接纳了从“劳动异化”到“关系异化”的转向。通过对世界关系失谐的分析，异化从一种激烈的剥夺转向相对平和也更为冷酷的丧失。人在新的异化状态中不是被他者“夺走”了什么，而是在自我的生活中“失去”了什么。很显然，人所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时间。于是，这种“失去”又被内化到了人的基本生存结构之中，成为一种时间上的“剥离”。异化由一种关系性的失谐深化为人的生存结构的畸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异化成为人之生存的不良状态。

其次，从异化理论本身来说，时间异化补充了经典异化理论在时间上的局限性，构成了对异化理论时间维度的延展。这样一来，异化也就意味着对人的全部生存的根本性扭曲。这种扭曲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即物的增殖逻辑，人在这种环境中被塑造成了服从物之逻辑的人。此种扭曲的真正危害在于，它本质上是不顾及人的，换句话说，在所谓的人与世界的承认关系中，物化的世界并不会承认人的价值。

最后，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罗萨讨论的世界是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尤其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全面兴起，使时间结构上的变化更为复杂。内化于人的生存的时间在自我与世界的交错中堆叠、挤压，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面临着无从下手的信息洪流不知所措。在这种条件下，罗萨的理论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时间异化理论的局限
不过，罗萨的理论也具有一些局限。这主要体现在共鸣的理论有效性和批判异化的不彻底性两个方面。罗萨在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拓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批判路径。

共鸣理论面临的最广泛的质疑就是其理论的普适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只有“世界对他歌唱的人”才能感受到共鸣的存在。而且，共鸣对新的群体边界的确定，使共鸣成为一个危险的身份识别方式。在社会实践层面共鸣的价值重塑效果饱受质疑，还有待人们进行尝试，但是追求共鸣这一主张本身实际上反映了罗萨从文化角度提出社会解决方案的基本路径，这一路径难免会严格地受限于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传统来看，罗萨的批判与斗争毫无疑问是更加委婉的，“寻求个人生活的共鸣”远不如“革命”或“文化大拒绝”看上去有力。这其实是罗萨希望通过文化手段来解决时间异化问题的后果。罗萨显然并未忽略对社会结构的关注，他非常注重社会分析和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探讨，但他并未探究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在其理论中，社会是由人的生活世界相互结合而成的，人的日常生活决定了社会的形态。这就导致其理论体现出一种聚焦于个人生活的婉转态度。这种态度实则是一种调和的意愿，在立场上体现出不坚定性。简单来说，罗萨不是要以某种直接手段重新建立社会分配的合理性，而是要通过价值重构的方式创造有可能实现合理分配的人。他认为，只有人的价值取向被转变，社会才具有转变的可能性。

正因如此，基于时间的异化批判也可以被诠释为略带犬儒色彩的生存哲学，马克思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批判和建立美好社会的愿望被具象化为实现个人美好生活的愿望。在罗萨的理论中，资源占有和共鸣是脱钩的，人们可以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获得共鸣体验，也可以在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完全异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对经济基础的强调，扩大了文化因素在幸福生活中的地位。很不幸的是，对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按照罗萨的理论，大部分人都不得不在捉襟见肘的生存条件下寻求一种与当下生存境遇共鸣的自我满足式的体验。这不仅限制了反抗与斗争力量的增长，而且恐怕很难真正改变结构性的事实，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理想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罗萨在时间维度上对异化理论进行了拓展，在社会理论层面毫无疑问具有重要价值。其重构共鸣价值的理论构想传递了乐观主义的社会态度，但是也使其理论呈现出折中与调和的风格，他所主张的共鸣更像是一种超越性的美学体验。这种试图通过个人的生活模式来干预和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的策略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或许有所助益，但对于社会结构转型和变革来说则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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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1.001

[中图分类号]B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2）01-00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机制探讨”（16BZX005）。

作者简介：姜华（1968—），女，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崔嘉晟（1992—），男，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