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

奥鹏网院作业

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黄 勃 程小萌 李海彤

[提 要] 商会组织是企业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平台，旨在推动企业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上看，参与异地商会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助推了企业并购活动。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替代效应，并且提升风险承担的作用，在传统商帮文化浓厚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企业减轻供应链环节的风险。本文为验证商会的风险共担特征提供了实证依据，为理解商会组织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异地商会；风险承担；社会资本；商帮文化；社会网络

一、引言
商会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商帮组织的现代传承，在当今社会是具有社会团体法人地位的正式组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商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重视。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强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1)《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新华社，2016-08-21。异地商会作为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商会组织，以地缘关系和同乡情谊为纽带，在推动商业合作、组织公益活动、协调政企关系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异地商会的微观影响，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异地商会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Kong et al.，2020)以及企业跨地区投资(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的影响，发现了异地商会具有促使企业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以及帮助企业获取信息资源和投资机会的现实作用。本文则试图探究异地商会的风险共担特征，实证研究企业参与异地商会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风险选择与风险承担是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投资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根据经典的企业价值理论，公司在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张的过程中，应该选择所有预期净现值(NPV)为正的投资项目，以实现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过于保守的企业可能因为风险规避放弃部分NPV为正的投资机会，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因此，合理的企业风险承担是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把握企业发展机会，并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重要因素(Hilary & Hui，2009；Boubakri et al.，2013)。然而，部分中国企业家由于缺乏外部支持和社会资源，往往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对投资回报没有稳定的预期，进而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周泽将等，2019)。在此情况下，参与异地商会是企业拓展社会网络、建立稳定业务关系和降低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企业家对企业的持续经营形成稳定的预期，并提供相应的外部支持作为企业发展的保障，进而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背景，参与异地商会究竟是否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异地商会是否真正贯彻了“互帮互助、风险共担”的组织原则并发挥相应的社会功能？为了做出解答，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企业及其高管向异地商会出资或捐款，以及高管在异地商会担任职务情况来刻画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实际行为，实证分析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能力。公司高管在异地商会中担任职务是实现该作用的主要途径，并且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和促进企业的并购活动，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的水平。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中国传统商帮文化和完善的市场化环境能够增大异地商会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同时，参与异地商会能够减轻企业在供应链环节面临的风险。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在于：第一，目前关于参与异地商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研究并未形成定论，本文创新性地识别了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的具体情况，并从融资约束和企业并购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综合考量，实证发现了企业通过参加异地商会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并购活动的现实作用，丰富了关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关于商会组织的现实影响的现有文献十分稀缺，本文利用大样本实证研究，通过分析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关于商会组织的研究文献。第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管理和建设，本文验证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公司业务开拓和经营管理的积极影响，证实了商会组织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之中的积极作用，响应了国家大力支持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号召，对进一步出台支持商会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实践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为：第二部分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计量模型和主要变量；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的研究；最后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异地商会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乡情为纽带，不受行业限制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主要由来自同一地区而在原籍以外地区创业发展的工商业从业者发起设立(孙学敏和戴庞海，2014)。早在古代唐朝，在商人会馆、行会等商人组织的基础上，同行业或相关行业成员的联合组织——“行”已经出现，并在宋朝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随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各个地区的商帮组织陆续出现，其中包括“晋商”“徽商”“鲁商”等著名的中国古代商帮。直至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异地商会为代表的中国商会组织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从历史传承来看，异地商会是我国古代商帮文化中具有的鲜明特点的现代传承。从现代发展来看，异地商会也是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商会中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组织形式之一。

现有关于商会的研究多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商会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及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在为数不多的经济学研究中，陈剩勇和马斌(2004)、马斌和徐越倩(2006)等学者考察了温州商会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和影响。他们研究发现温州商会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分担了联合行动的成本，增强了自身的博弈力量，推动了有利商会成员政策的出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商会的研究大部分是以理论推导来论证商会组织在游说政府机构(陈剩勇和马斌，2004；张捷等，2009；赵永亮和张捷，2009)、协调会员企业之间纠纷(刘华光，2005)、促进会员企业合作(马斌和徐越倩，2006)等方面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综合上述研究，同乡情谊联结、地缘乡情和熟人信任是联系异地商会成员企业的纽带，服务同在异乡的成员企业、加强与家乡的经济政治联系是异地商会的核心职能。参与异地商会在推动企业获取当地社会资本的同时，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和投资机会，对于推动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少数研究从商帮文化和异地商会成立等角度，将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应用到有关异地商会的研究中。这些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地域性商帮组织使商帮文化得以传承，并且促进了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降低和治理水平的提高(Du et al.，2017)。在企业异地子公司所在地的异地商会成立能够打破企业发展的空间障碍，推动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和发展(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然而，囿于数据限制，尚无研究通过识别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实际行为，对上市公司参与商会对公司经营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假设
作为促进企业资源共享的社会组织，异地商会本身就具有促进成员企业风险共担的社会功能。首先，企业可以借助异地商会扩大社会影响力，与更多商业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利于创造更多稳定的业务机会(石碧涛和张捷，2011)。在业务层面，供应商和客户稳定性的增强有利于降低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避免经营活动的变化导致业绩波动，并且局部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周明生和于国栋，2020)。其次，由于异地商会通常以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原则，强调成员企业之间的互帮互助，可以为同在异乡的成员企业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为企业提供保护，缓解企业家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由此，异地商会为企业家带来的归属感和外部支持有利于缓解企业家对于缺乏本地优势的担忧，有利于改善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除此之外，异地商会作为原籍和创业地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重要纽带，具有资源占有和资源分配的双重优势，能够获得籍贯地和企业注册所在地政府、企业和相关机构的支持(姜伟军，2019)，有利于企业在政府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上保障自身利益(陈建林等，2020)。因此，来自政府和其他企业的外部支持能够减轻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和声誉风险，进一步提高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从理论上看，一方面，异地商会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从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的角度，商会组织的相关制度为成员企业建立了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通过确立关系规范和组织间信任，围绕着成员企业的统一目标开展有效合作，能够减小商业合作中存在的风险(李维安等，2016)。这有利于降低组织间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促使企业在既定的风险水平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减小信息不对称的途径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企业通过异地商会获得的信息资源使其在识别和把握新的市场机会方面更具优势，使企业能够选择更多投资项目(陈劲松等，2013)。异地商会可以加强同乡会员之间的信息交流，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之间人脉、信息等资源的交流与整合。由同乡情谊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熟人信任可以为会员企业之间形成的交易与合作起到信用增级和隐性担保的作用。基于上述，本文认为异地商会能够发挥促进成员企业风险共担的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是增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潜在渠道(周泽将等，2019)。较低的融资约束水平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运用于投资和研发，有更大的能力选择那些有可能为企业价值带来正向影响的项目，从而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企业在商会成员之间建立局部诚信体系，以此加强同金融机构的合作，有助于突破中小企业的投融资瓶颈(林海和王鑫，2007)。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可以通过“隐性政治关联+显性社会网络”的双重身份增加公司与供应商双方之间的信任水平，提高公司所获得的商业信用，从而增加公司的融资优势(Liu et al.，2016)。同时，企业家之间的同乡关系有利于促使企业与供应商加强合作，公司则可以从供应商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且该作用对于高管在异地商会内兼任职务的企业更加显著(Kong et al.，2020)。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后，不仅可以通过商会为企业信用背书，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同时可能增进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任水平，有利于企业凭借商业信用融资，最终从整体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当企业资金压力得到减轻后，能够增大对净现值为正的项目的投资，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提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设：

H2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并购是企业成长扩张，获取优质资产，提升技术实力，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重要体现(唐兵等，2012)。并购过程涉及标的选择、资金融通、资产整合等众多环节，时间周期长，执行过程复杂。因此，开展并购活动的企业需要具有相应的风险承担能力。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恰是中国商帮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谢永珍和袁菲菲，2020)。拓宽社会网络与政治资源、发现投资发展与并购机会是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主要动机之一。在企业参与异地商会之后，一方面，企业管理者能够获得更多对外交流和商务往来的机会，拓展企业的外部信息获取渠道，有利于缓解并购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选择更适合的并购标的。另一方面，基于地缘乡情与熟人关系联系起来的并购交易，双方更容易达成妥协、建立信任，在较长的并购周期中降低不确定性，促使并购交易成功率的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并购活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4—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由于企业风险承担指标的测算需要3年的窗口期数据，因此对应的样本区间为2004—2016年。其中，异地商会的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提供的中国商会研究数据库(CCCD)。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466家省级异地商会的成立日期、活动地域和捐款信息，以及商会的人员任职情况和个人简历等详细信息。公司财务数据、高管信息、银行贷款等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初始研究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属于金融行业的公司样本；(2)剔除“ST”或“*ST”的公司样本；(3)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为减小极端值造成的影响，对连续型变量的上下1%分位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分析模型：

RISKi,t=β0+β1Chamberi,t+β2Controlsi,t

+∑Firmi+∑Yeart+εi,t

(1)

式中，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RISKi,t。借鉴已有的研究(John et al.，2008；余明桂等，2013；胡国柳和胡珺，2017；何瑛等，2019)，本文使用企业盈利能力的波动程度来度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该指标计算过程如式(2)～式(4)所示。本文使用资产收益率ROA表示企业盈利，以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表示，将各企业的ROA减去年度行业均值得到Adj_ROA，以消除行业和周期的影响；再以每3年(t年至t+2)作为窗口期，分别滚动计算经行业调整后的ROA(Adj_ROA)的标准差(RISK1)和极差(RISK2)，作为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两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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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SK1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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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ISK2i,t=Max(Adj_ROAi,t)

-Min(Adj_ROAi,t)

(4)

式中，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参与异地商会的指标Chamber。本文基于CNRDS数据库，整理有关异地商会捐款出资来源信息，以及公司高管在异地商会担任职务的情况，将相关高管信息与CSMAR数据库的高管个人信息和任职企业进行匹配，识别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的具体情况。如果上市公司或公司现任高管向某异地商会出资或捐款，或者公司高管在异地商会中担任职务，则认为该公司参与异地商会。若参与异地商会，则解释变量Chamber取值为1，否则为0。

借鉴现有研究(余明桂等，2013；胡国柳和胡珺，2017；何瑛等，2019)，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上市年限(LnAge)、企业规模(LnSize)、财务杠杆(Leverage)、盈利能力(ROE)、股权集中度(Top1)、资本性支出水平(Capital)、增长速度(Growth)、董事会规模(LnBoard)、独董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股权性质(SOE)。具体而言，LnAge为企业上市年限加1后的自然对数；LnSize为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erage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ROE为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之比；Top1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apital为资本支出与总资产之比；Growth为本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的增长率；LnBoard为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Indep为独立董事与董事人数之比；Dual当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取1，否则取0；SOE对于国有企业则取值1，否则为0；Firm为公司个体效应的控制变量；Year为年度效应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名称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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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样本企业中RISK1的均值为0.077，标准差为0.294，最小值为0.003，最大值为2.728，体现出我国上市企业之间风险承担水平具有较大差异，RISK2的相应指标也展现出相似的特征。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LnSize的均值为21.963，标准差为1.279，说明样本区间内公司的资产规模具有较大差异。盈利能力ROE和增长速度Growth的均值分别为5.41%和21.35%，说明本文样本中大部分企业的发展与经营情况良好。参与异地商会变量Chamber的均值为0.041，表明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有4.1%的公司参与异地商会。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的比例并不高，参与异地商会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有待实证分析进行进一步检验和探讨。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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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SMAR数据库、CNRDS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表3报告了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如表3的列(1)和列(2)所示，自变量Chamber对RISK1和RISK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7和0.115，与因变量在样本中的平均值相比，系数大小对应的经济意义十分显著，并且经过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显著性统计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验证了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显著的正向关系。该结果表明，参与异地商会促使企业积累社会资本和获取外部支持，有利于企业提高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该实证结果支持本文的假设H1。

(二)稳健性检验
1.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由于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的样本所占比例较低，该类样本的其他特征可能导致企业具有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为了控制该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处理。首先，本文使用Logit模型，根据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所有控制变量计算样本的倾向得分，再利用倾向得分将参与异地商会的企业与未参与的企业进行一对一邻近匹配，得到匹配后的样本观测值共计1 509个。根据未报告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对于匹配后的参与异地商会企业和未参与企业，在以控制变量体现的企业特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有效。本文在匹配后的样本中重复基准回归检验，表4的列(1)和列(2)展示了对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Chamber)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1，RISK2)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之后，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依然显著，与本文的主要结论一致。

表3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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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分别表示10%，5%，1%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表4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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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具变量回归。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产生影响。为此，本文通过工具变量的最小二乘估计(2SLS)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在基准实证部分，本文的自变量是公司是否参与异地商会，而参与异地商会属于公司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商业决策，往往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氛围与地理因素的影响。通常而言，在地形较为开阔的平原地带，地理上的隔离程度相对较小，使当地企业可以便捷地推动对外合作活动和参与商业合作，当地的商业合作氛围较为浓厚；而坡度相对较为陡峭的地区由于交通较为不便，所以更可能被分割成为相对封闭的众多小区域(刘毓芸等，2015；潘越等，2017)。不仅使这些地区的社会信任处于较低水平(Kong et al.，2021)，也使当地对商业合作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所在地区的地形坡度与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行为紧密相关，位于平坦地区的企业有更大的概率参与异地商会，而处于坡度陡峭地区的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倾向可能相对较弱。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全国地理信息数据，利用ArcGIS软件处理得到国内各个城市的地形坡度，并将该指标倒数化处理得到变量Flat。该变量越大，表明城市地形越为平坦。

首先，为了验证工具变量与自变量Chamber之间的强相关性，本文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得到的F统计量为33.82，证实了变量Chamber与Flat之间为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所在地区的地形越平坦，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概率越大，该结果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通过进行工具变量2SLS检验之后，由表5展示的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Chamber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在利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3. 替代风险承担的度量方法。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稳健性，本文更换被解释变量风险承担的衡量方法，并重复本文的基准回归检验。第一种替换方法是将计算风险承担的窗口期扩展为5年(t年至t+4年)，计算得到的标准差和极差分别记为RISK3和RISK4。另一种替换方法是将企业盈利能力的衡量指标替换为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仍采用3年的计算窗口期，将计算结果分别记为RISK5和RISK6。本文使用替换的风险承担指标进行基准回归模型的检验。表6展示了替代风险承担指标的实证结果。可见，参与异地商会(Chamber)对上述风险承担指标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替代风险承担指标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5 工具变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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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地区因素的影响。由于异地商会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的商会组织在发挥社会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使商会组织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发生变化。考虑到企业迁址的可能，为了控制企业在不同年度位于不同地区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控制公司个体效应和年度效应的基础上，加入公司所在省份的控制变量，进一步验证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由表7的列(1)和列(2)所示，在加入省份控制变量后，Chamber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差异的影响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6 替换风险承担的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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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重聚类稳健标准误。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宏观经济环境预期紧密相关，随着时间变化而呈现出年度变化趋势。为了减轻由于时间趋势导致的残差自相关问题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更加严谨的标准误计算方法，在公司层面和时间层面上进行双重聚类(Two-way Cluster)，重新估计基准回归结果。表7的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在采用双重聚类处理之后，实证结果依然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三)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本部分进一步分析参与异地商会的不同方式对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解释变量Chamber涵盖了上市公司高管在异地商会任职，以及公司或高管向商会出资或捐款的情况。本文进一步将其细分并设置相应的虚拟变量，Chamber_Job表示高管在异地商会任职，Chamber_Donate表示存在出资或捐款的情况。若存在相应的情况，则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将区分参与异地商会方式后得到的上述变量同时加入至基准回归模型，替换原有的解释变量，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Chamber_Jo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Chamber_Donate的系数为负，并且未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知，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派驻高管在异地商会任职，使公司充分利用商会组织的风险共担职能，进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

表7 控制地区因素影响和双重聚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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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参与异地商会不同方式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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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用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本文继续考察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不仅可以为高管提供来自同乡情谊的精神支持，还可以为企业开拓籍贯地和企业所在地政府机构的政治资源，同时加强与同乡会员企业之间的互信合作，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公司的经营实力，并且减轻融资约束和推动企业并购活动是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得到提高的标志。因此，本文将通过融资约束和企业并购两方面分析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影响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

1. 融资约束。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是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决定了该企业的市场表现，内部资源，特别是资金资源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充足的现金流储备会提高企业投资水平(Lewellen & Lewellen，2016；周泽将等，2020)。为了检验假设H2，本文选用KZ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KZ指数的构建方法由Kaplan & Zingales(1997)提出，该指数被许多学者用于在大样本的实证检验中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为了构建适用于本文企业样本的KZ指数，本文通过排序逻辑回归(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计算构成KZ指数各项指标的系数，得出估计的KZ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KZi,t=-7.503 3×CFi,t/Ai,t-1-30.238 3

×Dividendi,t/Ai,t-1-3.472 8

×Cashi,t/Ai,t-1+3.229 6

×Leveragei,t+0.431 7

×TobinQi,t

(5)

式中，CFi,t/Ai,t-1为经营性现金流/上期总资产，Dividendi,t /Ai,t-1为现金股利/上期总资产，Cashi,t/Ai,t-1为现金余额/上期总资产，Leveragei,t为资产负债率，TobinQi,t为托宾Q值。根据该公式计算的KZ指数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现象越严重。本文将测算的KZ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至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表9的列(1)展示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Chambe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以认为，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因此，参与商会的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与投资，对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2. 企业并购。为了检验假设H3，本文计算整理了上市公司样本期间内各年度并购成功次数的对数(MAnum)以及并购成功率(MASucRate，并购成功次数/并购总次数)，用来反映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实施结果，再将上述指标作为因变量，实证检验参与异地商会对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影响。表9的列(2)与列(3)的结果显示，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增加企业并购成功的次数(MAnum)与并购成功率(MASucRate)，系数均为正，并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随着企业参与异地商会之后，通过异地商会发现和建立起来的并购交易，双方由于熟人信任和地缘乡情，更容易形成妥协和建立信任，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促使并购交易成功率的上升，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

表9 参与异地商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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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的研究
(一)异地商会对社会信任的替代效应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提出了异地商会以同乡情谊为纽带建立熟人信任，有助于对企业之间开展的交易与合作形成信用增级和隐性担保的作用，进而从改善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渠道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通常而言，社会信任水平是区域内社会网络建立起来的重要基础，而地区之间的社会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各地之间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发展程度有所不同(潘越等，2009)。企业若通过商会组织嵌入至非正式社会网络，可能有助于弥补企业由于社会信任不足所带来的影响，使企业在社会网络中获取更多资源(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为此，本文假设异地商会组织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替代效应。本文借鉴孟庆斌等(2019)的方法，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结果，将历次调查中关于社会信任水平评价的调查结果赋值为1分至5分，在各省级行政区内分别取均值得到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用于衡量企业总部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再以该指标中位数为基准将样本区分为社会信任水平低和社会信任水平高两组，进行分组回归检验。

由表10展示的实证分析结果可见，自变量Chamber的回归系数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其他样本中则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参与异地商会改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在较为缺乏社会信任的非正式网络中更为明显，该结果体现了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的替代作用，证实了参与异地商会对于改善企业受信任水平的积极意义。

(二)基于传统商帮文化影响的分析
商帮组织被认为是异地商会的前身，诞生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也是传统商帮文化的产物。在我国明清时期，商帮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发展，并涌现出中国十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秦商”“鲁商”“赣商”“闽商”“洞庭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罗畅等，2016)。

表10 异地商会对社会信任的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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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商帮为商人们提供了相互支持、和衷共济的平台，并为现代异地商会的运营提供了范例。本文认为，传统商帮文化增进了人们对于商会的了解和重视，使异地商会相关活动的开展可以得到更有效推动，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方法(Du et al.，2017)，将明清时期十大商帮所处省份列为商帮文化地区，其他省份为非商帮文化地区，根据企业地址将样本分组进行检验。

表11汇报了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在位于商帮文化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RISK1和RISK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90和0.154，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和显著性统计量均超过非商帮文化地区企业样本的相应结果。上述结果表明，在传统商帮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异地商会更加受到广泛重视，并且“互帮互助，风险共担”的商业合作精神得到了深刻体现。所以，商帮文化地区的企业参与异地商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更为明显。

表11 传统商帮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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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市场化环境影响的分析
由于商会组织嵌入当地市场化制度环境中，商会在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稳定器”功能，当地的商业环境和政策制度对商会活动的开展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环境是影响商会组织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王小鲁等(2019)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用年度中位数将各省份分为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低地区，将属于该两组的样本企业分别进行回归检验。

根据表12的列(1)和列(2)的结果，Chambe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在代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的表12的列(3)和列(4)中，Chamber的回归系数未达到10%的显著水平。上述结果表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参与异地商会获得风险承担的提高效果更为明显。良好的市场化环境代表政府治理水平高，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成熟，非国有经济更为发达，有利于促进企业通过商会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源，当地企业参与异地商会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社会资源，从而显著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提升。

表12 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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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企业供应链的影响
供应商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行为、会计政策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叶春森等，2019)。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对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孙永平等，2021)，而企业与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时，双方之间的信任是确保合作关系稳定的关键(饶品贵等，2019)。企业参与异地商会之后，可以通过共同参与商会活动或者经由其他会员介绍的方式发展同乡商业伙伴。这种建立在同乡情谊和熟人网络基础之上的合作关系更容易形成信任与默契。为此，本文根据CNRDS数据库的数据，对上市企业披露的供应商业务金额以及供应商所在地区的信息整理，设置如下指标：供应商集中度(Topsuppliershr)，用前五大供应商业务金额占比之和表示；异地供应商占比(OPsuppliershr)，为企业所在省份之外的供应商业务金额占供应商业务总金额之比；异地供应商业务总额(LnOPsupplier)，为企业所在省份之外的供应商业务金额的自然对数。本文针对具有有效数据的样本，进一步检验参与异地商会对于企业供应商集中度和异地供应链发展的影响。

表13显示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供应链建设的影响。表13的列(1)中，Chamber显著为负的回归系数表明，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降低供应商集中度，从而减轻由于供应商过于集中而形成的风险。表13的列(2)和列(3)结果显示，Chamber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通过参与异地商会，企业异地供应商采购金额占比(OPsuppliershr)和异地供应商采购总额(LnOPsupplier)均出现显著上升。这说明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可以帮助企业与异地供应商建立联系，进而推动企业供应链的建设，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分散供应链环节中的潜在风险，进而提升企业整体的风险承担能力。

表13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供应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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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及启示
异地商会在促进成员企业建立合作、互帮互助和风险共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功能，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创新性地识别了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的实际行为，并以2004—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探究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该结论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上看，参与异地商会组织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和促进企业的并购活动，进而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商会组织对于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替代作用；第二，在商帮文化氛围浓厚，以及市场化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参与异地商会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更为明显；第三，参与异地商会有利于缓解企业供应链方面存在的风险。本文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行为引入至大样本实证研究中，为社会组织影响企业经营与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为理解商会组织发挥的风险共担职能提供了经验参考。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对于企业而言，中国固有的商业文化习俗促使许多企业更依赖于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交易模式(薛爽等，2018)。同乡情谊和熟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证明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发掘投资机会和获取社会信任等方面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企业了解异地商会的现实社会功能。基于研究结果，企业应当积极看待异地商会对于促进企业积累社会资本的帮助，将参与商会活动作为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可选途径。其次，企业追求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愿意承担风险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Acemoglu & Zilibotti，1997；John et al.，2008；余明桂等，2013)。在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改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关键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异地商会可以作为保障企业权益、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以及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有益补充。从中央政府来看，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2013-11-16。，为保障支持异地商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安排，可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趋紧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为我国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从地方政府来看，异地商会对企业所在地和高管乡籍地具有天然的联结作用，也可以成为地方政府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因此，加强对异地商会成立发展的支持服务工作，可以有效促进当地经贸合作，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繁荣。最后，对于异地商会而言，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异地商会发挥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在商帮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和市场化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参与异地商会对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效果更为明显。因此，位于其他地区的商会组织应该正视当前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弱的现实，进一步加强同政府与社会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开展为会员服务活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组织生命力，推动商会组织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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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AND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HUANG Bo1,2 CHENG Xiaomeng1 LI Haitong3

(1.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 China Finan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3.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Chamber of 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nterprises to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aiming to promote resource sharing and risk sharing among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ak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homeland chamber of commerce on corporate risk-tak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ting in homeland chamber can improve corporate risk-taking.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chanism, participating in homeland chamber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reducing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but also conductive to promoting firms’ M&A activitie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substitution effects on regional social trust, and the impact on corporate risk-taking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areas with str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eater marketization degree. Besides, participating in homeland chamber can help enterprises reduce the risk of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verifying the risk-sh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Key words: homeland chamber of commerce; corporate risk-taking; social capital; merchant guild culture; social networks

*黄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bohuang@ruc.edu.cn；程小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李海彤(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商会组织与企业经营绩效研究：价值效应、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21XNH136)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