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域差异及其分布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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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域差异及其分布演进*
张红凤 李晓婷 王 婷

［提 要] 本文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考察其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东西差距显著。（2）总体地区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从地区内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内差距最小；从地区间差距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小；从差距贡献率来看，地区间差距为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较小。（3）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区差距出现波动式下降，三大地区均存在两极或多极化现象，中部地区尤为显著。

［关键词] 经济增长动能；地区差距；分布动态演进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攻关时期，同时面临着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新一轮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和世界经济低迷等多重压力，函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抢占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

我国地域辽阔，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影响，各地区的支撑动能不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优势与短板各异，转换速度不一，效果大相径庭，地区差距成为不容小觑的问题。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如何?呈现怎样的分布特征?其地区差距来源于何处?分布动态演进过程是怎样的?这一系列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科学研判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域特征、全面优化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展开经济增长动能指数的评价测算，揭示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地区差距及其演变态势，最终提出对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内涵
经济增长动能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来源和能力等次。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是经济增长约束条件改变时，经济增长动能随之更换，“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王一鸣，2017）。宏观表现是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调存量、优增量，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粗放转向质量效益集约，经济发展目标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中观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调整，既包含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也包含产业发展方式转型；微观表现是资本、劳动等传统要素逐步被取代，技术、人力资本等新型要素作用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战略重点由发展传统增长点转向培育新增长点，即不断衍生新动能，原有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动能所带来的边际贡献递减，逐步转变为旧动能。新动能与旧动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组相对的、发展的概念，其范畴随着时代发展做出动态调整。本文解读政府文件，并对其科学内涵加以阐释。

旧动能是以“量”的积累驱动经济发展，其驱动效应日渐衰减，边际贡献持续降低，受供需结构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其约束逐渐强化，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供给侧层面的典型表现为来自要素积累的数量增长贡献显著降低，需求侧层面为发展空间逐渐收窄的投资动能、增长空间骤减的传统贸易动能、呈趋势性降速的基础消费动能（赵昌文等，201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产业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究其本质，新动能是基于技术创新，以效率和质量提升为核心，通过产业升级、模式创新、要素优化、需求升级等方式形成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供给侧层面来看，是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动态融合，体现为投入要素质量提升和构成变化，衍生出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需求侧层面是技术创新引领下的消费升级、投资优化和贸易转型。

(二)"需求侧－供给侧"分析框架
经济可持续发展取决于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平衡。依据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可将经济增长划分为需求拉动型和供给推动型（王一鸣，2017；黄泰岩，2014；郑江淮等，2018）。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推进，要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关系向高水平供需关系跃升，需求与供给不仅自身不断升级，而且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协同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本文基于黄泰岩（2014）提出的动力转型理论假说，构建“需求侧—供给侧”平衡分析框架。

1．需求侧。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被普遍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赵昌文等，2015；Cicerone et al.，2020）。它们通过产业与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产业波及效应，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诱发作用，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本文在需求侧选取消费动能、投资动能和贸易动能作为二级指标。

（1）消费动能。消费需求已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陈守东等，2017），居民消费支出在微观结构和层次上逐步提升。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居民需求从基础性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不断过渡，沿着“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的方向转变（石明明等，2019），在此划分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① 由于2012年、2013年各省份人均消费的数据缺失，故本文选用城镇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

（2）投资动能。我国传统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发展方式（陈守东等，2017；余泳泽，2015），本文选取投资水平、投资结构、资本存量和高技术投资四个指标，投资水平反映投资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资本存量反映地区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投资结构的优化表现为资本向高附加值产业流动的情况，高技术投资反映出资本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情况。

（3）贸易动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外贸依存度一路上扬，一方面贸易发展直接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外资进入通过技术扩散和人力资本流动等途径在企业与产业间产生溢出效应（何小钢和张宁，2015）。选取外贸依存度、外资利用水平和高技术出口三个指标，外贸依存度体现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外资利用水平体现地区利用外资的状况，高技术出口表示贸易水平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攀升。

2.供给侧。供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供给（Hsieh＆Klenow，2009），主要表现为要素“量”的投入；二是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制度供给、结构供给和技术供给（Acemoglu＆Zilibotti，2001；Ngai＆Pissarides，2007；王一鸣，2017；张红凤和吕杰，2018）。本文选取制度动能、结构动能和要素动能作为供给侧的二级指标，其中要素动能既包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也包含技术创新等新型要素。

（1）制度动能。政府效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王丽英和刘后平，2010；张莉等，2014），在此选取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与回报之比衡量政府效率，市场化水平是政府采取非市场方式支配资源的程度。

（2）结构动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在产业层面的本质是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本文选取产业升级、产业高级化与能源消耗三个指标，引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表示各省份的产业升级水平，测算公式为pagenumber_ebook=61,pagenumber_book=59产业高级化是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演进，由低附加值领域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变的过程。在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高能耗的旧动能函须被清洁绿色的发展方式取代，能源消耗强度备受关注。

（3）要素动能。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但长远来看需要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等新型要素的推动，在此选取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四个指标。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逐步消失，质量型“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日益突出，本文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公式为pagenumber_ebook=61,pagenumber_book=59其中y i为i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① 劳动力质量设定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为16年。科技创新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衡量。

基于此，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具体包含需求动能和供给动能2个一级指标，需求维度包含消费动能、投资动能、贸易动能3个二级指标，供给维度包含制度动能、结构动能、要素动能3个二级指标，各二级指标下分别选取若干三级指标，共20个三级指标。

三、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测算与分析
(一)指标权重确定
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首先，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作用机理展开分析，使用关键指标高度概括评价内容，将各项指标通过综合权衡后按照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类别分解为具体指标，确定层次结构模型。其次，用成对比较法对准则层和指标层的元素依次进行两两比较，运用德尔菲法评定相对权重构造判断矩阵。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经计算层次单序列和层次总排序均具有满意一致性。最终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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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标属性中“＋”表示正向指标，指标数值越大越优，“－”表示负向指标，指标数值越小越优。

(二)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测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收集所需的各项指标数据。

郑江淮等（2018）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划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2002—2008年加入WTO后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第二阶段是2008年后以“四万亿”投资带动经济恢复发展。本文将样本考察期确定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即2009—2018年，测算我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

首先采用min-max归一化方法对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标准化后数据代入权重模型，利用式（1）、式（2）测算综合指数和子系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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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i表示某个一级指标或二级指标的子系统指数结果，ωi为相应指标的权重。

(三)经济增长动能指数分析
1.经济增长动能综合指数分析。从整体特征来看（见图1），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综合指数呈现波动式上升，均值由2009年的0.318 7上升至2018年的0.440 5，增长38.22%，2013—2014年间出现小幅度波动式下降，2014年以后上升态势逐步增强，但综合指数介于0.215 2～0.635 5之间，整体水平不高。究其原因，是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已形成稳定的经济增长驱动机制，传统要素动能和投资动能依靠数量优势起到稳定的驱动作用，但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表现出后劲不足、动力衰竭等问题，传统动能逐渐减弱，2013—2014年间出现短暂下降，2014年以后，我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新动能开始培育，传统动能减弱与新动能成长并行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各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上升趋势显著，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迈入重要阶段。① 限于篇幅，此处未报告分年度各省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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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OO8－2O17年我国3O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趋势图① 限于篇幅，此处只报告排名前七位的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

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综合指数介于0.324 5～0.635 5之间，北京最高，新疆最低，均值（M）为0.440 5，标准差（SD）为0.075 1，各省份间的差异较大。借鉴陈景华等（2020）的研究，依据均值（M）与标准差（SD）的关系，划分三个梯队，综合指数大于M＋0.5SD，即大于0.478 05的省份划归第一梯队；综合指数小于M－0.5SD，即小于0.402 95的省份划归第三梯队；其余省份划归第二梯队。

从梯队分布的区域特征来看，空间非均衡特征明显，东西差距显著（见表2）② 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省份，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重庆、新疆、云南等省份。，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多处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属于引领型和突破型，引领型占比较高，综合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多处于第二梯队，属于突破型，综合水平居中，有待进一步突破发展；西部地区处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属于突破型和追赶型，且追赶型占比较高，综合水平较低，有待向中高水平迈进。该区域特征与我国区域分化严重、东西部地区间差距巨大的经济发展现实相吻合（李兰冰和刘秉镰，2020）。

表2 2O17年我国3O个省份经济增长动能综合指数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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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增长动能子系统指数分析。从梯队分布的经济增长动能子系统来看，（见图2、图3）③ 限于篇幅，此处未报告经济增长动能的子系统指数情况，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索取。，各省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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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O17年各省份经济增长需求动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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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O17年各省份经济增长供给动能指数

（1）第一梯队的传统动能充足，制度基础较好，对外开放程度高，消费升级趋势明显，资源要素充裕，技术创新等新动能优先发展。北京、上海，受投资动能与结构动能双轮驱动，其中北京的投资动能与结构动能位列第一；广东的要素动能和贸易动能水平较高，均位列第一；江苏和浙江的动能转换模式相似，由要素动能与结构动能双轮驱动；天津由结构动能与消费动能双轮驱动。

（2）第二梯队中辽宁、吉林、黑龙江、贵州、陕西、山东和湖南主要依靠消费动能和制度动能双轮驱动，安徽、福建、江西、四川、重庆由制度动能和结构动能双轮驱动，海南以投资动能和结构动能双轮驱动，河南和湖北主要依靠制度动能、消费动能和结构动能共同驱动。

（3）从核心驱动力来看，消费动能和制度动能是第三梯队地区的重要动能，其中河北、内蒙古、广西、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制度动能指数高于其他子系统指数，山西、云南和宁夏的消费动能指数相较于其他子系统指数，数值最高。

综合来看，三个梯队的主导动能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各异，但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引领型地区的结构动能和要素动能发挥着主导作用，突破型和追赶型地区的消费动能和制度动能则处于关键地位，这反映出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演变趋势，单纯依靠制度、投资等传统动能的驱动模式存在后劲不足等弊端，已难以满足当今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新动能驱动的发展模式才是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之道。

3.新动能与旧动能指数分析。根据前文对新动能与旧动能的内涵解读，消费升级成为需求侧的新引擎，生存型消费作为传统动能的驱动作用逐渐弱化，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成为需求侧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投资结构、高技术投资和高技术出口是创新驱动下催生的新动能；结构转型升级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扩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劳动力质量红利与技术创新以其高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势，成为新型要素动能。参照郑江淮等（2018）、李长英等（2021）的研究，划分新动能与旧动能，如表3所示。

表3 新动能与旧动能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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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新动能与旧动能指数来看(见图4),新动能显著高于旧动能,新动能指数存在明显的两极化差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的新动能处于较高水平,云南、山西、甘肃、贵州、新疆、宁夏、青海的新动能水平较低;各地区的旧动能指数呈现均匀分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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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o18年各省份的新动能与旧动能指数

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旧动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来源,如今旧动能呈现逐渐削弱的趋势,新动能以其效率高、动力强劲等优势在驱动经济发展中成效显著,培育与发展新动能至关重要,但不可完全摒弃旧动能,旧动能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新动能与旧动能并存将是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地区差距及其分解
(一)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
本文运用Dagu 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展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地区差距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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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G表示总体基尼系数。k为总的区域数;i,r为地区内省份个数;n j(n h)为j(h)地区内包括的省份数量;y ji(y hr)为j(h)地区内某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值;n为考察省份的总个数;y-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的均值。

将基尼系数分解为地区内差距的贡献、地区间差距的贡献和超变密度的贡献三部分,G＝Gω+G nb+Gt。其中,Gω表示j(h)地区内分布差距;Gnb表示j和h地区间分布差距;Gt是划分子群时,地区间经济增长动能指数存在的交叉项对总体差距产生的影响,即超变密度的贡献,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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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式(4)和式(5)中Gjj表示j地区的基尼系数;式(6)和式(7)中Gj h表示j,h地区间的基尼系数;式(8)中p j＝n j/n,s j＝n j－Y j/n－Y(j＝1,2,…,k);式(9)中D j h为j,h地区间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相对影响;d j h表示满足y ji-y hr>0条件的样本值的加权平均数;p jh为满足y hr-y ji>0条件的样本值加总的数学期望。

(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地区差距及其来源
1.总体地区差距。2009—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总体基尼系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见图5),表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阶段性特征,2009—2010年下降,2011年出现短暂回升,2012年以后继续下降,降幅先小后大,2018年小幅回升。其原因在于东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动能等次不同。2009年以后受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差距呈现一定的波动,表现出先下降后小幅回升的变动态势;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区域间经济交流与合作受到重视,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开始向相同方向发展,区域间发展差距开始得到控制。此后,依靠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弊端显现,而向技术创新转型的内涵式集约型发展方式的优势凸显,东中西部地区均不断强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的驱动作用(刘智勇等,2018),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总体地区差距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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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总体地区差距趋势图

2.地区内差距。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地区差距按从大到小次序排列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见图6)。具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变动幅度最大,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动态势,2009—2011年间稳幅上升,2011年后呈现持续性下降态势,2018年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动趋势相似,均呈“W”型“二升二降”的变动规律,波动幅度较小。西部地区在2009—2011年呈现下降趋势,降幅先大后小,2011—2014年稳步上升,2014—2016年下降,2016—2018年平稳上升。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在2009—2011年间下降趋势明显,2011—2014年小幅波动式上升,2014—2015年短暂快速下降,2015—2018年再次回归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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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区内差距趋势图

3.地区间差距。图7表明,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东中部地区间差距次之,中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小,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地区间差距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表现特征基本相同。东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的变动态势与东中部相同,呈现出先稳后升再降的变动趋势,2009—2010年间较为平稳,变动幅度较小,2010—2011年间短暂上升,2011—2018年持续下降,降幅先快后慢。中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呈现平稳状态,其变动趋势近似平滑的直线,说明中西部地区间差距较小且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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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区间差距及演变趋势

4.地区差距来源及贡献。由图8看出,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地区差距主要是由地区间差距引起,而地区内差距和超变密度的贡献较小,地区间差距贡献率和超变密度贡献率大致围绕贡献率为10%的直线水平呈对称分布。地区间差距贡献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小幅度波动,但总体表现出下降趋势,地区内差距贡献率表现出稳中有升的变动趋势,超变密度贡献率表现出小幅波动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因此,协调有序推进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需重点关注区域间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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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差距贡献率演变趋势

五、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分布动态演进过程
(一)Kernel密度估计
Kernel密度估计将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通过连续密度曲线的形式呈现,进而对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展开估计。假设随机变量X的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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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为观测值的个数,h为带宽,K(·)为Kernel函数,X 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X为均值。本文运用高斯函数对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分布动态演进过程展开分析,如式(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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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区的Kernel密度估计
图9展示了2009—2018年30个省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Kernel密度估计结果。整体来看,Kernel密度曲线的中心点不断右移,表明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成效显著。主峰整体表现出高度上升、宽度变小的态势,表明地区差距有所波动,但呈现下降趋势。样本考察期内多数年份出现双峰形态,说明存在两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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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各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核密度分布

(三)三大地区的Kernel密度估计
东部地区的Ker nel密度估计如图10所示,曲线中心点不断右移,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持续稳步上升;主峰高度呈现下降态势,主峰宽度增大,曲线存在“双峰”现象,且在2015年出现多峰,说明东部地区的区域差异呈现扩大趋势,且多极化现象明显。中部地区的Kernel密度估计如图11所示,曲线中心向右大幅度移动,其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增幅较大,主峰高度表现出“升高—降低—升高”的波动式变化,整体有所上升,主峰宽度变小,说明中部地区区域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存在多峰形态,区域多极化现象显著,多级分化趋势逐渐增强。西部地区的Kernel密度估计如图12所示,曲线中心点向右移动,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不断提升；主峰高度先升高后降低，主峰宽度先缩小后增大，说明西部地区的地区差距呈现先减小后扩大的发展态势；2009年和2018年出现“双峰”现象，主峰与侧峰间的间距增大，说明在此期间存在区域两极化，且两极化趋势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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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o 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效果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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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效果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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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效果核密度分布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构建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测算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运用Dagu m基尼系数分解与非参数估计方法实证测算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地区差距，考察其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样本考察期内，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整体水平不高，各地区的动能发展不均衡，区域差异特征明显，表现为东西差距显著，旧动能减弱与新动能成长并行的格局持续存在。总体地区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从地区内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内差距最小；从地区间差距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小。从地区差距的构成来看，地区间差距为主要来源，呈现下降趋势；地区内差距贡献率呈小幅上升趋势，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较小，但表现出上升态势。我国整体地区差距出现波动式下降趋势，三大地区均存在两极或多极化现象，中部地区尤为显著。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充分重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空间不平衡问题，强化顶层设计，综合统筹我国推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总体布局。第一，构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空间协同机制。加强战略规划和政策统筹，依据区域发展模式和资源禀赋等实际状况，因地制宜明确区域产业布局与空间结构，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与转移体系，建立区域协作互助平台，推进区域间协作互助。第二，优化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动力机制。以消费动能升级、投资动能优化、贸易动能提升引领新需求动能，以新需求构造新引擎；以制度动能改革、结构动能升级、要素动能提升优化供给动能结构，塑造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新动力。第三，完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创新机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引导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机制，优化科技项目奖励机制，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优化金融支持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带动新技术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2.重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域不协调问题，关注地区间与地区内差距，协调推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第一，健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区域考核机制。结合各级政府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重点任务，基于区域经济基础、资源优势等差异，选取差异化考核指标，建立并完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绩效考核体系，将地区内与地区间协调发展程度纳入考核体系，并定期公布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进展状况。第二，健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区域共享和转移机制。加强区域间产业、技术合作和市场渗透，开创跨区域产业联动发展新模式，建立跨区域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人才、知识等创新要素的跨区际流动与共享，推进区域间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合作互动。第三，健全区域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区际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完善跨地区跨部门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协调推进机制，加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际交流与合作，形成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区域协调发展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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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ISTRIBUTIO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ECONO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

ZHANG Hong-feng LI Xiao-ting WANG T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no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 index，calculates the econo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 index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8，and empirically calculates the regional gap of econo 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trend of its distribution．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The economic growth momentu mlevels of provinces show a fluctuating and rising develop ment trend，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obvious bet 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2）The overall regional gap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 shows a narrowing trend．Fromthe inter-regional perspective，the gap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 and the gap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the smallest．From the intra-regional perspective，the gap bet 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s the largest，and the gap bet 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the s mallest．Fro m the perspective of disparity contribution rate，theinter-regional disparity is the main source of regional disparity in the transfor 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whil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ntraregional disparity and super-variable density is s mall．（3）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econo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fluctuates，but it shows a downward trend as a whole．There is a bipolar or multipolar trend in all three regions，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region．

Key words：econo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regional disparity；distribution dynamics evolution

* 张红凤、王婷，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晓婷（通讯作者），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50014，电子邮箱：lxt＿ly＠126．com。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JY014）、“泰山学者建设工程”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杨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