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东方学学术史中的佚闻建构与事实还原

中国早期东方学学术史中的佚闻建构与事实还原
——以陈寅恪“卖书买煤”为例
陈 明

摘 要：有关中国早期东方学学术史的叙事中，常出现一些由传闻或不确切的回忆所建构而成的佚闻，这些佚闻固然可以建构出学人的高大上的形象，但与史实可能相去甚远。本文以陈寅恪“卖书买煤”一事为例，梳理各种不同身份者（弟子、家人、新闻人、传记撰写者、“追星族”等）对此事不断建构的主要过程，并利用季羡林回国日记、书信、新闻报导等相关的第一手史料，追溯并还原该事情的本来面相，从而揭示陈寅恪卖书北大的真实意涵及其与支持北大东方学新学科的图书资料建设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在从事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时，应该要避免有意拔高或贬低学界前辈的现象，尽可能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一个案的讨论对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陈寅恪； 季羡林； 佚闻建构； 北大东方学科； 图书资料建设

从晚清到新中国的建立，这是中国东方学的起步时期。近30年来，包含早期东方学在内的民国学术史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在有关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论著中，尤其是有关近现代知名东方学学者的传记类著作（含传记、年谱、家族史等）中，读者热衷于寻找字里行间的佚闻趣事，而作者也会有意或无意地为了塑造人物的高大上形象，去叙述一些看似可靠有内涵的事件，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些事件再经过其他作者不断地加工或者发挥，竟然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甚至是不刊之论。如果读者忽略这些事件的建构过程，就去直接接受它，就难免会落入作者的陷阱而不自知，有时还会获取盲目自喜的快感。本文以陈寅恪“卖书买煤”一事为例，具体分析其作为佚闻的建构过程，并利用相关的第一手史料，追溯并还原该事的本来面相，试图为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的真实撰写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陈寅恪“卖书买煤”一事的层累建构
1．学人及家人笔下的陈寅恪“卖书买煤”一事
以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知名的陈寅恪，可谓我国早期东方学的缔造者之一，也是近30年最受追捧的民国学术大家。有关陈寅恪的各类传记、纪念文、诗章笺释、学术生涯及成就分析等论著，几乎汗牛充栋。其中，陈寅恪1947年卖书给北大以买煤过冬一事，就经历了层累建构的过程，逐渐被“神化”。

1979年6月，蒋天枢完成《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该书“卷中”提到了陈寅恪卖书一事：

是岁寒甚，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蒋天枢知道此事，乃出自陈寅恪的亲口相告。他还引陈寅恪1967年12月由夫人唐筼代笔的《第七次交代稿》为证：

第七次交代稿：“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

蒋天枢又引用了当时报刊上的一条资料，来说明此事：

时某报载署名“天吁”者生查子词并序云：“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词云：“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袭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① 三处引文出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1—142页。

这个故事的核心元素就此呈现：天寒、多病、窘苦、卖书、购煤；所卖的书均属于“东方语文学”范畴内的名著；购书单位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此事的影响是当年有人（天吁）在报纸上写词以表达自己对此事的感慨（为之意苦者久之）。

1995年12月1日，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此事有了更详细的回忆。其内容移录如下：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②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见《季羡林全集》第3卷《散文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48—49页。

当事人季羡林的这段回忆既树立了胡适之“独为神州惜大儒”的高大形象，也极力凸显了陈寅恪“对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两位学界大佬之间的一送一拒，构成一段感人肺腑的精彩故事。季羡林为该故事再次确定并添加了几个重要的元素：天寒、穷困、美元（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二千美元）、书籍（一车极为珍贵的书、一部词典的市价超过二千美元）、汽车（极为罕见、校长的一辆）、卖书（带有捐赠的性质）。季羡林既是陈寅恪的学生，又以北大东方语文学系主任的身份，直接参与购书全过程，因此，他的这段“毕生难忘的回忆”显得非常真实，并与蒋天枢的描述一起，成为他人书写陈寅恪生平的重要史源。2010年，蒋天枢师弟卞僧慧编纂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先生不取不义之财”，照引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中的叙述，仅仅添加了“慧按：并无银圆劵”几个字。①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6—247页。卞僧慧将此事发生的时间直接定在了1948年。

1996年，钱文忠《记陈寅恪先生的几条未刊批注》一文主要利用北大东语系图书室所藏的陈寅恪之书，刊布了书中的几条批注。就这批书的来历，他直接引用了蒋天枢的书，并对《生查子》一词中的说法做了辨析：

词写得如何，不敢妄论，然其“本事”不确，又不敢亦不可不论。

这批书并未入“书贾”之手，而是由业师希逋先生代刚成立不久的东方语文系收下，价美金一千元。书仍藏东语系图书室，未归北大图书馆大库。比起陈寅恪先生饱经天人之劫的中文藏书来，命运之别不啻天壤。② 钱文忠：《记陈寅恪先生的几条未刊批注》，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1—92页。

钱文忠发表此文时，估计尚未看到季羡林的《回忆陈寅恪先生》。他笔下的书价“美金一千元”之说，不知从何而来。

陈寅恪亲属的著作中对此事也略有演绎。1991年12月10日，其侄儿陈封雄在《陈寅恪与书》一文中写道：

1946年他回到北平复校的清华大学，因愤国事日非，伤自身遭遇，乃名其书斋为“不见为净之室”。同年冬，清华经费不足，停供暖气，为购煤生炉火，他不得不将所藏巴利文《大藏经》以及蒙文、突厥文书籍一批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换钱买煤过冬。他苦笑说：“反正我已没有眼睛看这些书了。”③ 陈封雄：《陈寅恪与书》，见新民晚报副刊部编：《夜光杯文粹（1987—1991）》，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679页。

陈封雄将此事置于1946年的冬天。其卖书的原因除换钱买煤之外，还有眼睛失明。2010年，陈寅恪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对此事有稍微详细的述说：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内需要生煤炉取暖，学校复员后经费支绌，各家自行筹措解决取暖。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我家经济困窘，而父亲又最畏寒，购煤款无从筹措，便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于是商定，父亲将自己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如《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巴利文藏经、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胡适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免得我们拿到法币，瞬间贬值。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母亲对我们讲过：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而父亲以前的一位学生，当时已可以自立门户，就把有关内容的书籍交付给他了。北大复员后新成立东方语言学系，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抵值。④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17—218页。

此处再次肯定了“胡适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又将该事的时间定在1947年除夕之前，因为其下文叙述丙辰年除夕美延吃上了一顿白米饭，正是卖书“还补贴了家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唐筼说明了陈家转让书籍也是为了支持北大新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并不计较书款是否等值。唐筼的话中，以“以前的一位学生”来代替季羡林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季羡林同身处岭南的老师联系并不密切。1951年9月20日，季羡林随同以丁燮林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缅，逗留广州期间（9月24日—10月1日）曾去拜访过老师。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的描述是“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①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见《季羡林全集》第3卷《散文三》，第50页。 毕竟这一次相见的印象不会留存太久，多年之后年迈的师母或许已记不起这位“可以自立门户”的学生之名。

2008年12月5日下午3：00—4：00，季羡林向蔡德贵进行第32次口述。两人恰好又提及了陈寅恪卖书之事。其内容如下：

此外，创造力研究者强调学生通过主动构建获得知识的深度理解；还非常重视知识附带的数学思想，认为它们构成了最具迁移价值的认知结构和问题解决策略，提倡聚焦方法论的教学，鼓励学生像数学家一样思考、感受和操作[25]．可见，数学“四基”是进行数学创造的基础，同时应认识到掌握“四基”的过程也正是数学创造的过程．

季羡林：他穷的，是冬天冷，生不起火。我回来给胡适讲，那时候北京私人的轿车啊，没有几辆，胡适有一辆，他用他自己的轿车，让我带着钱，我记得是带的美元，到清华，陈寅恪先生的书啊，卖了一批。后来这个东语系图书馆，就收藏一批陈先生卖的（书）。那时候，我坐胡适的私人汽车到清华去送美元，把一些书拉回来。② 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页。

季羡林此时所说的与他1995年底的回忆大致相同。此话题乃蔡德贵主动引起，他先确定了此事的时间（1947年冬）、原因（天寒，煤价猛涨）、季羡林的主导作用（给陈寅恪解决冬天的烧煤问题）。也就是说，蔡德贵在对方口述之前，已经为此事的口述默认了一些前提与价值判断，这与口述史的常规做法是相异的。蔡德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以前就读过季羡林的回忆文章。

2013年，宗亮利用《潘光旦日记》中的两条记录（1947年1月13日、14日），再度讨论了陈寅恪售书之事，并与清华大学收购刘半农藏书一事相比较。宗亮论述陈寅恪将书售予北大的情节，所引用的仍然是蒋天枢和季羡林的记载。不过，他还注意到了胡适1947年5月21日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以此说明陈寅恪的这批书对北大新设东方学学科图书资料建设的意义。③ 宗亮：《陈寅恪售书记》，《博览群书》2013年第1期，第95—99页。

2015年8月13日，肖伊绯发表了《1947：陈寅恪卖书与买书》一文，他利用新发现的“一通1947年9月4日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经理史久芸致北平分馆经理伊见思信札”，以此说明陈寅恪潜心学术，将卖书给北大的钱款转身去买了一套《丛书集成初编》（一、二、三期），并认为此乃一件“豪掷千万为购丛书，卖书买煤竟得九亿”的奇事。④ 肖伊绯：《1947：陈寅恪卖书与买书》，《人民政协报》2015年8月13日。此事不无可疑，因为当时陈寅恪已目盲无法阅读，购买一套并非急需、且达2 000册之巨的《丛书集成初编》，似乎没有必要。或许他是替人（或机构）代订。史久芸的日记中亦未提及此信，此事真相还需再探。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陈寅恪和季羡林的声誉日隆，此事被反复书写。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⑤ 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⑥ 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王子舟《陈寅恪读书生涯》、⑦ 王子舟：《陈寅恪读书生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16—117页。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⑧ 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8—321页。马亮宽《陈寅恪》、⑨ 马亮宽：《陈寅恪》，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6—70页。吴应瑜编著《陈寅恪家族旧事》、⑩ 吴应瑜编著：《陈寅恪家族旧事》，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217页。徐卫红《陈寅恪画传》、⑪ 徐卫红：《陈寅恪画传》，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19—220页。许刚《独立自由真精神：陈寅恪与陈氏家风》、① 许刚：《独立自由真精神：陈寅恪与陈氏家风》，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128—129页。刘明华《独立寒秋：陈寅恪的读书生活》② 刘明华：《独立寒秋：陈寅恪的读书生活》，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18年，第60—62页。等书中，对此事的记载如出一辙。此事在有关季羡林的传记中也重复出现，或者稍作改写而加以发挥，比如，蔡德贵《季羡林传》③ 蔡德贵：《季羡林传》，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1—374页。和《季羡林年谱长编》、④ 蔡德贵：《季羡林年谱长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55页。梁志刚与胡光利合著《季羡林大传II——北大治学生涯》、⑤ 梁志刚、胡光利：《季羨林大传II——北大治学生涯》，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第45—46页。胡光利《季羡林的学生时代》等。⑥ 胡光利：《季羨林的学生时代》，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30页。 于青《东方宏儒——季羡林传》⑦ 于青：《东方宏儒——季羡林传》，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13—114页。和郭梅、杨溢《季羡林传：平民泰斗》⑧ 郭梅、杨溢：《季羡林传：平民泰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中对此事的描写，甚至是将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的段落直接变成自己的文字。除了上述这些带有传记文学色彩的著作之外，此事在一些学术论文中，也不时呈现。具体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

2．1947年新闻媒体对陈寅恪“卖书买煤”一事的建构
关于陈寅恪“卖书买煤”一事的叙述，并非起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时期的报刊中，至少有以下五篇文章涉及此事：

（1）1947年9月25日，蒋淳在《东南日报》发表了《岸然独青之岛——闻陈寅恪先生卖书买煤有感》一文，其内容如下：

报载：陈寅恪先生又在卖书买煤了。不禁记起两个月前，寅恪先生退还傅斯年一笔中研院评议费六百万元的轶事。

“一介不取”，这本是日常生活小节，但将两件事前后合观，却好标志出寅恪先生的人格。他是人海中一座岸然的岛。

……耶稣说：“车要翻了，扶他一把。”同是一样负气愤世的闻一多，他对车子扶了一把。寅恪先生，你呢？⑨ 蒋淳：《岸然独青之岛——闻陈寅恪先生卖书买煤有感》，《东南日报》1947年9月25日。

至少在1947年9月25日之前，就有报纸多次报道陈寅恪“卖书买煤”。蒋淳从其他报纸上知道此消息，对此发表了一番评论，称赞陈寅恪“一介不取”的高尚人格，还表达了对陈寅恪不要独善其身而要如闻一多一样扶助社会大众的希望。

（2）1947年10月1日，记者殷秋越在《铁报》发表了《陈寅恪卖书置寒衣》一文，其内容如下：

在国内学术界有崇高地位之陈寅恪教授，为当代唐史专家，所著《唐代政制史初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稿略》两书，多独创之见，对学术界成就很大。

陈氏早年留学英法美德四邦，能通数国文字，专攻文史而外，旁及满蒙回藏诸族语言风土，博综兼赅，皆曾致力甚久。自民十返国后，陈氏即历任清华、香港、燕京各大学教授。抗战既作，远走南天，复间关西徙，辗转颠沛，健康日损。又以蜀中物价奇昂，营养不良，体益衰弱，患有极度严重之目疾，几至失明，历治弗愈。前秋清华复员回平，陈虽膺聘而请假一年，即去伦敦医治眼病，并受任牛津大学汉文正教授，国人得此荣誉者，时仅一人而已。

去岁陈重抵旧都，再进清华，授“唐诗研究”及“唐代历史”二课，蝉联迄今，选者殊伙。近闻陈氏因已凉天气，西风渐厉，而全家寒衣，犹未剪裁，北平属大陆性气候，深秋严冬，例必奇冷，故拟买煤置棉，作未雨绸缪之计，第苜蓿生涯，绌于赀财，乃将一部份藏书出卖旧肆，变款用使。以陈氏之毕生尽瘁学术，望重一时，而际遇又复如此，天厄斯文，良深浩叹也。① 殷秋越：《陈寅恪卖书置寒衣》，《铁报》1947年10月1日。

此文可谓对陈寅恪的际遇寄托了深切的同情和叹息，但对陈寅恪如何卖书的情况并不清楚。所谓卖书旧肆以买煤置棉，恐怕也是道听途说，作者没有掌握相关的时间和实际情况。

（3）1947年10月6日，大风在《导报》（无锡版）发表了《陈寅恪一介不取》一文，其内容如下：

陈寅恪，是北京大学教授，是全国闻名的名教授之一，现在的人，把“教授”二字都看着是高等乞丐的别名，所以，陈寅恪在北平生活的凄惨，是不必多说，到了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地步。

陈寅恪一家生活，靠着他教授方面的收入，显然是不够的，他自胜利至今的生活，大半可以说是靠着卖书为活。陈先生是一位图书收藏家，三十年以来，收藏的图书不下数万种，其中大半是精本珍本，在沦陷时代，他再怎么生活艰苦，他因为将来有胜利的希望，有前途的光明，总舍不得把书籍出卖，束紧裤带过生活，挨到胜利光临，他并不能获得比沦陷时代更好的生活，他失望了。他只有忍痛陆续把心爱的图书出卖，因为两年来生活程度不绝地高涨，卖书的数量也越来越大。他拥有的图书，截至目前，差不多全卖光了。朱家骅听到了他的贫苦情形，特地与傅斯年发起，把中央研究院的评议费，致送他六百万元，谁知陈先生为人骨格高尚，非义之财，一介不取。他竟把送到之六百万元璧还，陈先生这样廉介，真不失古君子之风。② 大风：《陈寅恪一介不取》，《导报》（无锡）1947年10月6日。

一般而言，“大风”多半是笔名，其真实姓名待考。此文绝对是一篇传奇文，拥有传奇的诸多因素：夸张的数字（图书不下数万种）、惨痛的境况（凄惨、山穷水尽，一筹莫展）、贵人的相助（朱家骅、傅斯年）、品性的高洁（六百万元璧还）等。这样的传奇依托在一位地位崇高的学者身上，读后怎不让人赞叹呢？实际上，作者大风对卖书一事没有提供任何真实性的细节。他的书写基本上是想象式的，只是为了突出自己心目中的一个理想人物而已。傅斯年固然曾经多方关照过陈寅恪的生活与工作，但他1947年赴美就医，于6月14日抵达旧金山。即便傅斯年有心照顾陈寅恪，也是鞭长莫及。况且当时两人之间的情感早就不如以往亲密，傅斯年也不再热心关照陈寅恪了。③ 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至于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仅仅在1936年—1939年间出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此时去动用“中央研究院的评议费”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见，作者对学界的情况略有所闻，但缺乏深入了解。所以，除了陈寅恪当时家境困难这一点可信之外，其他的就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了。

（4）1947年10月30日，“天吁”在《大公报》（上海版）上发表了《生查子》一词。其原文形式如下：

生查子

天吁

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

铮铮国士名，矻矻寒斋苦；生事困樵薪，珍袭归书贾！

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④ 天吁：《生查子》，《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30日。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乐恒同学帮助找到此文的出处。

“天吁”也是笔名。由“归书贾”一语可知，他对陈寅恪卖书的实情同样不清楚，只是以此来表达他自己内心中所引发的“意苦”罢了。

（5）1947年12月11日，天津《新星报》刊登了章彤的长文《陈寅恪为何双目失明》，其中有《卖书买米心广体胖》一节，其内容如下：

据陈教授说，他现在只能感觉微弱的光，在家里摸索着走路不至于碰到墙壁，不看书了，便减少了许多心思，生活也渐宁静，每天听听无线电，抚摸着驯熟的猫，和朋友谈谈学问，身体比前两年胖多了，他说是“心广体胖”。前几个月，他把所收藏的有关东方语文书籍卖给北大图书馆，得了几千万元去买煤买米。一位年纪不满六十的学者，以他的眼睛与脑子在学术界创造了惊人的功绩，不幸上帝夺去了他的视觉，生活迫他卖掉书籍。这一切，令人看了怎不感叹中国学者命运的悲惨。他有三个女儿，而没有儿子继续他的学问。他所感安慰的，大概只有“满门桃李”了。① 另见王昆江、徐凤文、李家璘选编：《老新闻——民国旧事（1947—1949）》（百年老新闻系列丛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78页。

原文对陈寅恪的生平事业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对卖书一事，章彤应该知晓内情，一是“把所收藏的有关东方语文书籍卖给北大图书馆”，二是“得了几千万元去买煤买米”，且没有提及美元。章彤由“生活迫他卖掉书籍”而引发“怎不感叹中国学者命运的悲惨”，显得比较实诚，没有虚夸的抒情色彩。章彤还将陈寅恪的失明归因于国家对之缺乏照顾，应该视为“国耻”。

由上述五篇报文可知，陈寅恪卖书一事当时在社会上有一些反响，并给读者造成卖书买煤的印象。② 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中也提及：“一九四七年初北方严寒，寅恪伯父卖书买煤取暖的事，父亲就是从报上读到的。”但吴学昭并未提供吴宓日记中的记载，也没有说明报纸的具体名称与日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322页。然而，大部分作者对此事的细情并无多少了解，风传成分较多。民众之所以关注此事，也是因为当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和普通人同样生活艰难，因此，由陈寅恪的遭遇来引发人生艰难的感叹，甚至对当局进行批判，并抒发对陈寅恪的赞叹。陈寅恪并非以公共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而著称，他多呈现纯粹的学者形象，民国时期的报纸对他的报导不算太多。这些报导对塑造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与公众形象有不可忽视的意义，③ 刘克敌：《〈申报〉有关陈寅恪报导与其学术地位及公众形象演变》，《关东学刊》2019年第5期，第66—80页。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关于陈寅恪的有些报导及其发挥的感想并不准确，对之应该要有所辨析。

二、回归真相：季羡林日记中对陈寅恪卖书一事的记载
陈寅恪卖书一事到底实情如何？季羡林当年的日记向我们揭示了谜底。据其《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1947年的相关记载摘引如下：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到了清华，因为今天提前纪念校庆，校友都返校，非常热闹。我们先去看陈寅恪先生，坐了会，同［李］长之到里面各处去看了看。

二十八日十点下课，同汤［用彤］先生谈了谈买陈寅恪先生书的问题。

二十九日十一点下去上汤先生的课，十二点下课，同汤先生到秘书长办公室去看郑天挺，谈买陈寅恪师书的事情。

三十日 三点半到骑河楼上汽车到清华去。下了车，先到陈寅恪先生家，看了看他的书，问了他几个问题。六点到吴晗家去……

［五月］二日 十点同汤先生谈了谈买陈寅恪师书的问题。

十四日 下了车，到陈寅恪先生家，开始开一个详细书目。他要把关于梵文的书卖给北大。一直到十二点多才完。在他〈家〉吃过午饭，谈了几个问题，就又坐汽车回来。

十六日 十一点到松公府去看胡校长，谈买书的事情，十一点半到系办公室去看了看。

二十八日 到骑河楼上汽车到清华去。先去看邵循正，看了看他的书。又同他到陈寅恪先生家里去。谈了谈买书的事情。十二点前到园子里东记吃过午饭……

二十九日 十一点下去同汤先生谈了谈买书的问题，回去让王先生写了几张布告。

［六月］七日 十点下课，同学生谈了谈。下去同汤先生谈了明天到清华去的事情，到秘书处同郑毅生谈汽车问题，回到研究室，去坐了会，看了看报。

八日 九点坐汽车到翠花胡同，约了Bagchi同汤先生坐车到西城，约了郑天挺，一同到清华去看陈寅恪先生。主要目的是请他们两位看一看书。陈先生非留我们吃午饭不行。我们吃过午饭到学校里面去看了看，又上车进城来。

十日 八点多出去，路上遇到豫图，到骑河楼上车到清华去。下了车先去看邵循正，同他一同到陈寅恪师家把书价议定，在那里遇到周一良。一同吃过午饭，同周一良步行到燕京〈大学〉，雇三轮一直回到北大。

十一日 十一点半去见郑毅生，谈昨天交涉书价的情形。又回到北楼文学院长办公室，同汤先生谈了谈……

十三日 十一点到秘书处去，又到出纳组领出购书费五千万圆，到外面吃过午饭……三点半到骑河楼等汽车到清华去，下了车到邵循正家同他一同去看陈寅恪先生，把支票交给他，立刻又回到校门赶汽车回来。

十八日 七点半坐大吉普车到西四六合大院陈师曾家运木器，都装上汽车，一直开到清华陈寅恪师家，把木器卸下，把书籍搬上，休息了会。仍然回北大来，到图书馆把书籍搬到研究室……出去吃过午饭，回来休息了会，到研究室把书籍整理了下。请毛子水看了看……

十九日 下去同汤先生谈了谈甄选留土学生的事情。领他到研究室去看了看陈先生的书……严灵来，两点多领她到研究室去看书。①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98—236页。

季羡林的日记把北大从陈寅恪那里购书以及收藏的过程叙述得一清二楚。与季羡林1995年的回忆相比，其日记明确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购书的准确时间。1947年4月28日，季羡林同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初次商议购书之事。此前的一天，季羡林刚好去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拜访了陈寅恪。由此可知，陈、季二人在这一天必定谈及了书籍的事情。至于是谁主动提及的，我们并不清楚，但两人皆有可能。因为在此日之前，潘光旦曾向陈寅恪提及购书之事，未得到积极的响应，没能成功。季羡林曾去看过钢和泰遗留的藏书，早就有购买东方学书籍的想法。陈季师生二人谈起藏书的转让，自然是一拍即合。就此而言，购书的起因既不是季羡林看到陈寅恪家庭的困难向胡适报告而起，也不是胡适主动关心陈寅恪而指派季羡林去操办。整件事情与胡适也没多大关系，谈不上他要赠送美元，更无“独为神州惜大儒”的影子。胡适日记中也丝毫未提及此事，他在当年4月19日、5月18日、5月22日三天有日记，但关注的仅是政坛和院士选举之事。5月16日，季羡林向胡适汇报过此事，因此，胡适对此事虽有所了解，但他并无特别资助之处，不然，季羡林也不会不记下一笔。汤用彤、郑天挺（时任北大秘书长）在该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都大过胡适。季羡林几次向他们汇报，共同商议，还陪同去陈家查看书籍情况。当时对此事有所了解的人员至少有陈、季、汤、郑、胡，以及邵循正、毛子水、周一良和在北大任教的印度国际大学教授师觉月（P.C.Bagchi）。

其二，真实的购书款数目。书款不是2 000美元，而是一张50 000 000元法币的支票。有人计算过，1947年5月份，50 000 000元法币大约可兑换1 700美元。但法币贬值迅速，到6月13日，这笔法币能否兑换1 500美元都不好说。关于书价，不妨对照一下清华图书馆从刘半农家属处购书的情况。《潘光旦日记》1947年2月3日的记载：“刘君育伦来，商让书事获定议；中文书万余册作价二千万元，西书千余册美金千元。至校长处……又报告刘氏书成交经过，并商议付款办法。”① 潘光旦著，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日记》，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60页。清华为此花费了1 000美元和20 000 000元法币。其价比陈寅恪的书要昂贵，因为册数也要多得多。就单本书价而言，季羡林回忆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2 000美元，恐怕不尽可信，有夸大之嫌。所谓《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是指由德国学者冯·伯特林克（Otto von Böhtlingk，1815-1904）、罗特（Rudolph Roth，1821-1895）共同编纂的、1852年—1875年在圣彼得堡陆续出版的三大卷《梵语词典》（Sanskrit-Wörterbuch，别称 Petersburger Wörterbuch）。② 高山杉：《佛书料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另见松元文三郎《印度杂事》，毛乃庸译，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宣统元年（1909），第8—9页。

其三，运载工具不是胡适的小轿车，而是一辆大吉普，所装的书也不会特别多。1934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病逝，他的藏书留在北京，没有经历过颠簸流散之厄，因此还能保有中文书万余册、西书千余册之多。卢沟桥事变之后，陈寅恪一家南下，数年之间颠簸流离多地，正如蒋天枢所说“先生逃难出京后损失藏书甚多。”③ 蒋天枢：《陈寅恪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16页。因此，与刘半农藏书数量相比，陈寅恪所留下的东方学书籍要少得多，大概不超过三五百本，即潘光旦1947年1月13日日记中所说的“少量私人藏书”。北大所存的陈寅恪书籍此后并未损坏多少，目前初步统计也就是这个数量，④20世纪90年代末，北大东方学系资料室保存的陈寅恪书籍被集中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放置在该馆的季羡林工作室。据乐恒同学初步统计，现存的陈寅恪书籍共计211本。大体符合小轿车的“一车书”。

其四，北大购书的慎重态度。北大对购书之事是非常慎重的，并非随意之举，不因为对方是陈寅恪，就立即付款购买，而是经过了多次的商议，甚至上门查看书籍情况；在书款的问题上也是双方商议而定的。此事充分体现了双方合作的诚意。

其五，陈寅恪卖书的真实意图。陈寅恪的《第七次交代稿》中确实有“买煤取暖”四字，这是陈寅恪的自述。蒋天枢在最初叙述此事时，“师昔年所告”也有“无力供暖气……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的内容。因此，卖书买煤之说不容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方面，陈寅恪的《第七次交代稿》写于1967年12月，此时他已垂垂老矣，卖书一事也过去了20年。其记忆是否准确也较难说。蒋天枢所说的“昔年”并没有具体的年份。从1943年起，蒋天枢任教复旦，与陈寅恪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其“所告”的形式，并非通过书信，而是聊天。从陈寅恪离开北平到逝世，20余年间，师生仅有三个时段（1948年12月16日—1949年1月16日、1953年9月、1964年5月29日之后共12天）见面，⑤ 陈寅恪与蒋天枢的交往情况，参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现已无法确定陈寅恪何时谈起过此事。蒋天枢所谓“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并不在“师昔年所告”之内，因此，他也有可能是根据《第七次交代稿》和《生查子》的印象，而描述出“无力供暖气……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这样的内容，或许陈寅恪与他谈到的只是卖了书而已。另一方面，有关卖书原因的讨论还是要回到卖书的确切时间上来，因为季羡林去交支票和运书是在当年6月中旬，时已入夏，天气暖和，并不需要生炉火驱寒。这个时间点距离年头与年尾的冬寒时节都靠不上，因买煤而卖书之说也就不那么确实了。因此，陈寅恪“要把关于梵文的书卖给北大”的真实想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再论陈寅恪卖书的意涵：北大东方学科的图书资料建设
1947年5月12日《燕京新闻》上刊登了《薪俸难维生活 北大教授透支 燕大经济亦临危境》一则消息。其文云：

北平粮价，高于全国，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及燕京辅仁等私立大学教授生活，尤为清苦。北大、清华等校教授因入不敷出，多向校方透支，据谓北大一百八十余教授，透支已达四亿元。燕京经费本极拮据，教授待遇尤为菲薄，最高者不足百万，如今物价日泻千里，生活更难维持，尤其基薪较低教职员，更陷于极端困恼中。① 《薪俸难维生活 北大教授透支 燕大经济亦临危境》，《燕京新闻》第13卷第25期，1947年，第1页。

1947年11月24日《燕京新闻》上的《严冬已到 各校煤荒》一文报导寒冬早到而各高校缺煤的情况，② 《严冬已到 各校煤荒》，《燕京新闻》第14卷第6期，1947年，第1页。文中尚未提及教师要自家购煤。1948年11月11日《北大清华联合报》上刊发的《为人师者的饥寒与病困——集教授们的谈话》一文，通篇都是“一把辛酸泪”，详细描述了当时清华教职员工们的苦难生活，寒冬缺煤缺食之家比比皆是。③ 《为人师者的饥寒与病困——集教授们的谈话》，《北大清华联合报》第5期，1948年，第10—11页。

毫无疑问，从1947年初至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的这段时间，陈寅恪家与绝大多数清华教师一样生活清苦，但我们并无实际的证据表明他在卖书一事上体现了“一介不取”的崇高人格。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宜过度宣扬陈寅恪视金钱如粪土般的高大形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陈寅恪将书卖给北大是值得称道的行为。

从卖书的时间来看，陈寅恪最直接的原因还不是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也不是为了应付寒冬去买煤置衣，或者能让孩子吃上一顿白米饭。如果陈寅恪是为了获得钱财去应对生活困难的话，他就会把书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潘光旦1947年1月13日的日记记载：“午后走访寅恪先生，商谈少量私人藏书之转让，未值。”早前一天，“谋鸿来，见示刘半农氏生前藏书清册，其遗属意在以此售与清华图书馆，倩彼作初步接洽”。显然，潘光旦是受前一天的影响，而连带想起了陈寅恪的藏书。虽然当天未见到陈寅恪，但潘光旦第二天（1月14日），“再至寅恪寓，谈书籍让与学校事，闲话谱系人物、优伶血缘诸端，近晚始归”。④ 潘光旦著，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日记》，第53页。 陈寅恪并没有兴趣与潘光旦谈论转让藏书之事，而是闲谈其他话题。另外，朱自清当天与他们两人都见过面，“读一多的《神仙说》。与光旦谈图书问题。下午访寅恪”。⑤ 朱自清：《日记编》（日记下），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0页。 朱自清与潘光旦所谈的图书问题，很可能涉及刘、陈两人的藏书；而朱自清去拜访陈寅恪，说不定也谈到了他的藏书。从潘光旦首次向陈寅恪提及藏书转让，到季羡林首次“同汤先生谈了谈买陈寅恪先生书的问题”，中间相隔三个半月。在这三个半月中，季羡林曾两次去清华拜访陈寅恪。1月23日，“下了汽车，到陈寅恪先生家，本来还想到学校去看几个人，谁知一谈就到了十二点。陈先生学问之渊博，我还不能窥其涯矣，中国当代没有一个人能同他比的。在他那里吃过午饭，到学校里去了趟，各处都关着门”。3月1日，“三点到陈寅恪先生家里去，把我的论文《sakāya niruttiyā的解释》念给他听，他说可以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五点出来，又坐汽车回来”。⑥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151、170页。两次日记中均未提及陈寅恪的藏书，而是谈论学问。若从1月14日算起，到6月18日把书运到北大图书馆，中间竟相隔五个月。这说明陈寅恪对转让藏书并非紧急，陈家当时也不是处于等米下锅的困境之中。6月12日，陈寅恪设宴招待俞平伯，还请了朱自清作陪，即“赴寅恪为平伯所设宴会”。⑦ 朱自清：《日记编》（日记下），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60页。可见，陈家还能维持日常的交际。因此，陈寅恪专门为买煤买衣而卖书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在季羡林和陈家人的记忆中，将1947年底、1948年底的悲苦生活情形迭加到了陈寅恪卖书一事的时代背景之上，也就“妥善地”建构了卖书的“事实”语境。当然不必否认，陈家卖书之后，确实会用于补贴家用。换句话说，该事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过来。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清华购买刘半农的西文书时支付了美金，而北大支付给陈寅恪的只是50 000 000元法币，二者之间的差别显然易见。陈寅恪卖书绝不是冲着美元去的，他也没有抬高书价，在支持学术这一点上无疑体现了高风亮节。其卖书的意图有必要从唐筼告诉女儿们的那段话中去体悟。

1．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建立与图书资料选购
抗战末期，为了适应时代的新需要，北大就有心筹建新的学系。复员北平后，北大积极推动要加强东方语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季羡林能应聘北大，陈寅恪有幕后推举之功。1946年1月9日，季羡林滞留瑞士时，“起来吃过早点，到楼下图书室去写给陈寅恪先生一封信”。陈寅恪当时正在英国治疗眼病。当月23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因为陈寅恪先生写信告诉我说北大想设东方语言系，让我把学历著作寄去。”6月19日，归国回到南京的季羡林“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接到北大寄来的临时聘书”。① 季羡林：《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946年）第6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86、1892、1936页。季羡林入聘北大的始末，参见王邦维：《北京大学档案与聘请季羡林任教的时间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116—119页。8月19日，北京大学行政会议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一事项就是“决议文学院设立东方语文学系，提交校务会议追认”。②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另见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7页。 8月21日，《华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导了北大新设立东方语文学系并由季羡林主持这一消息。③ 比如，1946年8月21日，《华北日报》第三版《北大行政会议通过 增设东方语文学系》；《通俗日报》第四版《北大决增设东方语文系》、《中华时报》第一版《“北大”设东方语文学系》等。除季羡林之外，该系还聘任马坚、王森等教师，正式开展招生等工作。

北大能给东方语文学这一冷僻学科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园地，这不仅与胡适之、汤用彤、傅斯年等人的远见卓识有关，也与陈寅恪的推动分不开。为了扶持这一新学科，除应聘导师、招生开课之外，北大还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努力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有所进展。早在1945年8月29日，北大文学院教授第二次谈话会上，不仅决议推动成立东方语文学系和考古系，还在经费预算上议定“东方语文学系，书籍，美金捌仟元。期刊，美金叁仟元”。④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页。参见《北大文学院教授1945年第二次谈话会记录》，1945年8月29日，全宗号一，案卷号59，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这笔经费数目与考古系相同，并列文学院各系之冠。1947年，北大也在筹措美金以添置图书。3月14日，胡适在中基会年会上提出：“北大向中基会借美金三十万元，分两年支用，为购买图书设备之用。”⑤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47页。这也是季羡林回忆中“一大笔美金”的历史背景。

1947年3月2日，季羡林的日记中记载：“不久向先生来，他说他听到钢和泰夫人要卖书，让我写一封德文介绍信，明天到她家去看。到处找打印机找不到……回来到杨人楩屋，把信打好，回来十点多睡。”⑥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171页。向先生即北大史学系的中西交通史家向达（字觉明），他曾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还远赴欧洲诸大图书馆，访求敦煌写卷、中西交通史料、域外汉籍等文献，对东方学图书资料建设的重要性非常清楚，故让季羡林去联系购书。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1877-1937）是著名东方学家，专长印度学和佛教学，曾任教北大多年（1918—1929），⑦ 王启龙编著：《钢和泰年谱简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王启龙：《钢和泰学术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其藏书偏向东方学著作。次日（3月3日），季羡林“九点同邓嗣禹到图书馆去，见了毛［之水］先生，就同邓坐胡校长的车到奥国府去找钢和泰的太太，看她要卖的书。结果是大失所望，根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书。出来坐汽车到北京饭店看了会书，又同邓到秀鹤去看书，看完坐公共汽车回来”。①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171页。 邓嗣禹是北大史学系教授，1942年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而钢和泰曾任教过哈佛大学，因此，季羡林请邓嗣禹一起去见钢和泰夫人是很适宜的。不过，由于钢和泰已过世十年，他的大部分资料归哈佛燕京学社保存，所剩下的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书”。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季羡林去钢和泰夫人家坐的正是胡适校长的车，可见其回忆中把此事与去陈家取书混淆了。

2．张元济惠借藏文《甘珠尔》给北大
为东方语文学系的发展，胡适在购置书籍上也颇花了一些心思。除向中基会借款外，他设法从张元济处借了一套藏文《甘珠尔》作为公用。1947年2月28日，张元济致函胡适，谈及20余年前商务印书馆在北平购置的一套藏文佛经，借给钢和泰阅读，后因战乱将其（共92包）寄存北平图书馆。张元济请胡适为该套佛经估价，拟筹买“以疗商务目前之贫”。②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54—555页。 早在1927年11月16日，张元济在致叶恭绰的信中曾指出：“敝馆昔年在京师购得《经藏》全部，今北京大学某教授借阅，今尚存都中，惟缺《论藏》耳。”③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00页。胡适1927年给钢和泰的英文书信中，也提到了这一套藏文《经藏》。④ 王邦维：《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适的几封英文信》，《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8—151页。

收到张元济来函之后，胡适恰好有机会登门拜访，谈及此事。张元济在3月8日的信中指出：“敝公司寄存北平图书馆藏文论集全部，贵校现尚未有此书，研习藏文诸君向寺院借阅，每觉不便，顷与朱、李诸君商议，愿以此书借与贵校公用，俟俾馆异日急需用钱之时再定办法。”面对这样的机会，胡适自然不会放过。5月21日，他在致张元济的回信中说：

藏文《甘珠尔》承商务馆诸公允移存北京大学，最可嘉惠学人，同人至深感激……此议由先生促成，敬此申谢。北大新设东方语文学系，已成立的部门有梵文、藏文、阿剌伯文，下学年添设波斯文。今得尊处惠借藏文经藏，最近又可购得一批梵文与巴利文经典，此系大有可发展之望了。⑤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书信》，第555页。

正如宗亮所注意的到，此信中所提“最近又可购得一批梵文与巴利文经典”，就是指北大正在洽谈购买陈寅恪藏书之事。商务印书馆的这批藏文《甘珠尔》也是季羡林、王森早先联络取回的。5月8日，季羡林的日记记载：“九点多到事务组去看了看，又到文书组，又催公文，一直看到王森上车，到北平图书馆去接收西藏文《甘珠尔》……十二点下去吃过午饭，回到图书馆，书已经到了，看他们搬进去。”⑥ 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204—205页。北大档案馆的一份档案“北大接受商务印书馆所藏经致北平图书馆”（编号BD1947604）就是此事的直接记录。这批书对北大的藏语教学和佛教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1951年8月29日，张元济致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中，又提到了这批藏文经藏：

首都及邻近各省大学宜特设西藏语文专科。北京大学有东方语文学系。元济前为东方图书馆购得藏文《甘珠尔》论藏全部，凡百余函。后为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借去，度必供研习藏文之用。未知生徒究有多少？亟宜推广名额，以备异日派入西藏参加军政各项工作之须。⑦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第283—284页。

可见张元济对这批藏经的使用寄托了厚望，他之所以长期借书给北大，就是为了供其师生“研习藏文之用”，以备有朝一日能够为国家管理西藏军政事务提供所需之人才。

3．师觉月从印度募集的800册书籍
在购得陈寅恪藏书和借到一套藏文《甘珠尔》之后，北大并没有停下继续搜罗东方学图书资料的脚步。1947年6月27日，《申报》刊发《北大广事搜集东方语文书籍》，报导如下：

［（华联社）北平航讯］北大东方语文学系搜集番文古版书籍，已为全国最充实者，内有陈寅恪所藏土耳［其］、吐谷罗、西藏及巴利文版本，并有绝版之暹罗字母《巴利藏》、罗马字母《巴利藏》及圣彼得堡番文字典等。又印度客座教授师觉同将于下月返国，并搜集印度各地番文古书，以充实北大东方语文学系。①1947年6月27日，《申报》第五版《北大广事搜集东方语文书籍》、《前线日报》第六版《东方语文书籍 北大搜集丰富》，二者内容相同。这两则报导可能引自其他报刊，其原始出处待查。

此段简讯中有两个错误，“吐谷罗”应该是指“吐火罗”；“师觉同”应该是指“师觉月”。师觉月受印度政府所派，1947年3月18日抵达北大，任客座教授。他采用专题系列学术讲演的方式，主要讲授印度文化史。② 陈明：《师觉月在北京大学——印度师生与现代中印人文交流》（待刊稿）。当年暑假，师觉月在北平的活动以及是否回国，目前暂未找到相关记载。可以确知的是，师觉月于1947年11月30日返印，《益世报》（天津版）12月1日第四版《师觉月返印搜集印文化材料 约明年二月返平》报导此事。1948年2月26日，该报第四版《北大印籍交换教授师觉月最近返平，代北大购书多种即源源运到》的消息如下：

［本报北平电话］北大东方语文学系印度籍交换教授师觉月，年前返印给北大搜购参考书籍。昨天由印来电报给该系主任季羡林，说他在印度三月二日乘机动身，约在十日左右可以回到北平。此次回平后，打算长期任教。他给北大搜集了一大批书籍，全是梵文本，已办理手续，将陆续运到北平。③ 又，《经世日报》1948年2月26日第四版《东方语文系活跃 师觉月募书并有演奏会》。

师觉月为北大搜集书籍之事，《益世报》（天津版）等有后续的报导。1948年3月16日，该报刊发了由季羡林居中翻译、记者对师觉月的专门采访《印度在迅速进步》。该文中说：

师氏这次带来许多印度建筑、艺术各方面的照片，将要在北大举行一次幻灯讲演，介绍印度的现代艺术。他为北大东方语文学系捐募了八百多种书，已交给驻印度中国领事馆，陆续运平。这些书籍都是加尔各答大学、孟加拉国东方学会、国际大学、蒲那大学、印度政府考古研究所和几位私人等赠送的。④1948年3月17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师觉月重返北大任教》、《时事新报晚刊》第一版《梵文书籍将由印运平》；1948年3月18日，《申报》第六版《师觉月敎授返抵平 首批梵文史书将自印运华》、《前线日报》第六版《北大哲学教授师觉月返校 梵文史书自印运华》、《中华时报》第一版《首批梵文史书将自印运华》、《新疆日报》第一版《师觉月返平，仍然执教北大》等报导了基本相同的内容。

师觉月募集的800册（首批）书籍（梵文史书、印地文）或许由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协助运回。但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暂未在北大档案中找到相关记录，也未能在北大图书馆（及外国语学院图书分馆）中找到该批书籍的蛛丝马迹。这批书籍如果确实运回了的话，对东方语文学系的教学科研活动的支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余 论
陈寅恪在1947年6月18日将所藏东方学书籍转让给北大图书馆，并不是一件以金钱为出发点的事情，而是北大东方学图书资料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这批书属于比较重要的东方学原典、工具书和研究著作；另一方面，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影响巨大，他对北大东方学的支持，也会辐射到其他学者身上，引发较正面的影响。师觉月之所以回印度为北大尽力捐募八百册印度学书籍，说不定就与他和北大诸位一起去拜访过陈寅恪有关。数十年来，陈寅恪的这批书籍对北大东方学学子的作用不容忽视。① 唐均：《陈寅恪先生的外文庋藏》，《读书》2004年第8期，第105—109页。陈寅恪卖书之事的真相呈现，有利于我们客观认识民国时期的学者和学术界，而祛除那些凭借不可靠回忆或想象所建构的“幻象”。

近年来，类似的“幻象”建构有泛滥的趋势，比如，刘文典被塑造成有“民国第一狂人”之称的“国学大师”，就与事实出入甚大。除这类由大众塑造的典型之外，还有不少由学界名流有意无意间书写出来的。此处再略举一例。在《梵澄先生》一书中，扬之水1987年6月19日的日记记录了金克木的一段话：

因说起梵澄先生，金先生原是认得的。

他说，梵澄是一九四四年去的印度（此前蒋介石到印度访问，欲与之修好，答允派两位教授去讲学），同行者为常任侠，但二人下飞机后便反目了。常是左倾的，徐无党无派，但决不左向，于是各奔前程。② 扬之水、陆灏：《梵澄先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8页。

金克木在抗战期间赴印度工作和学习，长达五年（1941—1946），对当时在印的中国学人自然有所了解。但他75岁时的印象式回忆是不可靠的。他的这段话就有三处不确切的地方。其一，徐梵澄和常任侠去印度的时间不是1944年，据常任侠的日记《战云纪事》，两人赴印的准确时间是1945年12月11日。③ 常任侠：《战云纪事》，郭淑芬、沈宁整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567页。其二，两人去印度国际大学任教与蒋介石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联系的是时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1944年4月29日，常任侠给谭云山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故尝思赴印，往礼佛迹，发愿存诚，已非一日，如先生筹划成就，来函见召，即当前往。”经常任侠的主动请求，谭云山来函邀请他。11月10日，常任侠在给谭云山的信中再度写道：“如先生来函到部，指名相邀，部中固极赞许也。”④ 常任侠：《常任侠书信集》，沈宁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07—208、209页。谭云山指名邀请，发来聘书，经教育部争取，财政部同意支付相应的经费。因此，这件事不能说与蒋介石1942年2月访印无关，但蒋介石并没有具体说“派两位教授去讲学”，中印当时只是达成了学术交流的意向，且常、徐的成行已经在蒋访印之后将近四年了。其三，二人“下飞机后便反目”而“各奔前程”这一最吸人眼球的“桥段”更是无从谈起。在赴印之前，常徐二人就联系不少，《战云纪事》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其后两人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共事至少两年时间。1946年3月15日，谭云山还给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去函，请求为两人划拨工资。该函部分内容如下：

由部补助徐琥（梵澄）每月印币三百盾及常任侠、杨允元每月各二百盾，当由部中先一次寄给六个月。该六个月之期，转瞬即满，应请部中继续予以补助。并将款先行汇发，俾各得安心工作，毋任感祷。⑤ 此函笔者未见，据郁龙余指出：“此信存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谭云山文献》第四卷。”郁龙余：《谭云山父子与印度现代汉学》，见牛根富主编：《谭云山现象与21世纪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艺术界高层论坛会议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此外，1946年11月7日，竺可桢一行访问国际大学，与国际大学书记A.K.Chanda、教授P.U.Bapat（巴帕特）等印人以及谭云山、常任侠、杨允元、童纪唐等中国学人晤谈。⑥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0卷《1946—1947年日记》，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竺可桢与中国学者的合影中，就有常任侠、徐梵澄（见图1）。由此可见，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差异，①1947年8月，常任侠评价自己“近十年来，以好为诤言，数忤时政”。（《常任侠先生自叙并诗》，《安徽文献》第3卷第4期，1947年，第6—7页）而徐梵澄的组诗《飞印度讲学留别诸友》“其二”下，特别注明“此去不谈政治”。（孙晶：《徐梵澄传》（修订版），第154页）可见，两人的政治取向确实差别很大。但二人并非不可相存，根本上就没有达到反目而水火不容的地步。1950年1月9日，常任侠向民盟领导章伯钧、周新民的汇报函中，列举了加尔各答的一批进步人士以及蒋匪特务（包括谭云山）的名单，② 常任侠：《常任侠书信集》，第304—308页。但不见徐梵澄的名字。可见，常未将徐视为敌对分子。③ 孙晶在《徐梵澄传》（修订版）中也没有叙及任何有关常任侠、徐梵澄反目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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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竺可桢（右三）访问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常任侠（左一）、徐梵澄（左三）等合影

资料来源：孙晶：《徐梵澄传》（修订版），武汉：崇文书局，2019年。

从学术成就来看，季羡林、金克木曾是中国东方学学术史上的学科带头人，这是众所周知，不可否认的。但他们也是普通之人，年迈之时，对年轻时经历的事情有不准确的回忆，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不过，读者如果不去查寻相应时代的原始记录，而一味以他们不准确的回忆为准，尽情演绎甚至发挥到极致，那么，我们距事实本相就会越来越远。因此，在从事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时，我们要避免有意拔高或贬低学界前辈的现象，尽可能还原其真实的面相。李辉在研究“巴金圈”和“胡风圈”时，曾特别提醒大家要避免将前辈学人的际遇八卦化。他的观点值得重视，特引用如下，与诸君共勉：

如果我们不着眼于历史整体的描述，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历史的来龙去脉，将个人的遭际与命运，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分析，那么，最应扎扎实实进行的历史反思，就很可能陷入各种八卦的漩涡，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成为一时的狂欢——历史的真相，只会越走越远。④ 李怀宇：《李辉在“巴金圈”与“胡风圈”：亲历80年代文人恩怨》，《时代周报》201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