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力资本女性更愿意生育二孩吗——给予人力资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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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力资本女性更愿意生育二孩吗——给予人力资本的生育意愿转化研究
张樨樨 崔玉倩

摘 要：女性生育意愿提升及生育行为落实是当下宽松生育政策的初衷。毋庸置疑，人力资本存量对女性生育意愿及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解构女性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内涵维度及对生育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精确生育配套与保障政策的指向性，满足不同人力资本存量女性的异质性需求。运用2018年新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借助Probit和Dprobit模型，从女性人力资本视角定量解析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及意愿转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显性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报酬与隐性人力资本中的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感及认知能力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服务满意度、社会服务救济覆盖率、公共资源普惠度，劳动合同签订率、工作压力感、工作参与度及女性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阻碍生育意愿转化。医疗卫生体系成熟度、就业指导平台完善度、公共服务资源便利度、工作年限、岗位培训、心理健康、生活幸福感及家庭支持有助于生育行为落地。高人力资本存量与年龄偏大的女性更愿意生育，但生育行为受到约束捆绑，举步维艰。育龄女性孕产期全程心理辅导亟待开展，应尽快补充针对高人力资本及大龄女性的个性化生育鼓励与特色保障政策，勇于探索政策创新。

关键词：显性人力资本；隐性人力资本；生育意愿；生育行为

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7年版《世界人口展望》预计：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出现“倒V型”反转，在低生育率状态下加速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1 527万，较上年减少201万，创下1962年以来新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占比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 771万人。①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可见，全面二孩政策遇冷，生育行为并未呈现出预期的堆积现象，少子老龄化致使人口抚养比持续提高，加之育龄女性在生育松绑后的犹豫观望致使我国已然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

人力资本积累与生育行为相互挤压，女性人力资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日渐凸显的同时，生育尤其是多孩生育行为易造成人力资本贬损，加重女性就业歧视。现今，育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较大提升，如何释放高人力资本女性的生育激情并将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跨越低生育陷阱，实现女性人力资本与二孩生育统筹兼顾、人口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亟待在分解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内涵因素的基础上，解构二孩生育意愿落地的深层次影响机制。

我国正处于依靠宽松生育政策鼓励生育的关键时期，二孩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实现是复杂的博弈过程。理想的生育意愿受到所在国家的生育政策、传统文化、已有孩子数量、性别、年龄、夫妻关系等因素影响（张霞和夏巧娟，2018：108—120）。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缺口客观存在，与女性自身人力资本储备的关系紧密，但内在扰动机制尚未明确。鉴于此，多维度探析城镇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对二孩生育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对科学评估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变动、破解低生育率困局具有理论铺垫与路径引领意义。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设想
（一）隐性人力资本内涵与构成
学界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较为丰富，更多聚焦于显性人力资本，将显性人力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鉴于此，本研究更侧重于梳理隐性人力资本的内涵与作用。郭玉林（2002：84—90）从知识要素构成角度将人力资本划分为显性人力资本与隐性人力资本，隐性人力资本指内隐于员工头脑或组织关系中的知识、工作诀窍、经验、创造力、价值体系等。Gratton和Ghoshal（2003：1）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智力资本以及内隐于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及情感资本。于林、赵士军和陈倩（2011：118—122）指出隐性人力资本要素更具有本源性和基础性，是显性人力资本的基石。郭英帝（2014：87—91）将隐性人力资本重新定义为，劳动者超出经济体工作岗位标准和要求的、额外交换给投资者的人力资本。姚峥嵘（2015：73—77）从高校教育管理角度出发，强调隐性人力资本生成需渗透在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隐性人力资本生成机制。Channar、Talreja和Bai（2015：228-240）指出员工工作技能等隐性人力资本开发与员工和客户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组织绩效紧密相关。张新民（2017：112—113）指出隐性人力资本开发是提升新生代农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Roy、Morton和Bhattacharya（2018：161-180）发现，非认知能力等隐性人力资本可能改变年轻女性教育及收入的发展轨迹。

（二）人力资本与生育率的关系
Klepinger、Lundberg和Plotnick（1999：421-448）基于国家青年纵向调查（NLSY）数据，研究发现生育率提升会大大减少年轻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致使其工作经验减少，工作收入下降。孙树强（2013：12—20、28）通过分析生育率、人力资本与经济结构三者间的关系得出，经济发展使人均物质资本逐渐提高，生育机会成本高的熟练工人比例扩大，导致生育率逐渐降低。Becker、Cinnirella和Woessmann（2013：24-44）指出，以受教育为代表的女性人力资本对生育率产生负向影响。郭凯明和余靖雯（2017：1—15）将生育率理性选择决策引入统一增长理论，指出生育行为受生育数量和老年闲暇的替代关系影响，低收入群体生育率较高，人力资本投资较少，退休也较晚，工资增长通过生育率差异影响人力资本积累。Ralph和Faustine（2017：166-179）研究发现，性别平等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所处地区的居民实际生育率越低。刘建国和孙勤英（2018：34—42、50）及邓翔等（2018：122—130）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会使家庭增加对子女教育和人力资本健康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上升、预期寿命延长会导致家庭推迟生育。

（三）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较为繁杂，分层次进行梳理。个人因素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户籍状况、孩次结构、性别偏好、职业收入等（张丽萍和王广州，2015：43—51；张琳，2018：12—18）影响生育意愿。此外，身体健康（程雅馨和何勤，2018：71—79）、流动意愿（臧敦刚和刘艳，2017：62—70）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家庭因素方面，家庭结构（Snopkowski和Sear，2013：130-138）、家庭收入水平（周晓蒙，2018：31—40）、父母生育偏好（Axinn、Clarkberg和Thornton，1994：65-79；Ji等，2015：485-514；Kumar、Bordone和Muttarak，2016：629-660）、子女养育成本（陈蓉和顾宝昌，2014：49—54、71；靳永爱，2017）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社会因素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意愿显著负相关（侯佳伟等，2014：78—97、206；Zakaria等，2017：645—668），生育政策的引导约束作用逐步减弱（贾志科和罗志华，2018：152—160），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生育意愿，社会互动影响作用凸显（Keim、Klärner和Bernardi，2013：462-478）。女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有效解决“需要生又不敢生”矛盾的方法之一（江苏芬，2017：77—81），重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能够有效解决二孩生育意愿不足问题（吕红平和邹超，2018：71—78）。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并不明确，有学者认为二者呈反比关系（陈卫和靳永爱，2011：3—13；张琳，2018：12—18）。周云（2016：72—82）以江苏省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高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王猛等（2017：110—118）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四）生育意愿转化的影响因素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认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是把握中国未来人口形势变化的关键（王军和王广州，2016：5—17）。Becker（1965：493-517；1976）认为女性的生育与就业决策服从于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原则。Miller和Pasta（1995：530-555）研究指出，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是序列决策及作用过程，即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打算→生育行为→生育率。女性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均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生育计划制定是实现生育意愿的重要推动力（茅倬彦和罗昊，2013：84—93）。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在逐渐淡化，现代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受个人特征因素影响较大，生育行为已逐渐从被动型转向主动型，生育选择趋于理性（王良健等，2015：16—25；周映伶等，2018：41—48、56）。一方面，来自父母或公婆等家庭支持（Tanskanen和Rotkirch，2014：1-26；Yoon，2017：227-254）、对夫妻孕育养育的社会支持（Lois和Becker，2014：123-134）、降低企业社保支出比例、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鼓励新型工作模式等企业支持（曹艳春，2017：166—177）对育龄女性的实际生育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人口流动（郭志刚，2010：19—29；周皓，2015：14—28）、经济压力与工作压力（韩雷和田龙鹏，2016：51—56）、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黄英，2016：99—105）、公共养老制度待完善（Fenge和Scheubel，2017：93-139）等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的转化，致使实际生育水平下降。Auer和Danzer（2016：595-623）根据德国社会经济委员会的数据，研究有无固定期限合同对生育的影响，发现职业生涯越稳定对女性生育的负面影响越强。

（五）研究述评
由文献梳理可知，前期研究集中探索了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的关系，针对育龄女性人力资本的内涵拆解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稀缺；针对女性人力资本高低与生育意愿强弱之间的关系研究处于初级阶段，研究结论莫衷一是，有待结合特定生育背景与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剖析，得出贴合二孩政策推进境况下的现实结论；学界对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提炼，但二者转化的核心动力机制尤待挖掘，其中的人力资本贡献有待科学界定与考量。鉴于此，在文献聚合基础上回应以上研究，在解析城镇女性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存量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剖析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方向与贡献份额，为更高效率的生育行为转化及更宽松生育政策、配套措施的试行推开提供立论支持与尺度借鉴。

二、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
受教育程度作为评价显性人力资本的直接与核心指标，常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参与分析，其他显性人力资本与隐性人力资本的内涵指标有待细密解析与功能厘定。人力资本存量差异越大，昭示了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构成不同，女性生育心理与育儿观念的异质化程度越高。为了既反映存量差异又显示结构不同，本研究结合女性生育特质遴选显性及隐性人力资本核心指标，重塑女性人力资本构成，定量解析各核心指标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方向与力度。

（一）指标体系构建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査（CGSS），于2018年1月发布，数据时效性新。该调査始于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调査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样本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调查样本分布较为均匀。本研究将研究对象限定为19岁至50岁、有工作且工资收入不为0的城镇女性。

2.变量与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二孩生育意愿。取值为：将意愿生育数为0与1的样本合并赋值为“0”，代表不具有二孩生育意愿；将意愿生育数为2个与3个及以上的样本合并赋值为“1”，①意愿生育数为3个及以上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为6.4%，为保证取样全面性，将其与意愿生育数为2的样本合并赋值为“1”。代表具有二孩生育意愿。

解释变量中的工作年限为第一份非农工作到目前的工作年限；薪资满意度、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度、基本养老保险参与度、商业保险参与度为虚拟变量，取值0或1；其余解释变量均为五级定序分类变量。此外，选取情绪调节力、②情绪调节力等级度量通过问卷中的“在过去四周，您是否经常有心情平静、充满活力”“您多久会有一次‘我再也受不了了’”等问题的综合考量，由弱到强设定为1—5级。社交能力、③社交能力等级度量通过问卷中的“是否经常社交/串门”“与邻居、朋友社交娱乐的频繁程度”等问题的综合考量，由弱到强设定为1—5级。性别差异认知力④性别差异认知力等级度量通过问卷中的“男人以事业，女人以家庭为主”“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经济不景气时，应优先解雇女员工”等问题的综合考量，由弱到强设定为1—5级。作为他项认知能力的衡量变量。其他三级指标的选取在兼顾数据可获取性的同时，充分征询专家意见并吸收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出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二）模型构建与结果解析
1.模型选择与构建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典型的二分类变量，采用Probit模型分析相关影响因素。鉴于Probit模型为非线性模型，模型求得参数并非指标的真实边际效用，借助Dprobit模型进一步测度各解释变量对城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真实作用力。利用STATA14.0对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21个指标进行Prob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通过对P值、伪判决系数等相关参数进行分析可知，存在个别解释变量不显著，但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Dprobit模型的拟合准确率为71.47%，预测精度较好。

2.关键性影响因素分析

（1）在显性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职业劳动收入、薪资满意度对城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结果显示，职业劳动收入、薪资满意度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职业劳动收入、薪资满意度每提高一个等级，⑤这里的等级是指李斯特5级打分中的分数分档。二孩生育意愿升高的概率分别为9.47%、13.9%。较高的职业劳动收入与薪资满意度，使得女性能有效负担二孩生育的经济成本，生育意愿随之增强。

（2）在隐性人力资本中，身体健康评价、心理问题评价、生活幸福感评价、性别差异认知力对城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均在0.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交能力、听英语能力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工作责任满意度、说英语能力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身体健康评价、生活幸福感评价、性别差异认知力、社交能力、说英语能力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每提高一个等级水平，生育意愿升高的概率分别为11.74%、12.75%、10.17%、8.71%、15.62%。心理问题评价、工作责任满意度、听英语能力具有负向影响，由低到高每提升一个等级，生育意愿下降的概率分别为18.39%、6.91%、18.9%。存在心理问题的女性对待生活消极沮丧，生育风险较大，生育意愿较低。从边际效应看，性别差异认知力、社会交往力、说英语能力的正向效用与听英语能力负向效用之和大于0。可见，认知能力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作用。认知能力对收入具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认知能力强的女性收入水平较高，生育意愿相对较高，回应上述分析结论。

表1 城镇女性人力资本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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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差；2.*p＜0.05，**p＜0.01，***p＜0.001。

① 受教育程度的取值为：初中及以下＝1，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2，大学专科（正规/成人）＝3，大学本科（正规/成人）＝4，研究生及以上＝5。

3.异动因素解析

（1）城镇女性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每升高一个等级，二孩生育意愿增强的概率提高6.52%。可见，提升女性人力资本积累可小幅提升二孩生育意愿。高人力资本女性多以事业为中心，生育引致人力资本贬损及其他职业发展代价，该部分女性似乎更为排斥多生育。随着女性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的逐步提高，收入与社会认可度提升，有能力兼顾工作与家庭，育儿观念与时俱进，倾向于认为多孩陪伴更有利成长。

（2）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度、基本养老保险参与度、商业保险参与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从权益视角，将这三个指标作为女性显性人力资本的一部分。除了生育保险以外，专门针对女性生育的其他保障几乎没有。目前，生育保险的投保率较低且难以实现广覆盖，针对生育的商业保险品种匮乏，参保率低。亟待针对二孩及多孩的生育保障政策体系出台，通过保险赔付与福利补偿折抵生育成本，女性感到生育安全且经济，生育行为才能成为理性决策，从而激发生育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内驱力。

三、影响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行为的人力资本要素分析
受诸多复杂因素制约，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行为往往低于生育意愿（宋健和陈芳，2010：103—110、112；王军，2015：26—33；陈蓉，2018：155—165）。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城镇女性的平均实际生育数（1.04）小于平均意愿生育数（1.72），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城镇女性平均意愿生育数（2.00）与实际生育数（1.93）的差异最小为0.07，大学及以上的平均意愿生育数（1.79）与实际生育数（0.74）的差异最大为1.05。以高中学历为转折点，高中学历以上女性的生育意愿呈递增趋势，实际生育行为呈递减趋势；高中学历以下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总体水平较高。由第一部分实证分析得出，受教育程度越高、心理越健康，人力资本积累越丰富，女性生育意愿越强。但实际统计数据说明，高人力资本女性的生育意愿并未完全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受教育程度、心理健康水平等人力资本衡量指标是影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么？人力资本要素对转化具体发挥怎样的效用？值得深入探讨。

（一）数据与变量
在CGSS调研数据中筛选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观察样本的二孩生育行为是否发生，若二孩生育行为发生（现有子女数≥2），即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取值为1；若不发生（现有子女数＜2），取值为0。被解释变量Y表示二孩生育意愿是否转化为生育行为（是＝1；否＝0）。

在指标体系表2中，社会因素属于影响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宏观因素，反映出社会对二孩生育行为的支持保障；组织因素属于中观因素，代表女性所处的工作环境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个人及家庭因素属于微观因素，家庭因素指家庭对女性生育行为的支持与帮扶。特别从表1中选取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各3项指标，作为个人因素的一部分，呼应第一部分实证分析得出串并联分析结果。构建出城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行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包含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分析结果与稳健性检验见表2。

表2 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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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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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差；2.p＜0.05，**p＜0.01，***p＜0.001。

①工作灵活度等级度量通过问卷中的“正常工作时间里在家上班是否经常发生”“以下哪种说法最符合您的工作时间安排”等问题的综合考量，由弱到强设定为1—5级。②父母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0.5＋母亲受教育程度*0.5。

（二）模型构建与结果解析
1.模型分析

由表2可知，Wald chi2＝266.26，Prob＞chi2＝0.0000，拒绝了原假设，模型属于有效统计；Pseudo R2＝0.6542＞0.5，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22个解释变量中，医疗卫生体系成熟度、就业指导平台完善度等13个解释变量在0.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服务救济覆盖率、工作压力感、岗位培训、心理健康等6个变量在1%水平影响显著，岗位匹配度、工作年限在5%水平上显著，公共教育体系成熟度影响不显著。

2.关键性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在0.1%、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作为关键性影响因素，分层次解析如下：

（1）社会因素中，医疗卫生体系成熟度、就业指导平台完善度、性别歧视发生率、公共服务资源便利度对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由低到高每提升一级，二孩生育行为发生的概率分别提高0.93%、0.73%、16.42%、19.68%。公共服务资源便利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支持的完善度，公共服务资源便利度越高，城镇女性可享受到更为方便快捷的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有效分担生育压力，减少生育顾虑，提升育后再就业信心。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集中体现在职业准入、职业分布及职业工资三方面（陈静，2017），性别歧视发生率较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对城镇女性的职位资本要求较低，职级晋升困难，工资收入较低，致使其生育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在生育与工作的权衡决策中，更倾向于生育二孩。

（2）组织因素中，劳动合同签订率、工作参与度、工作压力感分别在16.29%、13.76%、5.66%的概率程度上阻滞二孩生育行为的发生。劳动合同签订率与工作参与度较高的城镇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多处于平稳上升期，二孩生育的机会成本较高，生育行为决策更为谨慎保守，一定程度上会延迟乃至放弃二孩生育。

（3）个人及家庭因素中，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对二孩生育行为转化的负向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城镇女性，结婚年龄与一孩生育年龄偏大，即使具有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受限于终身生育期缩短及高龄生育风险的加大，二孩生育发生率较低；再加上对子女质量的重视提高了养育成本，在收入确定的条件下，生育数量随之减少，具体为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级，二孩生育行为发生概率下降3.36%，呈现小幅下降。

心理健康、生活幸福感、家庭总收入、家庭同住人数对促进二孩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作用积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孕期、产期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导致母婴自残、自杀等悲剧日渐增多，城镇育龄女性的心理健康关系到二孩生育意愿能否转化为健康的生育行为。生活幸福感越高的女性，更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Oswald、Proto和Sgroi，2015：789-822），愿意承担二孩生养的社会责任。家庭总收入和家庭同住人数等家庭支持，可有效负担二孩养育成本并提供家庭照料。基于亲缘的家庭照料更为安全且经济实惠，有效降低了城镇女性二孩生育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对于时间尤为稀缺的高人力资本女性，家庭支持是催化二孩生育意愿转化的有效手段。

3.异动值分析

（1）社会服务满意度、社会服务救济覆盖率、公共资源普惠度对生育愿意转化为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与公共服务资源的渐趋充裕，进一步冲击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使家庭由“自我保险”模式向“社会安全网”模式递进，对子女数量的替代效应大幅提升。

（2）年龄的正向影响力显著，即年龄越大，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年龄较大的城镇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两个孩子更利于成长”等观念影响较深，加之处于事业平稳期，更倾向于生育二孩。研究发现，70后女性的实际生育率并不低，平均实际生育数为1.39，该群体长期受计划生育政策捆绑的生育激情，在二孩政策放开后得以释放，成为首当其冲的一批高生育率群体。部分80后女性本身为独生女，愿意子女跟自己一样享受独生子女的专宠待遇而不愿再生二胎，实际生育率显著低于70后女性，平均实际生育数仅为1.14。

4.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Probit模型的稳健性，采取替换变量法对上文实证结果进行判别，替换原模型中的指标，分析替换后检验模型的运行结果。分别选取社会因素、组织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3个层面上相应的三级指标进行替换，以增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具体而言，以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代替就业指导平台完善度、以工作灵活度代替工作参与度、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代替家庭同住人数，模型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分析各检验模型的P值、准R2、对数似然函数值等相关参数可知，模型整体上通过检验，原模型稳健性良好。值得注意的是，检验模型3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二孩生育的负向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多地持有“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等生育观念，对孙子女的性别偏好与数量偏好较弱，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较强，直接弱化了子女的二孩生育行为。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全面二孩政策预冷，急于提升生育率不能忙中失策。想生与能生之间的转换比例在现阶段愈发走低。在加强生育政策与配套政策研究时需要注意，同一政策对不同特征女性的影响迥异，施政效果千差万别。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对生育意愿及行为的影响愈发深入，其中易于被忽视的是不外显的隐性人力资本。本研究细致解析显性与隐性人力资本内涵要素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生育意愿转化机制，基于研究结论对症下药，方能真正实现政策条目细化与目标人群差异化，提升施政效果。

（一）主要观点与结论
1.随着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参与率提升，女性生育心理悄然发生变化，也是生育率逐步走低的关键原因之一。显性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报酬，隐性人力资本中的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感及认知能力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不容忽视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比较丰富的女性具有相对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这与任义科、郭玮奇和赵谚慧（2016：45—50）以及周云（2016：72—82）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2.梳理生育行为诸多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可知，社会支持层面的医疗卫生体系成熟度、就业指导平台完善度、公共服务资源便利度三项因素对城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行为的正向作用显著；社会保障层面的社会服务满意度、社会服务救济覆盖率、公共资源普惠度三项因素对生育意愿转化的阻滞作用凸显；组织层面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工作压力感、工作参与度同样属于阻滞因素。

3.在二孩生育意愿转为生育行为的过程中，年龄偏大的女性更倾向于做出生育决策。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水平是阻碍转化的重要因素，工作年限、岗位培训、心理健康与生活幸福感及家庭支持为显著促进因素。总的来说，高人力资本存量女性的生育意愿并不低，但意愿到现实生育行为的转化艰难，顾虑重重。

（二）政策建议与启示
高人力资本女性在子女教育、成长环境营造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部分高素质女性保持高生育率是全面二孩政策推行过程中更期待出现的，但高人力资本女性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育与职业发展冲突，生育机会成本也更加高昂（张樨樨和杜玉帆，2019：159—168、175—176）。如何化解她们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心理？以女性人力资本内涵维度拆解为切入点，实证解析女性人力资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杂糅关系，结合女性人力资本变化的现实情况与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的变化趋势，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干预与对策调整。

1.系统做好女性孕前、孕中及产后的全程心理辅导

隐性人力资本中的身心健康是提升二孩生育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女性孕期及产后的身体健康水平与营养状况逐步提升，而心理健康状况容易被忽视。二孩生育及照料给女性带来的心理压力激增，生育间隔较短的女性，两个幼儿引致的照料与工作的矛盾更为激化，抑郁等精神疾病呈现高发态势。应及时关注这些已经萌发的信号，可在社区医院中专设女性生育心理健康门诊，对应孕期准备到孕中调节再到产后恢复各个阶段，由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有针对性心理辅导与建设，诊疗费用由生育保险报销。生育保险不单单是对女性分娩期间相关费用的分担，心理健康维护也应纳入医保范围内。

2.尝试在普适性生育鼓励政策体系基础上，补充针对高人力资本及大龄女性的个性化生育鼓励与保障政策

目前生育鼓励政策的目标主体主要是哪些人群？低人力资本女性因其职业角色重要性较低而具有相对较低的生育成本，依照经济人假设，该部分女性在缺乏政策强刺激条件下做出生育决策的概率较高。研究发现，高人力资本女性仍处于生育综合矛盾中，大龄女性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在现阶段，这两类人群的生育激情亟需个性化生育鼓励及保障政策进行有效激发。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不引起对低人力资本女性的歧视，应掌握尺度，温和推进。比如，可以尝试对能够提供学历或技能证明的女性给予更长的产假、哺乳假，对年龄在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予以生育费用全免及生育现金奖励等，适时给她们一把温情的保护伞。

为延缓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我国人口再生产任务艰巨。当下正值宽松生育政策推行的胶着期，原本预想的生育高峰并未如期而至。在增加新生人口数量的考量下，需要认识到人口数量与质量同等重要，兼顾健康生育与女性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理应是政策保障与辐射范围内的目标之一。政府相关部门应及时转变思路进行政策适用性分析，生育及配套政策不能一刀切，精准对症才能立竿见影，当下便是政策精细化的重要机遇期，需谨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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