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尴尬角色：“双一流”建设中的高校学术期刊

被遗忘的尴尬角色：“双一流”建设中的高校学术期刊
朱 剑

摘 要：：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在经历了世纪之交迅速扩容的外延式发展后，边缘化却成了普遍现象，直接原因是对大学排名贡献不大甚至没有贡献，深层原因是在学术交流中作用的弱化，而根本原因则在于高校学术期刊的“体制病”。“双一流”建设的启动让高校期刊人看到了摆脱困境的机遇，但他们都未在意《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学术期刊只字未提意味着什么。从该方案指明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来看，“双一流”建设达成近期和中期目标仍然只能主要依靠国际学术期刊，被遗忘的高校学术期刊不仅难以借此东风上位，其处境甚至会变得更加困难；而没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集群，“双一流”建设所要实现的高等教育强国目标也很难名副其实。因此，必须认识到建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的学术期刊集群之于“双一流”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快制定高校学术期刊整体改革方案，而改革不合理的高校学术期刊体制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关键词：高校学报； 学术期刊； “双一流”建设； 内涵式发展； 卓越行动计划

一、走向边缘：功能弱化的逻辑结果
学术期刊自三百多年前在欧洲诞生以来，就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紧密相关。“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现代科学，从产生到形成规模性影响，其标志性的建树是依托现代学术共同体的众多学术期刊的创办”。① 原祖杰：《世界史学者新的精神家园》，《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春季号。拜西学东渐之赐，中国的现代大学和现代科学在百多年前奠基并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学报② 在1950年代以前，学报只是学术期刊的一种通称。1950年代以后，学报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种类而与学术期刊有所区别，其中的原因本文将予分析。本文仍视学报为高校学术期刊，故本文所谓“高校学术期刊”，除了特别说明以外，既指高校学报，亦指高校主办的其他学术期刊。也起到了特别的作用，从而写就了高校学报史上辉煌的一页。

百年后的今天，作为高校学术期刊主体的学报依然在，如果单看数量，已占中国学术期刊之半壁江山，但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如何？在学校的地位如何？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如何？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如何？有位有心人做了一件事，然后不无遗憾地感叹：“以2016年年末各高校门户网站发布的学校工作报告为例，通过阅读十所大学2016年度工作报告发现，高校工作重点及报告撰写主要分为思想建设、学科建设、教学工作、设施完善和学生工作五个方面，并未对高校学术期刊建设工作花费大量工夫，其中部分报告甚至未提高校学术期刊建设，其余仅在说明年度工作内容时一笔带过。”① 杨光宗、刘钰婧：《高校学术期刊与一流学科建设：引领、推动及发展》，《出版科学》2018年第3期。比起百年前，学科建设仍然是高校工作的重点，但学术期刊的位置却找不到了。为什么出现这样现象？这位论者分析道：“当下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往往缺乏对学术期刊建设的充分认识和应有定位。”② 杨光宗、刘钰婧：《高校学术期刊与一流学科建设：引领、推动及发展》。

以工作报告为证，此言不无道理，但这么说，这些大学的校长可能会觉得不大公平，因为如果换一个角度——大学排名，再来看大学对学术期刊的态度，就会发现，不是不重视，而是太重视了。随着1990年代量化评价异军突起，学术期刊排行榜成了各类排行榜的“母榜”，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及各类与学术相关的排行榜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在“母榜”（期刊排行榜）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学校长对排名也是又爱又恨，明知这样的衡量方式有问题，但迫于整个大环境，又不得不参与这样的排名”。③ 陈平原：《被排名坑惨了的中国大学》，https：//new.qq.com/omn/20181221/20181221A1ICDJ.html。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当今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下，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敢于无视这些与大学声誉和资源分配直接相关的排名的，如此，也就没有一个校长敢于不重视学术期刊的，对于期刊之于大学排名的作用，学界之中，或是管理部门那里，哪个不心知肚明？

那么，又如何来解释上述大学工作报告“不重视高校学术期刊建设”的现象呢？秘密就在于，学术期刊的传统功能被排名挤到一边去了，学术期刊受不受高校重视，取决于其能否为排名作出立竿见影的贡献；如有贡献，还要看贡献的大小。作为“母榜”的期刊排行榜，国际、国内有好多种，发表在不同上榜期刊的论文在大学排名中得分是不同的，即使同一榜单，有些还会分区（或等级），在不同分区（或等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排名中得分也会不一样。正因为有这个能否得分、能得多少分差异的存在，学校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也就不一样了。一般说来，大学对某类期刊的重视程度与这类期刊能给学校带来的排名效益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要想受重视，首先要对排名有贡献，有为才有位嘛。不受重视，多是因为对排名没做贡献，或者贡献太小。

事实也是这样，在学术界，并不是只有高校才有学术期刊，还有其他学术期刊的存在。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还有各省市社科院、社科联以及党校、军队院校等主办的学术期刊，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期刊群的存在，国际（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中国传播虽不算广，但在排名中的作用十分显著；在自然科学界，除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专业期刊群，更有大量的国际学术期刊已进入中国，特别是被某些影响较大的国际学术评价机构选中作为数据源的期刊，如SCI目录上的期刊，更是排名中的重要砝码。能够在以这些期刊为数据源的评价机构发布的排名表名列前茅，是绝大多数名校校长所欣喜甚至渴望的事。每个高校都会偏爱自己排名最好的排名表，对于同一排名表中运用不同算法得出的排序结果，往往也会重点宣传对自己最有利的那种。这样的排名佳绩，不仅会出现在各校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而且会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

不用说相互之间竞争十分激烈的各大名校，即使地位相对超脱的中国科学院似乎也不能免俗。比如，国际著名的自然出版集团自2014年发布“自然指数”以来，在中国已引起越来越多高校和各界人士的关注，因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该排名榜上惊喜不断，成绩实在喜人，而独占鳌头的一直是中国科学院，该院也一直关注这个排名。2018年自然指数发布后，中国科学院即在其官网以《中科院连续六年位列自然指数全球首位》为题予以报道：“日前，自然出版集团更新发布了2018年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中国科学院再次位列全球首位。根据此前发布的自然指数数据，中科院已连续六年位列该排行榜全球第一。”④ 《中科院连续六年位列自然指数全球首位》，中国科学院官网，http：//www.cas.cn/yw/201804/t20180417_4642291.shtml。2019年，桂冠不出意外地再次花落中科院，《中科院之声》迅即予以报道，但此次夺人眼球的却是南京大学，因为与此相关的另一些报道都聚焦于南京大学力压清华北大夺得国内高校第一、全球第七的好成绩，但在《中科院之声》引用的排名中，南京大学仍位于北大清华之后，顺序完全颠倒了过来。其原因在于自然指数并不只有一种排序，所谓南京大学列全国首位只是加权后得分（FC）排名，而发文量（AC）排名的确在北大清华之后。

不管怎么排名，其结果对舆论和公众的影响都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很少有高校敢置身其外。方略研究院在最近的一份题为《不参加世界大学排名的一流大学正在变少》的报告中称：“方略研究院发现，随着北京师范大学首次参评THE世界大学排名，首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中，可能只有3所高校未参评THE世界大学排名。”① 汤纺杰：《不参加世界大学排名的一流大学正在变少》，方略研究院微信公号，2019年9月13日。越来越热的各类排名使各校将目光首先锁定在对排名贡献最大的“母榜”SCI、SSCI、A＆HCI以及像自然指数来源期刊目录上的期刊，因为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在排名时得分最高，其次才是国内的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等，虽然得分少些，但聊胜于无。事实上，只有这些期刊才能对排名作出贡献，所以各高校对期刊的重视总是表现在用各种手段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把最好的科研成果投给这些刊物。然而，在高校学术期刊中，能上国际榜的，人文社科期刊几乎没有，国内的几个人文社科期刊排行榜，也就区区百余家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办的学术期刊能厕身其中，但这些学校的眼光都在国际榜上，并不把对排名贡献有限的自家期刊太当回事，至于余下的那些啥榜也没上的数以千计的高校期刊，因其对排名做不了任何贡献，当然也就不予重视了。如此一来，高校学术期刊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各校的工作报告中懒得提及也就不难理解了。

平心而论，在今天的学术界，学术期刊除了在排名中的作用外，其交流和传播学术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取代的（尽管这个作用的光环已被排名所夺去），而且，在学术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其作用更加突出。那些上榜期刊，在学术交流和学术影响方面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因为各排行榜的制作者，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来制作其排行榜，至少在主观上，其排行的主要依据还是在于期刊的学术质量和传播能力，只不过其不具备对各学科期刊所刊载论文的专业分析能力，只能借助于期刊的某些外在数据来间接地测定其学术影响力，比如近年来为学术界所熟知且多有诟病的期刊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二次文摘量、文摘率、Web下载量、基金论文比等。换言之，学术质量上乘、交流功能强大、影响拓展迅速是期刊能够上榜的重要原因。可见，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作用的弱化才是其不受重视而日益边缘化的深层原因。那么，今天的高校学术期刊如何重回学术交流和传播的中心呢？

二、“双一流”建设：千载难逢的机遇？
就在高校学术期刊面对不断边缘化而苦闷彷徨之时，一个难得的机遇出现了，这就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启动。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号。的目标。该方案发布后，各校闻风而动，高等教育与学科建设的论文更是呈井喷式的出现，几年来，仅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论文，就有数千篇之多。尽管出自高校管理者和学者们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论文鲜有提及学术期刊的，但“双一流”建设的启动还是让高校期刊人看到了希望，他们中也有人加入了这场热烈的讨论中。出自高校学术期刊同仁之手的文章，都是顺着这样一个逻辑的推衍，那就是：“高校社科学报作为高等教育发展和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双一流’建设方案实施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抓手。同时，‘双一流’建设也为高校社科学报突破瓶颈、走出困局，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办法。”③ 李铄：《高校社科学报发展与“双一流”建设关系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可见，高校学术期刊可以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基础，而“双一流”建设则为高校学术期刊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振兴机会。所以，“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也有责任参与到‘双一流’建设之中”。① 武晓耕、韩俊：《“双一流”背景下的学术期刊发展策略探析》，《科技与出版》2018年第8期。 当然，也应该意识到“‘双一流’建设与提升高校学报影响力既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也存在发展措施上的差异性”，因此，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协同性与协调机制，以实现提升高校学报学术影响力与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协同发展”。② 田江：《“双一流”建设与高校学报学术影响力提升的协同机制分析》，《传播与版权》2017年第12期。

“双一流”建设当然离不开学术期刊的助力，但并不是什么期刊都能帮上忙的。要判断高校学术期刊能否在“双一流”建设中发挥学术期刊的应有作用，并借“双一流”建设之机从边缘重回中心，需要对“双一流”建设与高校学术期刊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笔者以为，至少应对下述两点予以特别关注：

其一，“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及其实施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根据《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围绕着“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而展开，具体步骤如下：

——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③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不妨根据上述三个时间节点将“双一流”建设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首尾相接，并有着不断递进的阶段性建设目标的不同时期。

其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通篇5 000余字，一一规划了“师资”“人才”“科研”“传承”“成果”“评价”，但却一次也没提及作为学术成果出版发表和传播平台的学术期刊，更不用说高校学术期刊了，而且，连“出版”“发表”“传播”这些与学术期刊相关的词也均未提及。如前所述，高校期刊界同仁们在论证“双一流”建设与学术期刊关系时，已将学术传播平台（期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作为无需论证的前提，的确，“双一流”建设虽然需要国家政策和资金以及相关各方的大力支持，但说到底，还是要在高校落实的事，高校似乎没有理由不利用好自己拥有的学术传播平台，故而高校学术期刊建设的重要性足以与师资、人才、科研等并列成为“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想来这一点决策者不会意识不到，但为什么规划“双一流”建设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学术期刊却只字未提？难道是决策者的疏忽？这个答案显然难以成立，如果我们将上述两点联系起来看，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何谓“世界一流”？如何认定？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国际公认的可以准确对标的成文标准，只有一些通行的大致标准和指标以及排名，还有就是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口碑。根据《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但这句话似未说完，或并不全面，因为“世界一流”不会单指哲学社会科学，还必然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是不可能用于自然科学评价的，那么，自然科学评价将采行何种标准？又如何界定中国特色与国际通行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并没有提供答案。当然，不管采用哪种标准，经过若干年建设，我们都可以宣告某些高校和学科已是“世界一流”了，但是，在学术国际化时代，要使这样的宣告理直气壮，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还需要与国际学术界形成共识。

鉴于量化评价在涉及等级划分（如国际一流还是二流）或排序（如世界第几或Top多少）的评价中的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可以不认同它）：人文社会科学在对“双一流”建设结果的认定中所起的作用只能是部分的和非决定性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在以量化为主的评价中作用是有限的，即使不考虑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也是很难用量化数据来进行国际性评价和排序的，这一点，连发现影响因子规律的加菲尔德也不否认；而定性评价就不得不考虑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在当今世界，必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果，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更难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标准。所以，“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样的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评价很难应用于自然科学，像影响因子这类量化评价的单一指标虽然屡遭质疑，但要否定量化评价的作用，或者全盘推翻基于量化数据的大学排名、学科排名之类的排序，却是困难的。

事实上，目前比较流行的大学排名也大多基于自然科学的相关数据，比如前文提及的自然指数，就是基于几个自然科学学科论文发表情况来进行大学和科研机构排名的。① 自然指数通过对Nature、Science、Cell等82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和计算后得出。所涉学科主要为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和物理学四类。因此，要让中国的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能还不得不考虑某些国际通行的和大致得到公认的量化指标，甚至某些影响较大的国际学术排名，特别是大学排名。所谓“双一流”，说白了，实际上就是国际大学排序中的一个等级，根本离不开量化标准。

显然，以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来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能力和实力进行排序，是不尽合理的，但这样的排名对影响舆论和公众却十分有效。所以，要使“双一流”建设目标达成时得到举世公认，无非就是两件事：其一，通过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一系列建设，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其二，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而创建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并跻身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行列是实现这种掌控的最有效途径。两件事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目前，我国学术论文的产出量在国际学术界已名列前茅，但却不能不看到，我国还不具备足以与国际学术出版大鳄抗衡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传播平台，故而尚不能有效掌控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在这方面，高校更是欠缺。尽管近年来高校学术期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但对大学排名贡献最大的还是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近年来我国重点大学（如部分“985大学”）在几大国际排名中屡创佳绩，都离不开在国际学术期刊发文量的上升。前述自然指数就很能说明问题，其数据源皆来自号称全球顶尖的自然科学期刊，创设时为68种，2018年调整为82种，数量之少可谓学术期刊沧海之一粟，但是，在这区区几十种期刊上，中国科学院拿下2018年全年全球第一的论文篇数是多少呢？4 842篇！进入全球前列的北大和清华则分别达到了1 427篇和1 303篇。②Nature Index 2019 Annual tables，https：//www.nature.com/collections/fbfjafhcbb/tables.为了更清楚地看出一年的发文量，笔者这里引用的是自然指数2018年1—12月全年的数据。当然，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篇数不会有这么多。自然科学成果多出自团队协作，跨机构合作、一篇论文多人署名是常见的事，自然指数在统计时，同一篇论文，跨机构合作作者，不论署名先后，所在机构名下都被计入1篇次。 一个大学，一年之中能有多少优秀论文产出，仅82种国际学术期刊一年就吸走了一个大学上千篇优秀论文，而在这82种之外还有更多的国际学术期刊也在吸稿！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学者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持续上升，“我国国际SCI论文产出从2015年的29.68万篇，逐年增至2018年的41.8万篇”。③ 江耘：《留住优秀成果 科技期刊要走“上坡路”》，《科技日报》2019年9月27日，第4版。 那么，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留给国内高校学术期刊的优秀论文还能剩多少呢？

当然，SCI也收录了部分中国期刊，但其在SCI目录中占比之少与中国学者在SCI期刊上发文之多，根本不成比例。而且，这些期刊中的一部分可能还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由于中国不具备与国际学术出版大鳄竞争的出版平台，为了顺利出版和发行而不得不与这些出版集团进行合作，合作多采用以中国学者组成编辑团队，版权却由国际出版集团掌控的方式。从版权意义上来说，这些期刊是否属于中国，还得打上一个问号。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问世的人文社会科学英文期刊中也普遍存在，有些期刊甚至连中国期刊的CN刊号也不具备，而只有一个国际连续出版物ISSN号。① 参见李存娜、吕聪聪：《中国英文人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手中没有大量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所谓掌控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及体系云云，只能是空话。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强国，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发展为何如此不同步？早在十年前笔者就曾分析过其中的原因：“自然科学国际化之所以迅捷，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省略了自建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这一程序，而直接利用‘国际公认’的交流平台——SCI，为此甚至不惜以自毁平台——中国自己的学术期刊为代价。这条路对于快速增加‘国际公认’的科技论文‘GDP’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但后遗症也是明显的。”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事实上已形成了对自然科学国际化的‘路径依赖’”，即“将SSCI和A＆HCI作为突破口，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② 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可见，在新世纪以来的学术国际化热潮中，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输出中国学术、发挥国际影响、得到国际承认的“走出去”战略目标，我们来不及将自己的学术期刊做大做强，而是借船出海，所以，我们自己的学术期刊一直是牺牲的对象，高校学术期刊因其先天不足，改造难度太大，太费时间，尤其是这样。

再来看“双一流”建设时间表，“双一流”建设于2015年启动，实现近期目标的时间只有短短五年，实现中期目标的时间也不过再加上十年而已，可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双一流”建设效率期待之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为“双一流”建设提供的服务要尽可能高效。在学术传播方面，只有一流期刊才有可能为“双一流”建设提供高效的一流服务，要让“双一流”建设用上高校自己的学术期刊，就意味着：在这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内，不仅要培育出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公认的、能与国际学术出版大鳄叫板的专业化、体系化、规模化的权威学术期刊集群，还要使其有足够的时间上的提前量问世（因为用于量化评价的期刊数据具有一定的时滞），方能服务于“双一流”建设，从而使“双一流”建设无需或不再主要依托国际学术期刊。只要对学术期刊发展规律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明白，不管国家如何投入，也不管期刊人如何努力，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但要等中国的“世界一流”期刊具备了大量问世条件时再来启动“双一流”建设，时间表就要大大地调后，这是决策者不愿意的事。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目标，还是离不开国际学术期刊这一发表平台。笔者以为，这才是《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只字不提学术期刊的真实原因所在。

从以上“双一流”建设与学术期刊关系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双一流”建设并不会必然带给高校学术期刊以机会，而只会给高校学术期刊的未来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当然，既然是不确定性，也就包含着希望。那么，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学术期刊可能遭遇到什么？

三、难免分化：可以预料的前景
基于“双一流”建设严苛的时间表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目标，我们可以推论在“双一流”建设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不同建设时期中的高校学术期刊处境的几个可能性。

（一）近期（2015年—2020年）
这一时期已近尾声，亲历了这一时期的高校期刊同仁应该能够感受到，除了少数学者公认的人文社科专业名刊和成功进行了国际合作的自然科学专业名刊外，绝大多数高校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想要争取优质稿源的难度不是减小，而是加大了。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编辑所感受到的主要是来自非高校专业期刊的竞争压力，那么，对高校自然科学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报编辑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除了来自非高校专业期刊的竞争压力外，更主要的是来自国际学术期刊的竞争压力。有竞争、有压力并不是件坏事，前提是竞争应是平等的，但眼下的竞争显然是不平等的，高校乃至教育部不仅没有批准创建学科建设必须的新学术期刊的权力，即使对原有期刊，要改变其刊名和性质也做不到，又如何来与其他的期刊竞争？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来说，因为近期的“双一流”建设必然地青睐国际学术期刊，所以，不仅不可能使高校学术期刊所处的竞争环境有所改善，相反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双一流”建设2015年启动以来，尽管国家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提倡要把优秀的论文发表在中华大地上，但如此紧迫的时间表决定了要按时实现“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最好的论文还只能首选国际学术期刊。“双一流”建设也许能提高学术论文的产出量和质量，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高校学术期刊的来稿量和质量就一定会提高，那种以为“双一流”建设将为高校学术期刊提供更多优质稿源的推想实在有些一厢情愿。事实是，优质稿源可能增加了，但属于高校学术期刊可以争取的稿源却减少了，或者说争取这些优质稿源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可能性减少了。因此，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地位不仅没有提升，相对说来还有所下降了。前述高校工作报告几乎不提（本校）学术期刊，以及流向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的持续上升，都是典型的例证。当然，笔者无意否认高校期刊同仁甘于为“双一流”建设作出奉献的拳拳之心，也无意否认高校期刊同仁为这个阶段的“双一流”建设作出的许多默默无闻的间接贡献，更无意否认他们为改变高校学术期刊的现状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只是想说，如果“双一流”建设能让高校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的话，高校学术期刊本应该且有可能作出更大更直接贡献的。

（二）中期（2020年—2030年）
如果“双一流”建设的近期目标按时顺利实现，即有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了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了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那么，在中期，“双一流”建设就将处于冲击“世界一流”成功的高校和学科在数量上由少及多拓展和突破的关键期，为了确保拓展和突破的成功，前一时期（近期）的惯性会延续下来，高校学术期刊在“双一流”建设中的边缘状况仍难以改变。如果中期目标进展顺利，即有更多的大学和学科正在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和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稳步迈进，那么，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不同步的问题也许会得到高等教育决策者的正视。毕竟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科学技术强国，却拿不出国际公认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的一流学术期刊集群，怎么解释都是说不过去的。更为关键的是，没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集群在手，根本无法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是否一流，只能由别人说了算。因此，单纯依靠“借船出海”这样延续了几十年的权宜之计，可能会被打造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的世界一流的中国学术期刊集群的根本办法所取代，而作为这个根本办法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一流学术期刊建设，也就有了提上议事日程的可能。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可以想见的是，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学术期刊集群的动静应该不会比“双一流”建设小，也一定会纳入国家战略，投入的资源和动员的规模都将会是空前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家层面与高校层面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建设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国家层面的世界一流期刊建设顺利启动，也不等于高校的一流期刊建设能够同步进行，因为对高校学术期刊建设来说，还有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对待现有的不成体系、不成规模却数量众多、各自为政，且结构同一、布局分散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转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管理部门之间、管理者与业界之间要取得共识，谈何容易。所以，需要一个探讨、认同、设计和动员的过程。真正能够制定出具有操作意义的高校学术期刊建设方案并付诸实施，最早大概也是“双一流”建设中期之后段甚至远期之初（2030年代）的事了。因此，在中期大部分时间里，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期刊同仁恐怕仍然是有心却很难得到回应，有劲却不大容易使得上。

（三）远期（2030年—21世纪中叶）
如果“双一流”建设的中期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中国在2030年后再用20年左右的时间，展开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最后冲刺，那么，堪与国际学术出版大鳄比肩的中国学术期刊集群建设应该已经启动，并应不晚于“双一流”建设大功告成之时基本完成，而这个中国学术期刊集群中，理应包括高校学术期刊。之所以作如此推论，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唯有如此，高等教育强国才能名副其实。也就是说，到本世纪中叶，如果“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全部实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均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时候，包括高校学术期刊在内的中国学术期刊集群或更为先进的学术出版平台理应已跻身国际学术出版之前列，成为世界一流。虽然我们今天很难准确而细致地预测那时学术出版平台的模样，但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高度聚合化（数字化）、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将是必然的，与学科体系完全配套仍将是学术出版不变的追求。显而易见的是，作为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主体力量的高校，理应成为创建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集群的主角，如果说“双一流”建设给高校学术期刊带来机遇的话，那么，最大的机遇大概也就在此了。但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现有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能有舍我其谁的机会。这样的平台建设，其难度比“双一流”建设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长期以来，直到“双一流”建设启动已有数年的当下，尊重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规律的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术期刊建设却总是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和规律却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使得创建世界一流的中国学术期刊集群在高校所能依托的基础远不如“双一流”建设；而如果从与“双一流”建设配套来说，创建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在时间上又远较“双一流”建设更为紧迫。仅此，即足见其难度之大。但要真想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这却是不得不去完成的事。故而我们才不得不问一声，如此艰难的事，现有高校学术期刊有能力当主角吗？如果只是个配角，又能有多少戏份？会不会连配角也当不上？

让我们继续推论，如果世界一流的中国学术期刊集群建设会在不远的将来启动，等待现有高校学术期刊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在笔者看来，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学术期刊集群建设将抛开现有高校学术期刊另起炉灶，即现有学术期刊退出，让位于以专业专题期刊为主体的新建学术期刊集群，而这个期刊集群只能由重点科研院所（比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参与“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及其下设院系、研究所）以及专业学会来主办；二是对现有学术期刊不离不弃地进行集群化改造，将现有期刊全部或绝大多数纳入到新建的学术期刊集群中去；三是由重点科研院所及专业学会选择部分现有学术期刊作为建设的基础，根据需要新建一批学术期刊，两者融合而成新的以专业专题期刊为主体的集群，而不具建设基础价值的期刊将不得不退出。显然，第一种最为简单直接，但遭遇现有高校学术期刊的反弹和抵触应该最大；第二种倒是皆大欢喜，但要找到能够实现“世界一流”目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几乎是个无解的超级难题；第三种比较中庸，既不浪费可能的资源，也不致背上沉重的包袱，不失明智，故而可能性应该最大。不管哪种可能，无非是留下和退出的比例不同而已，只要世界一流的中国学术期刊集群建设提上议事日程，高校现有学术期刊的分化将是必然的。主其事者不会是所有高校，而只能是已经或有望建成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届时，部分成功进行了专业化转型并在学术界打出了影响的既有期刊有望被纳入新的期刊集群，但余下的很可能被迫退出学术传播。

因此，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期刊人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更应意识到将会面临的是怎样的挑战：在“双一流”建设的近期，高校学术期刊尽管有甘当配角的奉献精神，但事实上已成被遗忘甚至被损害的角色；在中期，这样的尴尬角色很可能还将继续，综合性学报特别是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报，其生存环境将更加憋屈；在远期，也许有高校学术期刊的机遇，那就是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建设的启动，但机遇总是只等着有准备的人，对于高校期刊人来说，若现今无动于衷，到那时再考虑突围，恐为时已晚。其实，如今的高校学术期刊能否在可能到来的学术期刊集群建设中占据一席之地，取决于其在“双一流”建设近期和中期的战略选择。那么，今天该如何行动才能不错过可能到来的机遇呢？

四、沉疴难起：转型的最大障碍
其实，在回答该如何行动这类问题之前，我们更应该问一个问题：曾经辉煌的高校学术期刊是因何而边缘化的？只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行动的问题才会有针对性的答案。

本文开篇即分析了高校学术期刊不受重视的直接原因是对排名没有贡献或贡献较少，深层原因是在学术交流中作用的弱化，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不是高校学术期刊边缘化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导致高校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作用弱化的“体制病”。那么，什么是高校学术期刊的“体制病”？它是如何形成的？

这要从高校学术期刊特殊的历史说起。早在百多年前，从第一份高校学报《东吴月报》于1906年创办时特地命名创刊号为《学桴》，“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① 黄振元：《学桴发刊词》，《东吴月报》1906年第1期。到1915年《清华学报》初创即揭出“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② 杨恩湛：《小引》，《清华学报》1915年第1期。的旗帜，再到1921年《北京大学月刊》创办，蔡元培亲自撰写发刊词，因《月刊》“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③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50—452页。学报的功能就定位于展示（表学堂之内容）和交流（交换知识），这与初创阶段的大学需要是切合的。在这一宗旨之下，学报大多是多学科综合性的，体裁甚至不仅限于学术论文，作者当然主要来自校内，而在学报旗下更是集结了校内最优秀的专家，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因为唯此方能最好地发挥出展示本校和与外界交流的作用。但高校学术期刊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随着现代大学的成长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不断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与学科的关系日益紧密，学科的分化直接导致了专业期刊的诞生，学术期刊在学科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是高校学术期刊的黄金时代。

殊为可惜的是，1950年代高校学报重建之时，没有像中国科学院那样建构与学科体系配套的、以专业期刊为主体的、向全国同行学者开放的学术期刊体系，而是随着院系调整大学重建而逐渐走向封闭，将自己固锁在了“窗口”和“园地”的定位，展示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交流功能和与学科的关系却被忽视了。虽然尚未有成文的体制性文件来约束，但学报模式的单一化却始于此时。在这样的定位下，学报对外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展示本校的科研成果（窗口），学术期刊的展示功能压倒了其他功能而成为学报最重要的功能；对内则承担了组织校内学术研究、养成本校学术风格、培养本校学术新人等复杂功能（园地）；相应地，多学科综合性和稿源内向性成了学报的唯一模式。1970年代后期开始，教育部通过颁布政府文件的形式，使“窗口”和“园地”的定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固化，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就是取代编研一体的编辑职业化正式起步并逐渐趋于刚性，编辑与学术共同体和学科建设更加疏离。1987年，包括学报在内所有期刊的行政管理权归新成立的新闻出版署，此时，高校学报体制已完全定型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高校学报体制有着三个特点：“其一，刊号资源按校分配，一校一刊，如此的散点布局是按行政单位而不是学术需要来配置刊号的必然结果；其二，因为一校一刊，学报的结构只能是多学科综合，这样才能覆盖学校所有学科，故不可能有清晰的学科边界或问题边界，也就不可能有学科归属，也很难归属于某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其三，因为按校配刊，覆盖全校，故稿源多出自校内，有着明显的展示性‘窗口’和封闭性‘园地’的特征，而与跨校的学术共同体不相归属。”④ 朱剑：《自缚与破茧：四十年来高校学报体制的演变》，《吉首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高校专业性期刊虽然并不完全受到学报体制的约束，但也深受影响，尤其在办刊宗旨、理念、方法以及办刊单位的管理模式等方面更接近于学报。

因此，所谓高校学报的“体制病”，一言以蔽之，就是违背了学术期刊发展规律而出现的种种病态，使高校学报成了学术期刊中的另类，其结构、分布及其性质、作用和编辑出版过程均有异于一般学术期刊，仍然留在高校学报百多年前诞生时的初始状态，其传播学术的功能甚至还不如当年（展示压倒了传播），从而与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开放的学术平台渐行渐远。随着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进展，这样的与学科和学者疏离的期刊必然丧失竞争力，边缘化无可避免。然而吊诡的是，这并没有影响高校学报的存在和扩张，外延式扩张一直是其发展的主要模式，新创刊的学报几乎无一不是体制设计下的同构产品，经过1990年代末的大扩容，这样的学报终于遍及每一所高校。这是如何做到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体制所规定的高校学术期刊刊号资源分配的办法——不论实力，按校分配，再有实力和需要的高校不能多办一刊；相对实力再弱再小的学校照办不误，既无竞争机制，也无退出机制。可见，高校学术期刊之所以边缘化，根源正在于高校学报体制：一方面，体制限制了高校学报的发展，使其成为另类；另一方面，体制也保护了学报的生存，习惯了体制的学报人形成了对体制的依赖，体制的任何一点变革，都会遭到他们中多数人的激烈抵制。

如果将目光仅限于某个高校，那么，长期以来，体制与学报两者的关系是十分和谐的，这也是许多学报同仁坚持认为学报体制合理的原因。如果没有学术国际化的冲动，如果没有国际学术期刊的大肆入侵，如果没有评价机构的推波助澜，高校学术期刊与体制的和谐关系可能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在高校学报不断地复制自我的时候，国际学术期刊早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专业专题期刊为主体的体系化学术期刊集群在国际学术出版大鳄旗下集结，借助国际化浪潮以及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瞅准中国国力增强后强烈的输出中国学术的愿望，开始大量吸纳中国学者的论文，并将其期刊集群和数据库向中国倾销。1990年代崛起的某些大学评价机构则直接推动了SCI、SSCI、A＆HCI崇拜，更加速了优质稿源的外流，中国学术期刊的影响不断下降，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处境尤其艰难，要生存下去，更加离不开体制的保护。

但是，率先打破体制与学报和谐关系的恰恰是行政管理部门。显然，行政管理部门感受到了某种必须改变现状的压力。第一个想从根本上改变学报现状的是教育部。2002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主题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学报体制，但针对学报的结构、定位以及编辑与学者的关系这三个关键问题提出了与体制规约完全不同的新理念：“学报是高校办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作者只是本校教师，或者只是高校学者。”① 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长沙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这是说学报应该开放。“通过学校教员和编辑的双向兼职……真正地实现我们名校、名人办名刊的理想。”这是说要重回“编研一体”。② 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 学报要从“全、散、小、弱”走向“专、特、大、强”，“专”被列为发展目标之首，这是说专业化应该是学报的发展方向。会后，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部分采用了袁贵仁报告中的内容，强调“与时俱进，活跃办刊思路，不断推进学报改革……要转变高校社科学报的办刊理念，打破传统封闭的办刊模式和千刊一面的局面”。③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教社政〔2002〕10号。 显然，教育部已意识到体制与学报的关系必须打破，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但更新理念可以动员，改革体制却是教育部无能为力的事。

如果说教育部因权力所限，无法改变高校学报体制，那么，有权作出改变的新闻出版署又是如何看待学报体制并进行相应操作的？应该说，他们比教育部更早地看到了高校学报体制的问题，但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通过改变体制来改革学报让其获得新生，而是要直接把学报踢出学术期刊的行列。早在1998年，新闻出版署就发布了《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宣布：“建立普通高等学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现有全国高校正式学报一并转为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学报从此不再被视为正式期刊而成为“内部资料”，① 新闻出版署：《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1998年2月13日），新出期〔1998〕109号。但由于技术的原因，学报不仅保住了正式期刊的名号，且使得因此而获得“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的内部学报和新办学报作为正式期刊大量问世，学报世纪末的大扩容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地实现的。② 参见朱剑：《自缚与破茧：四十年来高校学报体制的演变》，《吉首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2001年，新闻出版署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以下简称“总署”），仍没有放弃整顿学报的努力，更名当年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调整高校学报结构的通知》，指出：“调整的原则是：减少一般院校学报数量，扶持和鼓励重点院校、重点学科创立高学术水平的品牌期刊，推进全国高校学报整体质量的提高。”③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调整高校学报结构的通知》（2001年4月28日），新出报刊〔2001〕513号。总署的确有心减少一般院校学报数量，以将刊号资源配置给重点大学办专业期刊，但如何减少一般院校学报的数量却找不到方法，这样的调整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但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专业化、规模化的必要性，总署还是很清楚且念念不忘的。2011年，总署发布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建设专业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期刊群”，“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明确学术期刊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动报刊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转变”。④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2011年4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官网，http：//www.gapp.gov.cn/contents/794/76650.html。 显然，对于学术期刊应该的发展方向总署是十分清楚的，但面对占据了大量刊号资源已尾大不掉的高校学报，除了将其整体剔除以外似乎别无他法。借报刊体制改革之机，总署再次试图毕其功于一役，2012年发布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只有市场化之一途，对刊号配置办法、学术期刊的体系重建只字不提，对绝大多数学报来说，等待他们的只有退出一条路，故而激烈抵制，终于使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半途而废。

由此可见，体制的制定者实际上比谁都清楚学术期刊发展的方向，教育部与总署的不同仅仅在于如何处置现有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教育部希望先立后破，依托部分期刊拓展建立专业学术期刊集群，这就需要总署投放新的刊号资源并逐渐改变刊号配置方式；总署则坚持先破后立，一般院校综合性学报应该先行退出，再将这些刊号用于高校专业期刊集群的建设。只要总署不改变刊号配置办法，教育部的希望就不会成为现实；而没有教育部的配合，总署的企图也只能落空，高校学报体制改革就此陷入僵局。

在明白了导致高校学术期刊边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之后，我们再来回答“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的行动方案问题，就会发现，设计我们行动方案的关键应该在于如何突破僵化的体制樊篱。这显然不是期刊人单方面努力就能奏效的，而是需要顶层与底层的协同互动。那么，“双一流”建设提供了这样协同的机遇了吗？

五、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前提
参与讨论的高校期刊同仁之所以认为只要高校期刊人努力就能奏效，是因为他们认为“双一流”建设已为高校学术期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双一流”建设需要学术期刊，下面应该就看期刊人如何努力了。当然，他们承认高校学术期刊眼下尚难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多少助力，但坚持认为借“双一流”建设的东风，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可能做到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的行动方案。他们的方案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发挥引领作用。“突显自己在高校发展中在引领科研方向、培育科研诚信和交流科研信息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① 张文：《“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报的应对策略》，《出版广角》2017年第3期。二是提升编辑素养，吸引专家参与，办出特色，办出风格。“通过培育特色栏目，发挥区域特色，重视内涵发展，形成独特风格”。② 金一超：《“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学报的发展支点》，《南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三是获取国际话语权。“从源头上推动我国期刊质量的提升，维护我国科技期刊的成果首发权，掌握学术评价主导权，进而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更好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于广大科技工作者”。③ 郑琰燚、李燕文、莫弦丰、毛善锋：《高校学报在“双一流”建设中的机遇和挑战》，《编辑学报》2017年第4期。 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单个学校的单个刊社（编辑部）或单个刊物，注重的是刊物或刊社内部潜力的挖掘和促进内在品质的提升，都是设想将某个刊社或刊物做到尽善尽美，来赢得“双一流”建设的青睐，故而都可归入内涵式发展。

高校学报的内涵式发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2002年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袁贵仁在主题报告中论述高校学报未来发展路径时就提出来了，但他当时的提法却颇为耐人寻味：“从长远看，从全局看，可以有上、中、下三策。”④ 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长沙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上策是办高校社科学报各专业专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组成联合编委会，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是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之所以说耐人寻味，不仅因为策分上、中、下，而且时间是“长远”，空间是“全局”（与此相对的当然是“近期”和“局部”）。但凡策略可分上、中、下时，上策都是最佳选择或是根本解决之策，不然也难居上位。之所以还配有中、下策，除了能够衬托上策之英明、正确和特效之外，就是上策实施的难度太大，所以同时提供了不得已可退而求其次之中、下策。再结合时空设定来看，长远和全局当与上策对应，而近期与局部当与下策对应，中策则介于两者之间。显然，在近期不大可能实施上、中策，原因就在于上、中策都涉及刊号重新配置和期刊重新定位，必须以改革高校学术期刊体制为前提，但上策和中策的存在足以说明作为学报体制始作俑者的教育部已完全清楚改革高校学术期刊体制的必要性，但对撬动体制的可能性存疑，因为此时的教育部已没有了改变这个体制的权力，⑤ 这个权力自1987年转交给新成立的新闻出版署后，教育部就不再具有审批高校新刊和改变老刊布局和性质的权力了。到“名刊工程”启动时，根据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全国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指导、协调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发展。”（第十条）能改变学报体制的，只能是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了。所以，“退而求其次”的下策，与其说是解决学报体制和发展问题的对症之策，不如说是在无法撼动体制时的权宜之计。由此可见，教育部对突破体制桎梏的正确路径是什么、将遭遇怎样的障碍、排除障碍的艰巨性有多大都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们应看到内涵式发展在高校期刊界提出是有特定背景的，它是21世纪初由教育部提出的改革和振兴高校学术期刊的上中下三策之一策（下策），故而不能孤立地看待它，不能割裂了它与上策和中策之间的联系。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三策，设计者十分明确地传达了高校学报体制必须改革的意思，这是大前提，可见，虽然策分上中下，设计目的却是相同的，设计思路也是相通的，只存在策略手段上的差异。

接下来启动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用实践证明单纯依靠一社一刊的内涵式发展无法改变学报“全、散、小、弱”的现状和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根本治不了学报的“体制病”。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上、中策只能束之高阁，而上述“双一流”建设启动后高校期刊界同仁提出的种种内涵式发展举措，对入选“名刊工程”期刊主编和编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他们几乎穷尽了作为刊物所能使用的内涵式发展手段，甚至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尝试施行中策，多家入选期刊联合创办了网络版“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但体制之强大和约束之严格，要改变学报的结构和布局，建构高校体系化的专业学术期刊，就需新的刊号配置，对此，教育部尚且无能为力，更不是几家学报的努力所能奏效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名刊工程”入选期刊的内在质量和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都有一定提升，但在专业化、规模化和体系化方面却没有实质性进展。所以，笔者认为将“专”列为“名刊工程”的首位目标，实在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努力，作为亲身经历者，其中的不甘与无奈真是一言难尽。

既然“名刊工程”已用实践证明了内涵式发展举措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是否说明内涵式发展对于高校学术期刊就没有意义了呢？并非如此，毋宁说我们对内涵式发展的理解太过偏狭了。今天的高校期刊虽然各自为政，但若从“双一流”建设的真正需要来看，以建世界一流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学术期刊集群为目标，通过整合使高校学术期刊走向集群化是必然趋势。但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期刊同仁们提出的各种内涵式发展举措，却都没有像“名刊工程”设计者对高校学术期刊体制弊端的清醒认识，也没有对总署一再试图将高校学报归入另类有所警觉，更没有思考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为何对学术期刊只字不提，当然也就不可能提出类似上策和中策这样挑战体制的策略，而是主动地将内涵式发展限定在了一社一刊内部。较之十多年前“名刊工程”启动之时，数字化技术和学术国际化进程在这十多年中可谓突飞猛进，如今高校学术期刊遭遇挑战之严峻已非当时可比。所以，这些内涵式发展举措的提出，不仅没多少新意，实际上还不如“名刊工程”启动时对高校学术期刊困境根源的认识。

关于高校综合性学报是否应该进行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发展进而展开体系化建构的问题，学报界赞同者有之，但更多的是反对者，热烈的讨论已不下二十年。双方你来我往，看似争论十分激烈，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原因在于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只是期刊的形式不同，满足的是不同的需求，本身无所谓对错，若不置于特定的命题之下，比如置于高校是否应建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的学术期刊集群这样的大问题下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无止境地也是无聊地一直争论下去。然而，这场表面上是学报应取何种形式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不可能不涉及学报应是何种性质的期刊之争，即学报是本校园地还是开放平台，学报应内嵌于学术共同体，还是独立于其外，所映射的是学报体制的问题。当学报与体制关系十分和谐和稳定时，这样的争论与茶余饭后的闲谈也没多大差别，对现实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有体制保护，学报仍然可以按部就班地出版下去，而不必去管外界（比如学者们）是如何看待学报的。讨论的最初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一旦体制的制定者欲主动变革体制，特别是将专业化、规模化和体系化作为学术期刊未来方向时，真正关涉学报未来的时候就到来了，此时的争论才多少有点实际意义。不过，在此时，不管是认同这一方向，进而探讨如何改革体制以实现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转型，还是不认同这一方向，坚持学报综合性、内向性、分散性是合理的、学报体制无需变革，要说服的都已不是争论中的对方，而是体制的制定者和学报的服务对象了。

笔者8年前在回应某学报主编的批评时曾说过：“我与尹先生的根本分歧在于高校学报是否应该从‘自留地’转型为公共平台。但这个问题在学报的服务对象（学者）和管理者（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看来，早已不是问题。因此，尹先生对拙文的质疑，其实无需我来回答，现实早已给出了答案。之所以仍然作答，是因为尹先生的观点在学报界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想告诉尹先生和持有相同观点的同仁，该来的终将会来，积极抵制也好，消极回避也好，均于事无补，只会让我们更加被动……尹先生所无比眷恋的本校教师‘自留地’终将让位于开放的公共学术平台。如果我们沉迷于尹先生所描述的假象之中，不思改革和进取，完善的期刊竞争与退出机制一旦真正建立起来，利益受损、尊严尽失的必定是学报人自己。”① 朱剑：《也谈社科学报的现状与改革切入点——答尹玉吉先生》，《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笔者以为，这段话对今天仍然适用。今天的学报人似乎大多接受了学报应是开放的公共平台这一对学报性质的判断，但对专业化、规模化和体系化仍然不能认同，仍然坚守着一校一刊多学科综合性，并试图以这样的刊物来为“双一流”建设服务，而“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就是学科建设，没有与学科体系配套的专业期刊集群，又如何能把这些建设中的学科送上公认的世界一流地位？随着“双一流”建设的进展，中国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建设终将启动，完善的期刊竞争与退出机制一定会取代现今的一校一刊的学报体制，没有了学报体制的保护，如果不改变我们自己，不仅只能自外于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集群的建设，而且继续厕身于学术期刊行列的资格都有可能失去。

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全靠多年来的外延式发展。回顾学报近2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外延式发展只是完成了圈地运动，而在所圈之地上建设的却是一批性质、功能、布局、结构与用户需求（学科建设）均不很相符的建筑。通过对每幢建筑进行内涵式改造并不能解决整体性的问题。因此，必须从整体设计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的改革重点不在扩大规模而在利用已有的刊号等资源统筹重新布局，从长远看，从高校整体上来看，当然属于内涵式发展之一种，且是根本性的一种，所以，内涵发展理应跳出一社一刊，指向高校学术期刊整体性的重构，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弥补外延式发展所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对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并没有乐观的理由，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只字不提学术期刊来看，“双一流”建设实际上在规划时就已有意无意地遗忘甚至放弃了高校学术期刊这一本不可缺的平台，所以，我们恐怕无法指望“双一流”建设会天然地解决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问题。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双一流”建设进展到一定程度时，学术期刊的问题一定会凸显出来，当年在圈地同时进行建设的设计师是学术期刊最高行政权力部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如今，是否应该和如何进行整体重构方案的最终决策权仍然在他们手中。只是，当有朝一日这样的决策真的出台时，早已习惯并深深眷恋学报体制的高校期刊人准备好如何应对了吗？

六、先行尝试：“卓越行动计划”的启示
当笔者行文至此，恰逢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和科技部于2019年8月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仅就文本来看，可谓不乏新意，从中可以看到未来学术期刊政策改变乃至体制变革的一些端倪。笔者以为，对于高校期刊人来说，尤其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专业化、集团化（规模化）、国际化、体系化正在从理念上的发展方向转入国家全力推进的具体实施进程，“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围绕变革前沿强化前瞻布局，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全力推进数字化、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进程，实现科技期刊管理、运营与评价等机制的深刻调整，构建开放创新、协同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① 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国科协官网，http：//www.cast.org.cn/art/2019/8/16/art_79_100359.html。 而且这个进程有明确的时间表，即“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也就是说，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要使目前尚“缺乏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存在明显劣势”的中国，能够拥有“开放创新、协同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与此宏伟的目标相比，时间的紧迫性愈加明显。

第二，专业化实际上已被置于首要的位置，“突出专业化导向……通过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中文科技期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建设新兴交叉领域的优势期刊，做强重大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期刊，明确创新性和实效性评价导向”，等等，“专业化”可谓《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培育世界一流期刊不可能雨露均沾，为此，将“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在若干基础和优势学科“遴选一批优秀期刊并推动其做精做强”，入选者必然是“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同时，还将“前瞻布局一批新兴交叉和战略前沿领域新刊”。无论是被遴选出的还是新建的，专业期刊一定是首选。

第三，学会办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化学会主体责任，把培育一流期刊作为一流学会建设的核心指标，引导学会学术和会员资源服务期刊发展，接入全球创新网络，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品牌期刊。支持学会办刊，鼓励集群化发展，全面提高社会化、国际化水平”。① 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学会和学术期刊是维系学术共同体最重要的两条纽带，由学会办刊既是专业化的最好选择，也意味着办刊单位的构成比例将发生重大变化，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关系将走向紧密。由此，也打开了一条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走出职业化办刊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可行之路。

第四，要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实现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期刊体制的相应变革将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现行学术期刊体制根本无法支撑和容纳《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所阐述的新理念及其实施路径。从《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阐述的原则来看，现行期刊体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刊号配置的办法必须变革，办刊单位的构成比例必须改变，职业化必须让位于编研一体，竞争机制必须引入，新的评价机制必须确立，实质性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必须运行。“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机制。根据学科发展规律与需求，加强新刊创办引导。突出以质量与价值为核心的绩效导向，建立健全创办到退出全生命周期的科学管理机制，实现期刊布局的动态调整和能力提升”。② 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此外，《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还提出：“鼓励引入企业力量协同办刊，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创新中国特色科技期刊发展模式”，“推动科技期刊出版集团化发展……支持若干科技期刊出版企业跨部门、跨地区重组整合期刊资源，打通产业链、重构价值链、形成创新链，加快集聚一批国际高水平期刊，打造国际化、数字化期刊出版旗舰”。③ 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这可谓是2011年总署《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和2012年《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相关内容的融合升级版，一刀切的“转企”已被柔性的市场化引导所替代。

当然，所谓“意见”，只可能是对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一些理念和原则的表述，就像“双一流”的口号并不是2015年首次提出一样，④ 比如上世纪末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12月24日）就明确地列入了“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一目标。培育世界一流期刊的口号此前也经常听得到，⑤ 比如前引总署发布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就曾提出将举办“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培育20种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学术期刊”，“建设专业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期刊群”，“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但却没能像“双一流”一样成为国家工程，而总是给人光打雷不下雨的感觉。此次四部委《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结果将会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但与以往不同的，一是《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不像以往关于期刊改革只有教育部或总署单独下发文件，而是经过了最高层批准，⑥ 《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于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当时有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2019年8月全文公开发布。由有权改革期刊体制和有权实施这种改革的四个部委联合发布，其权威性和行动力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拟议中的期刊改革。二是紧随着《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的发布，还有一个跟进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通过这个行动计划，《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阐述的原则和设想可望落地。

2019年9月18日，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9—2023年）》，并同时下发通知，组织申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正式启动。根据该实施方案，“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5年为一个周期滚动实施，第一个周期设立7个子项目，包括遴选建设领军期刊、重点期刊、梯队期刊、高起点新刊、开展集群化试点、建设国际化数字出版服务平台、选育高水平办刊人才等”。① 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9—2023年）》（2019年 9月 18日），中国科协官网，http：//www.cast.org.cn/art/2019/9/19/art_43_102333.html。 11月6日，入选项目开始公示。

随着卓越计划的启动，构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行动拉开了序幕，这一计划的问世可以说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培育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科技论文发表平台的努力终于开始了，但与本文前述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建设还有所不同，它具有明显的试验性质，不仅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三个层次的入选期刊加起来只有200余种，拟新建期刊也只有30种，在通往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学术期刊集群的道路上，只不过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已知和未知的障碍有待攻克，比如这些刊物的主编大多来自科研一线，与现行体制要求的专职身份截然不同，改变他们的学者身份而专职当主编显然不可能，那么，体制能否有相应的改变？编辑的身份又如何确定？是否仍需要体制所规定的专职？再如这200余种刊物性质不一，分属200多个编辑部，如何走向一体化以形成规模？跨部门、跨地区重组整合与主管主办制是否会有冲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体制为适应建构的需要而变革，不仅仅是高校学术期刊体制，整个学术期刊体制都面临着必要的变革。这样先行尝试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能探明通往彼岸的道路，攻克各种障碍，那么，真正的国家层面的包含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世界一流期刊集群建设工程方可全面铺开。

让我们回到“双一流”建设的视角，可以看到，虽然有教育部的参与，但卓越行动计划与“双一流”建设并没有多少交集，相关的文件均未提及正在进行中的“双一流”建设，而在入选卓越计划的期刊中，高校期刊数量有限，在第一层次“领军期刊”和第二层次“重点期刊”中虽可见高校专业期刊的身影，但较少的占比与高校的科研实力并不相称，高校综合性学报更是只有几家入选了第三层次“梯队期刊类项目”，在前两个层次中则难觅其踪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今天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在卓越计划遴选专家眼中，大多不是可造之材。对照《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所表达的理念和卓越计划对入选期刊的要求，因现行体制而迷失了方向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卓越计划如果进展顺利，还会有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跟进推出，高校学术期刊还可以期待下一个和再下一个五年，要想搭上卓越计划这班车，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教育部能够意识到创造条件让更多的高校学术期刊参与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学术期刊集群建设之于“双一流”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协同新闻出版署等有关部门制定高校学术期刊整体改革方案，变革高校学术期刊体制，跟上卓越计划以及今后有可能启动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相应的行动计划的步伐。二是高校期刊人应该拿出自己的行动，不仅要积极呼吁高校学术期刊体制的变革，还要努力为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发展做好各种准备——观念上的和行动上的。相信随着卓越计划的进展，体制加于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将会有所松动，但相应地，体制对综合性学报的保护也极有可能减弱甚至终止，习惯了体制保护的高校期刊人特别是学报人会愿意并勇于破开体制之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