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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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郭 硕

摘 要：《魏书》中的“岛夷”之号，与南朝史书中“索虏”之号的来源、性质皆不相同，“岛夷传”乃是魏收所创立的史传叙事模式。北魏对南朝的实际称谓并不是“岛夷”，而是使用指称地理位置的江南或代表僭伪涵义的“伪齐”“伪梁”等名号。由纯粹指斥僭伪的称谓发展到包涵华夷之辨的“岛夷”称号，直接起因是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政权急剧衰败，同时以华夷之辨为魏齐禅代制造正统依据。“岛夷”号的出现，乃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革的标志。华夷观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十六国北魏以胡汉族群区隔为标准，到《魏书》撰作的时代由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而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关键词：岛夷；正闰；华夷；《魏书》

“岛夷”与“索虏”，是南北朝分立之际北朝史书《魏书》与南朝史书如《宋书》等对当时对立的政权的称呼。南朝史书《宋书》《南齐书》分别立有《索虏传》和《魏虏传》，《魏书》则立有《岛夷桓玄传》《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几个专传。隋唐之际的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1)《北史》卷一○○《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43页。。这个总结由李延寿载入《北史》，作为南北政权正统之争的史料被广泛引用，南北朝政权之间存在“岛夷”与“索虏”之对立也成为学界的常识。同时，由于“夷”与“虏”这样的字样带有浓厚的华夷之辨色彩，两个名号也就经常被一起使用，成为南北双方政权以华夷观念为据宣扬正统与天命的直接证据。

“岛夷”与“索虏”的来历与涵义并不相同。“岛夷”之称出自《尚书·禹贡》，本是先秦时对冀州、扬州以东沿海诸夷的称谓，冀州有“岛夷皮服”，孔传云：“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2)《尚书正义》卷六《禹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按，冀州之“岛夷”或写作“鸟夷”，自汉以来即有两说，北朝也是如此。扬州有“岛夷卉服”，孔传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3)《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208页。《魏书》用“岛夷”指代南朝政权，在利用儒家旧典之外，还注入了很多新的思想内涵，也可以说是对这个旧典的重新诠释。这个名号被选择、利用和传播的过程，也反映出南北朝时代时代华夷观念变迁的诸多细节。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梳理《魏书》中称南朝诸政权为“岛夷”的来龙去脉，清理这个称号在当时实际生活中的使用情况及其涵义，重新评估学界对于南北朝之间互相认识的一些惯常的看法，并以此来找寻魏齐之际政治文化中华夷观念的面貌，以及这种观念随时代而变迁的线索。

一、夷夏与正闰：《魏书》“岛夷”号的使用及其内涵
“索虏”与“岛夷”两个名号的对立看似非常整齐，不过二者在史书中的使用情况却并不相同。“索虏”是“索头虏”的简称，“索头”一词用以专指拓跋氏，在晋代史料中已经大量出现；南朝史书《宋书》《南齐书》称北魏“索虏”“魏虏”或简称“虏”，用例达数百例之多；佛教著作如梁《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也可见10来处“魏虏”用例，是当时南方社会广为使用的专称。不过，《魏书》称南方政权为“岛夷”的处理方式并未贯彻到全书，在某些记载中并没有作这样的区分，以至于出现逻辑矛盾。这个问题唐代的刘知幾就已经注意到，他曾批评说：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诸往例，所未闻也。(4)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内篇·因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从《魏书》体例来说，“岛夷”称号并不是在“桓、刘诸族”出现的所有场合都出现的。与《宋书》《南齐书》动辄以“索虏”“魏虏”指代北魏政权不同，《魏书》记载南朝政权的事件，绝大多数都是以直书当时皇帝的姓名指代之，一般也不出现“宋”“齐”“梁”的国号。除卷九七、卷九八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诸传之传首各自添加“岛夷”字样以外，其他各卷出现“岛夷”字样者只有五例：

是年(天兴六年，403)，岛夷桓玄废其主司马德宗而自立，僭称大楚。(5)《魏书》卷二《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7年，第46页。

是岁(天赐元年,404)，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6)《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6页。

是年(太和三年，479)，岛夷萧道成废其主刘准而僭立，自号曰齐。(7)《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第176页。

是月(太和十八年秋七月)，岛夷萧鸾杀其主萧昭业，立昭业弟昭文。(8)《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207页。

是冬(景明元年，500)，岛夷萧衍起兵东下，伐其主萧宝卷。(9)《魏书》卷八《世宗纪》，第231页。

这五例“岛夷”称号的记载，从格式到内容都有高度的相似性。从其严整的格式看来，史官的安排应当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具体而言，史官的处理特点有二，兹分述之。

第一，从这几处“岛夷”记载出现的位置来看，全部都来自于本纪，且都是在某年或某月纪事完成之后的补叙。从《魏书》全书体例来说，诸本纪与《宋书》《南齐书》不同，在记述本朝史事之外，对于其他政权的重大事件诸如朝代更替、帝王废立都会在本朝叙事之后加以补记，即以他者的视角来记载敌国的重大事件。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如刘渊、石勒、李雄、苻健、慕容皝等人也采用类似的处理方式，也有类似于“匈奴”“羯胡”“賨人”“氐”“鲜卑”“徒何”标记。不过对于汉人政权，并非都作“岛夷”处理，如对东晋建立，仅称“是年，司马叡僭称大位于江南”(10)《魏书》卷一《序纪》，第10页。，不称“岛夷”。至于冉闵，则如同其他汉人一般冠以籍贯，称“魏郡人冉闵，杀石鉴僭立”(11)《魏书》卷一《序纪》，第13页。。对于凉州地区出现的汉人政权则称为“私署”，但对帝王本人的族属亦不明确指称，如“私署凉州刺史张茂遣使朝贡”(12)《魏书》卷一《序纪》，第10页。，“李暠私署凉州牧、凉公”(13)《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2页。。只有冯跋建国事记为“高云为海夷冯跋所灭，跋僭号，自称大燕天王”(14)《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8页。按《魏书》此卷散佚，今本为魏澹书所补，但对其他诸国纪事的书法则与《魏书》其他卷类同，可能也是沿用了魏收的书法。，称“海夷”则与“岛夷”类似。由此可见，“岛夷”之号不仅与北魏政权有华夷的区分，甚至与北方的汉人政权冉魏、前凉、西凉政权也作了华夷的区分。

第二，“岛夷”称号全部都是朝代更替之际见诸记载，只是在每个政权的开国君主身上各自出现一次。就《魏书》书法而言，称王称帝者首次出现时都会标明其族属，如“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15)《魏书》卷一《序纪》，第6页。，“賨人李雄僭帝号于蜀，自称大成”(16)《魏书》卷一《序纪》，第7页。，“氐苻健僭称大位，自号大秦”(17)《魏书》卷一《序纪》，第13页。，“氐吕光自称三河王”(18)《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5页。，且其族属都只在建国时出现一次。这种处理与柔然、仇池等与北魏同时存在的政权截然不同。征诸记载，诸纪传中出现“蠕蠕犯塞”“蠕蠕寇边”一类表述有数十处之多，在书写柔然可汗名字之前亦例加“蠕蠕”二字；对于仇池杨氏首领，其姓名之前亦例加“氐”，至于杨大眼成为北魏重臣，其传首亦例称“武都氐难当之孙也”(19)《魏书》卷七三《杨大眼传》，第1770页。，不过，源贺、慕容白曜、刘昶、萧宝夤等传，皆不曾出现“鲜卑”“徒何”“岛夷”字样。除上引五例以外，南朝皇帝包括桓玄、刘裕、萧道成、萧鸾、萧衍都多次出现，也均直书其名而决不出现“岛夷”字样。当然，《魏书》对开国君主的选择也和南朝一直以来的正统顺序不一致，将一度称帝的桓玄列入南方的朝代更替序列，并且将并未改易国号的萧鸾也算作改朝换代，这无疑是出于某种特定政治目的的安排。显然，相较于柔然、仇池等政权，“岛夷”等称号所标识的政权，华夷区分尺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其打上“异族”标记都仅仅是在“僭位”的时间点上。

从全书来看，本纪中的处理方式在列传中是能够找到对应点的。《魏书》卷九五至九九《匈奴刘聪》以下诸传，记载的都是所谓的“僭伪”政权，其中卷九五所见的匈奴刘聪、羯胡石勒、铁弗刘虎、徒何慕容廆、临渭氐苻健、羌姚苌、略阳氐吕光，除吕光外基本都是中原地区的胡族政权，且其首领包括吕光在内都曾正式称帝或称“天王”；而卷九六至卷九八所载的“僭晋”司马叡以及南朝诸“岛夷”、賨李雄、“海夷”冯跋诸传，所记载的东晋南朝君主、李雄都曾称帝而冯跋称“天王”，不过都不曾建都中原，被称作“夷”的都是汉人政权，“海夷冯跋”也被插在“岛夷桓玄”与“岛夷刘裕”中间；卷九九所载的私署凉州牧张寔、鲜卑乞伏国仁、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凉王李暠、卢水胡沮渠蒙逊都是凉州地区的政权，这些政权的首领都只是称王而不曾正式称帝，故而汉人政权则称之“私署”，胡族政权则称族名。

可资对比的是《魏书》卷一○○至一○三共四卷的内容。这四卷虽以族名标目，但实际上可以算作“四夷传”。具体处理方式是以中原为中心按大体方位排列，东南西北四方各立一传。按照这一处理方式，仇池氐、吐谷浑、宕昌、高昌等政权都被列入“南蛮”序列，但同样位于南方的“僭晋”司马叡以及南朝诸“岛夷”都未进入这一序列；主要活动于十六国时期并曾进入中原的匈奴宇文部、鲜卑段部等胡族势力，则同位于北魏北面的柔然一起被打入了“北狄”序列。《北史》对此沿用魏收处理，曾为钱大昕所批评：“匈奴宇文氏、徒河段氏与慕容、石氏同时，考其兴废始末，皆在后魏登国以前。魏收意在夸大，皆编入《魏书》。《北史》惩收之失，凡刘、石、苻、李诸传，皆所不取，则此二篇亦当在芟汰之例矣。”(20)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51页。钱大昕以“魏收意在夸大”斥之，并没有详细考究魏收处理正统问题的义例。如果考究这些“四夷”政权的组织形式的话，可以发现它们都没有按照中原君主的组织形式称王或称帝，而是采用自身的政治结构，例如采用可汗制度或者仅仅接受中原政权的封号，够不上“僭伪”的级别。从这一点来理解《魏书》将南朝和五胡十六国等曾称王、称帝的政权置入“僭伪”序列，而将鲜卑段氏、匈奴宇文氏与柔然、仇池等一起列入“四夷”序列的处理方式，便不会有什么抵牾之处了。

《史通·断限》称：“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21)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四《内篇·断限》，第90页。相对于“岛夷”旧典原有的夷夏之别涵义，将东晋南朝“比于群盗”的僭伪性质也值得注意。《魏书》的编修于正统义例法度井然，“岛夷”称号亦是正闰体系的一部分。“岛夷”称号背后，夷夏之隔与正闰之分是同时并重的，这就与一般意义上的“四夷”区分开来。

二、“江南”与“僭伪”：北魏对南朝的称谓与正闰之分
“岛夷”称号有华夷之辨与正闰之分两个层面极为突出的政治含义，这与史家的用心分不开。“岛夷”是否就是北魏官方对南朝政权的实际称谓，还需依据史料予以澄清。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魏书》《北史》这类传世正史以外，还有出土材料中的信息。就笔者所见，“岛夷”的称谓未见于北魏时期的各种墓志、碑刻，也未见于其他北朝传世文献。尽管如此，《魏书》某些细部的记载仍旧非常重要，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辨析。

《魏书》指称南朝政权最多的情况是以皇帝名代之，如“刘裕”“刘义隆”“萧道成”“萧衍”之类，但也可见到以其他方式指代的。如《魏书·李孝伯传》有一段沿袭自《宋书》的材料，几乎全文雷同(22)《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校勘记二”云：“此传叙李孝伯与张畅问答语实即本《宋书·张畅传》。”参见《魏书》，第1304页。，而将其中多处“宋朝”改作“江南”。以“江南”指代南朝政权，在《魏书》中用例不少。如《太祖纪》“诏尚书郎中公孙表使于江南”(23)《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6页。；宋愔“世祖时，历位中书博士、员外散骑常侍，使江南”(24)《魏书》卷六三《宋弁传》，第1538页。；许赤虎“后使江南，应对敏捷，虽言不典故，而南人颇称机辩滑稽焉”(25)《魏书》卷四六《许彦传附许赤虎传》，第1145页。，等等。更多的“江南”用例也可以理解为东晋南朝政权。如薛安都投降之前北魏群臣之议云：“今江南阻乱，内外离心”(26)《魏书》卷六一《薛安都传》，第1478页。，尉元上书中亦有云“每惟彭城水陆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诸夏”(27)《魏书》卷五○《尉元传》，第1228页。，这些“江南”指刘宋政权；程骏上表：“苟江南之轻薄，背刘氏之恩义”(28)《魏书》卷六○《程骏传》，第1469页。，此“江南”指齐高帝萧道成。

如果分析“江南”称谓出现的语境，北魏群臣还多有以“江南”与“中国”对举者。如崔鸿上《十六国春秋》表云：“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29)《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第1634页。值得注意的是，明确以“江南”指代南朝政权在出土材料中虽不多见，但以类似称谓指称南朝也偶尔出现。如《元颢墓志》记其南奔萧梁事云“而北抗强竖，南邻大敌，事在不测，言思后图，遂远适吴越”(30)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2页。，“吴越”的性质当与“江南”类似。以地域指称称南朝政权在南朝史书中也见记载，如《宋书·索虏传》载有魏献文帝诏书“而荆吴僭傲，跨歭一方，天降其殃，以罚有罪”(31)《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585页。云云。不过，“江南”或者“江东”“东南”“吴越”首先都是地域的称谓，与“岛夷”称号涉及华夷之辩的性质颇不相同。“江南”之类的地域称谓是自古就有的说法，南朝政权本身也不忌讳，南朝人也时常以“中朝”和“江左”来指代西晋与东晋。同时，“江南”相对于“中国”的地理位置，也能达成宣示北魏正统的效果。

《魏书》中对南朝皇帝直称其名的情况，在现今所见的墓志材料中也是不曾出现的。在出土的北魏墓志中，对南朝政权的称谓并不统一，但多少也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其中最多的是成为“伪齐”“伪梁”或直接简称“伪”，也有称“伪贼”的情况，较早者为宣武帝延昌三年(514)的《元珍墓志》，直至侯景之乱、北齐建立之际可见有二十余例(32)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断限仅就《魏书》纪事时段而言，墓志中部分时间较晚者，也属同类情况。如北齐《徐彻墓志》“而□梁司空公陈霸先窃号金陵，偷生石首(头)”，漫漶之字即是“伪”字。北齐北周互称对方为“伪齐”“伪周”也是普遍情况。参见梁春盛：《〈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疏误举正》，《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也有直称国号而不加“伪”字的，这种情况多见于墓志产生时已经灭亡的王朝，如东晋、刘宋。就南方朝代而言，所有称“伪”的情况仅限于齐、梁二朝，指称梁代者占绝大比例；对于南方已经灭亡的王朝，一般都是直称其国号，晋、宋二朝不见有称“僭晋”“伪宋”一类称谓者；齐代的情况最为复杂，既可见有称“伪齐”者，也有称“齐”者，也有个别以“魏”“齐”并称者，如北魏孝昌二年(526)《韦彧墓志》中的“声溢魏齐，功书两史”(33)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8页。。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南朝称谓的大多数墓志都是孝文帝迁洛以后的，时间上相当于南方的齐、梁两朝，而对晋宋的称谓都出于追溯。综合来看，墓志文献中对南朝的称谓，多数都是区别对待的：对于当时正与北魏对峙的南方王朝，一般都称之为僭伪；但对于已经灭亡的南方王朝，则并不严格地以僭伪称之。至于墓志中出现对当世的南北政权都予以承认的情况，如韦彧家族仕于南北双方，则属于特殊情形。

北魏官方称当世的南朝政权为“伪梁”，在《魏书》中也留有记载。《魏书》卷一一《前废帝广陵王纪》载普泰元年(531)四月“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往还”(34)《魏书》卷一一《前废帝广陵王纪》，第327页。，这条诏书证明北魏有司曾称南朝为“伪梁”，而不是像《魏书》一般的写法那样直接称“萧衍”，也不是“岛夷”。北魏有司“伪梁”的称谓，与墓志所见的大量用例完全吻合。当然，墓志中“伪梁”的用例在此后还多有出现，大约是当时北魏政权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前废帝不久被高欢废杀，这道诏书并未影响到墓志一类等带有私家性质的材料之中。能够反映出北魏人对南朝态度的，还有成书于北魏的各种著作。北魏宗室元晖“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35)《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第441页。按刘知幾以其作者为济阴王晖业：“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参见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内篇·六家》，第17页。。值得注意的是《科录》是通史体例，刘知幾称“其编次多依放《通史》”，而《通史》是“以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的(36)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内篇·六家》，第17页。。以元晖的身份，大约不会将北魏列入《夷狄传》，但既然“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应该也不会目晋、宋为“僭伪”了。今存著作中典型者是《水经注》，周一良先生指出郦道元对对十六国诸君主，无一人不直呼其名；对南朝诸帝，如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皆称庙号，但于萧赜则称萧武帝；而其对待刘裕，尤为特殊，有似两晋南北朝时人对曹操之或称魏武，或称曹公，时而尊敬，时而亲昵；并指出道元对梁武帝堰水之事极为痛恨，然尤只称梁氏，而未指斥萧衍(37)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81-383页。。《水经注》中南朝诸帝称谓的不同，有些大约和郦道元所征引的原始资料有关，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态度。大体上说，《水经注》对待宋、齐政权没有斥其为僭伪的内容，对梁称为“梁氏”，比墓志中的一般情况称“伪梁”还要温和。不过毕竟梁朝是当时对立的政权，所以对梁武帝与对刘裕的态度相比较，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北魏实际政治生活中对南朝政权的常见称谓，地域层面的“江南”等称谓与正闰层面的僭伪标记都有使用，而以称僭伪者最多。与魏收以来的史家从后世历史回看的角度不同，北魏在现实政治中并没有将东晋南朝看做一个整体，也还有一些未将南朝称为僭伪的情况。大体而言，对北魏有现实威胁的南方敌对王朝，北魏一般都称之为僭伪；对业已灭亡的王朝，在某种程度上则将其当作一种合法的存在。其与“岛夷”称号的不同，主要在于回避了华夷之辨的内容。李元凯曾对北魏孝文帝说：“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38)《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098页。南朝地居江南而政权更替频繁，而北魏居于中原而维持了政权的相对稳定，这是北魏的优势。在南北双方的聘使往来中，北魏方面强调得得最多的从来都不是华夷之辨，而南朝的政权更替是否正当，更多的成为北魏指斥的对象。魏孝文帝甚至还专门“遣使临江数萧鸾杀主自立之罪恶”(39)《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209页。。北魏先后以司马楚之为琅琊王、刘昶为宋王、萧宝夤为齐王对南朝用兵，变相承认南方的前朝政权，也是基于同样的现实考虑(40)北魏对南朝的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所用之借口多为禅代非正，如《南齐书·魏虏传》所记：“宏闻太祖受禅，其冬，发众遣丹阳王刘昶为太师，寇司、豫二州。”“宏闻高宗践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众分寇豫、徐、司、梁四州。”参见《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092-1093、1100页。。对于渊源于胡族的北魏政权来说，从政治上的僭伪指斥南方敌对王朝而回避华夷之辨，也是较为现实的策略。

三、侯景之乱与魏齐禅代：“岛夷”名号产生的政治背景
墓志和《水经注》等北魏史料中未见有称刘宋为僭伪政权者，只以齐、梁特别是梁为僭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北魏的政治话语和社会生活中，南方对立政权现实的威胁才是最被重视的。回避华夷之辨指斥南朝地理位置的偏远与政治方面的“僭伪”，也是基于北魏政权北族出身的现实考虑。如果说“岛夷”原本不是对南朝的普遍称谓的话，那么《魏书》中的“岛夷”称谓又是从何时开始使用，为什么要使用这样一种称谓，其背后的因由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挖掘和解释。

《北史·魏收传》记魏收撰作《魏书》的写作过程以及所使用的史料云：

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佑，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博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之。(41)《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2030页。

从这里看，魏收写作的基本材料主要是基于之前的北魏国史，“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和“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则是两件核心工作。从史源来说，《魏书》卷九五至卷九九所载的十六国以及东晋南朝的内容，应当是北魏国史以及《起居注》《辨宗实录》诸种所没有的内容。周一良先生指出，魏收于十六国史事，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关于南朝史事部分，“伯起及见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而刘萧诸传绝无依据之迹。盖宋以降为时不远，事实易稽，不必悉凭旧籍；且南北敌视，收又自矜才学，尝鄙蔑休文，其书自不屑采南人著作矣”(42)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0-218页。。无疑，魏收所用的南朝史料绝不会出自《十六国春秋》，《魏书》就曾批评崔鸿说“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43)《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子崔鸿传》，第1633页。《魏书》对《十六国春秋》多所批评，称鸿《上十六国春秋表》被国史收录乃是“鸿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云云，又批评其书“经综既广，多有违谬”，并一一举证其“如此之失，多不考正”。这些批评，应是魏收的意见。魏收对《十六国春秋》的改写，主要是有意在刘渊、石勒等人的传目上冠以“匈奴”“羯胡”字样以强化华夷之别(44)对《十六国春秋》有意弱化各政权夷狄的色彩，魏收改写而有意强化诸事，胡鸿有极具说服力的考察。参见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收入《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2-241页。陈勇也曾明确指出，“崔氏笔下只有‘十六国’，而没有‘五胡’”。参见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而他批评崔鸿“不录僭晋、刘、萧之书”之失，《魏书》中东晋南朝相关史事就更是他的着力之处了。《魏书》中所见的东晋南朝部分内容，当是魏收所自撰；目东晋为“僭晋”，以桓楚、刘宋、萧齐、萧梁四朝为“岛夷”的体例，也应当是出自魏收本人。

高洋称帝以后，立即诏命魏收撰《魏书》，本就肩负着为北齐宣扬正统的政治目的，这一目的的达成必须要承认魏(北魏和东魏)的正统而否定南朝正统(45)何德章：《〈魏书〉正统义例之渊源》，《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6-380页。。魏收曾多次作为聘使使梁，熟稔南北关系，对南北正统问题有着深切的体会。《南史·徐陵传》说，梁太清二年(548)徐陵出使东魏，“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齐文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46)《南史》卷六二《徐摛传附徐陵传》，第1523页。魏收失言获罪，根源还在于北朝在文化方面的劣势，无以辩驳。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收写作《魏书》的时候，南北朝的格局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了。魏收于北齐天保二年(551)“诏撰魏史”，即魏齐禅代的次年，北齐方面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而此时的西魏，正紧锣密鼓地攻占蜀地，扩大实力；也就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侯景废梁主，僭即伪位于建邺，自称曰汉”(47)《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5页。。就《魏书》的写作背景而言，侯景之乱和魏齐禅代这两个历史事件尤其不应该忽略。

就南方政权本身的局面而言，《魏书》恰好写于侯景之乱前后南朝政治局势极为混乱之时。齐天宝五年三月成书魏收奏上《魏书》纪传一百一十卷，是年梁元帝被杀，次年九月陈霸先杀王僧辩，基本控制南方朝政，两年以后正式称帝。核诸《岛夷萧衍传》纪事的断限，比魏齐禅代还要稍晚，以侯景杀萧纲自立，“衍之亲属并见屠害矣”收尾，“江左遂为丘墟矣”的悲惨景象已为魏收所记录。魏收以四千余字的篇幅记载侯景之乱本末，篇幅甚至占到整个《岛夷萧衍传》的将近60%。清人牛运震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疑惑魏收“叙梁武、侯景君臣相拒，纪载亦太繁，梁事颇多，何独于此致详也？”(48)牛运震：《读史纠谬》，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494页。魏收的处理应有其深意，侯景之乱正好发生在《魏书》写作之时，魏收当时已敏锐地看到了侯景之乱对于历史的影响。侯景以异国人和异族人身份长驱南下，摧毁南朝之立国基础，直至自己在建康称帝，这对南朝的皇统是致命的冲击，也深刻影响了南北局势(49)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7-251页。。除此之外，侯景本为东魏叛臣，北齐对梁武帝收纳侯景的复杂感情，也影响了魏收的史笔，称此事为“水乡大猾，好利忘信，纳我逋叛，共为举斧”，以致侯景“纠合伧楚，覆其巢穴，衍以餧卒，纲实鸩死”(50)《魏书》卷九五《匈奴刘聪羯胡石勒铁弗刘虎徒何慕容廆临谓氏苻健羌姚苌略阳氐吕光传序》，第2213页。。按《北史·魏收传》载：“文襄时在晋阳，令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执笔，三更便了，文过七纸。”(51)《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2029页。见诸《岛夷萧衍传》的《檄梁文》，或即魏收手笔(52)参见何德章：《两篇东魏〈檄梁文〉的作者与相互关系》，《文史》2018年第3期。，其中有云“唯夫三吴、百越，独阻声教”，又称“自伪晋之后，刘萧作慝，擅僭一隅，号令自己”(53)《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第2358页。。这些写于侯景乱梁前夕的文字，虽未使用“岛夷”之号，然称南朝为不闻声教的三吴、百越，东晋南朝皆为僭伪，与《魏书》的态度已经颇为接近。直到侯景逼迫萧栋上演禅让丑剧，“僭即伪位于建邺，自称曰汉”，南方政权的合法性便更为魏收所不齿了。

《魏书》写作时北方发生的重大事件是魏齐禅代。魏齐禅代在政治层面的重要影响，是“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自孝文帝以来，宣布北魏政权远承西晋正统，肯定西汉承周“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项而同吴广”(54)《魏书》卷一○八《礼志一》，第2998页。，实际上否定了禅让之合法性。西晋灭亡到北魏建立数十年间“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55)《魏书》卷一○八《礼志一》，第2998页。，只能为正统驱除。南朝政权更替虽看似禅让有序，然皆年祚短暂而有篡夺之实，正如《魏书》所指斥的那样，“或年才三纪，或身不获终，而偷名江徼，自拟王者”(56)《魏书》卷九八《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传》“史臣曰”，第2366页。。这与十六国诸政权“世业促褊”颇有相似之处。魏齐禅代则仿魏晋南朝之故智而行之，孝文帝时代的正统观受到冲击，也给了西魏和南朝口实。杜弼曾密启齐显祖云：“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57)《北齐书》卷三○《高德政传》，第407页。北魏孝武帝西入长安，宇文泰挟天子而东向，这是对北齐的直接威胁。除了关西的西魏北周，梁也是如此作为。魏末自尔朱荣入洛到魏齐禅代，孝文帝子孙也被诛杀殆尽，几无孑遗；相反，大量元氏子孙流亡江东，被用来建立傀儡政权，梁武帝拥立元颢攻入洛阳的事件就是显例。侯景也曾向梁武帝“请元氏戚属，愿奉为主，诏封贞为咸阳王，以天子之礼遣还北”(58)《梁书》卷三九《元法僧传附元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5页。；梁武帝死后，侯景又欲立北魏宗室元景仲为帝(59)《梁书》卷三九《元法僧传附元景仲传》，第554页。事泄，元景仲被陈霸先擒杀，时在太清三年七月。参见《梁书》卷四《简文帝纪》，第105页。，打出北魏正统的旗号。在三足鼎立的局势下，魏齐禅代免不了被西魏甚至侯景所利用，从而冲击政权的稳固。

侯景本为高欢部将，以途穷之残兵败将而使江左遂为丘墟，无论是对于急于禅代的北齐还是亲历者魏收而言，都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南朝的衰败与树立高齐政权的正统形象，对于魏收而言，也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以政权更替频繁而指斥南朝为僭伪的价值弱化，更是魏齐禅代的现实决定的。有学者指出，《魏书》的历史观是由魏齐革命的性质决定的(60)佐川英治：《东魏北齐革命与〈魏书〉的编纂》，陈锋、张建民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6-448页。，此言不虚。现实政治的需要，至少是《魏书》中不少叙事模式创建的直接动因。由此，以“岛夷”的称号指斥南朝则应运而生，并随魏收“辨定名称，随条甄举”而留在了《魏书》中。

四、“僭伪”与“四夷”之间：“岛夷”号与北朝华夷观念的变迁
如果说《魏书》的这种处理方式可看作是为北齐官方立场作代言的话，那么“岛夷”名号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出现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迁的标志。观念或文化的动因，可以说是这个名号产生的内生因素，毕竟现实政治中的表达也是建立在社会主流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的。从文字本身的涵义来说，“岛夷”和“僭伪”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华夷观念被引入而将自魏晋以来禅让有序的南朝政权斥为“夷”，这就完成了对十六国北魏传统正闰观念的超越。所以《史通·曲笔》称：“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61)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内篇·曲笔第二十五》，第184页。十六国北朝华夷观念的变迁，在从“僭伪”到“岛夷”的转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东晋政权，《魏书》没有直接称其为“岛夷”，但在该卷特别指明了“岛夷”称号的来历。《僭晋司马叡传》云：“其朝廷之仪，都邑之制，皆准模王者，拟议中国。遂都于丹阳，因孙权之旧所，即《禹贡》扬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阳鸟攸居，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所谓‘岛夷卉服’者也。”(62)《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叡传》，第2268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岛夷”的称号是源于南朝政权的都城建立在《禹贡》所称的“岛夷卉服”之地，所针对的是南朝“都邑之制，皆准模王者，拟议中国”，亦即政治上的僭越。为否定东晋传承西晋之正统，魏收花了很多笔墨在司马叡的血统上做文章，称其为晋将牛金子云云。“岛夷”名号袭用旧典之外，强调了两个层面的理由，首先是基于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进而由之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因地域不在中原而以南朝政权为“蛮夷”的观念，在北魏孝文帝时代就已经有人提出。太和十四年(490)，高闾在议定北魏正统时，主张继承十六国秦、赵、燕之正统，称：“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63)《魏书》卷一○八《礼志一》，第2997页。高闾以刘裕、萧道成“事系蛮夷”的理由，主要是其定都不在中原，而六国秦、赵、燕则“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高闾观点的核心，是以是否据有中原的地域标准作为判断华夷的基本依据。《魏书·高闾传》也记载了一段高闾与孝文帝的对话，高闾称：“汉之名臣，皆不以江南为中国。且三代之境，亦不能远。”高闾提出的看法，正当孝文帝向往南朝文化，并积极经营统一战争之时，孝文帝也坚决予以反驳：“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此非近中国乎？”(64)《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1323页。高闾提出继承十六国秦、赵、燕之正统而以东晋南朝为蛮夷的观点，也被李彪等人反驳，最后未获采用。

孝文帝虽对高闾之说不以为然，但这种据有中土则为正统的观念仍对北魏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孝文帝的遗诏“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65)《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220页。，便暗含了这种观念。陈寅恪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正统论中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谁能得到中原的地方，谁便是正统。如果想被人们认为是文化正统的代表，假定不能并吞南朝，也要定鼎嵩洛。当然，单是定鼎嵩洛，不搞汉化也不行。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汉化，其目的正在统一胡汉，确保北魏统治。”(66)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陈先生指明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厉行汉化以达成自居华夏正统的目的，这确实是孝文帝时代以来的基本趋势。孝文帝汉化政策下的正统观，一言以概之，就是“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67)《魏书》卷一○八《礼志一》，第2747页。，即远承西晋而以十六国政权为僭伪。孝文帝君臣力图藉此表明北魏虽然出于鲜卑，但并不愿意与五胡十六国的胡族政权为伍的观念。这种处理方式在华夷关系层面，也与高闾以十六国之秦、赵、燕为正统的观点很不相同。北魏水德说确立以后，华夷之辨在朝堂之上已经不是禁忌。以“深慎言语”为行为准则的杨椿，太和末年上书中有云：“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间者，正欲悦近来远，招附殊俗，亦以别华戎、异内外也。”(68)《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椿传》，第1406页。杨椿对“别华戎、异内外”的强调，只能是在北魏君臣自居“华夏”而御“四夷”的观念下方可成立。其后，袁翻的上书中更指称“然夷不乱华，殷鉴无远，覆车在于刘石，毁辙固不可寻”(69)《魏书》卷六九《袁翻传》，第1676页。。无疑，北魏朝堂之上对于“五胡乱华”这段历史的评价已经和东晋南朝的态度趋于一致(70)孝文帝时代北魏政权通过“水德”说而自居华夏而斥十六国诸政权为“夷狄”，是十六国以来华夷之辩的一大转变。参见郭硕：《五德历运与十六国北魏华夷观的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魏齐禅代之际，是各种新旧传统交杂的时期，而出身代北的尔朱氏和高欢所带回的，更多的是代北旧制。《北史》记孝武帝(出帝)即位时情况云：“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71)《北史》卷五《魏本纪五》，第170页。高欢以“代都旧制”拥立孝武帝的目的，在于高调地恢复拓跋传统以服务于当前的政治目标(72)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15页。。不过到了魏齐禅代，却是“致玺书于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皇帝玺绶，禅代之礼一依唐虞、汉魏故事。又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戊午，乃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坛柴燎告天”(73)《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49页。云云。对这一变化，佐川英治认为，对于齐文宣帝来说，他是以纯粹的汉人君主在位的，也就是并没有继承北魏鲜卑的一面，而只要继承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面，因而魏的正统性问题至关重要(74)佐川英治：《东魏北齐革命与〈魏书〉的编纂》，陈锋、张建民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第426-448页。。魏收在孝文帝正统观的基础上所发展的，主要就是在孝文帝自居华夏的基础上贬斥东晋南朝为“四夷”，给他们安排了“岛夷”的称号。

关于十六国以来“夷狄乱华”的历史，魏收有一段总结性的文字：

晋年不永，时逢丧乱，异类群飞，奸凶角逐，内难兴于戚属，外祸结于藩维。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徒何仍衅，氐羌袭梗，夷楚喧聒于江淮，胡虏叛换于瓜凉，兼有张赫山河之间，顾恃辽海之曲。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或更相吞噬，迭为驱除；或狼戾未驯，俟我斧钺。(75)《魏书》卷九五《匈奴刘聪羯胡石勒铁弗刘虎徒何慕容廆临谓氏苻健羌姚苌略阳氐吕光传序》，第2212页。

按照《魏书》相关诸传，此处“徒何”是燕慕容氏，“氐”为前秦苻氏，“羌”为后秦姚氏，“夷楚”指东晋南朝，“胡虏”指凉州诸政权。从文意而言，“更相吞噬，迭为驱除”的即是作为北魏驱除的十六国政权，“狼戾未驯，俟我斧铖”即是尚未灭亡的南朝。这段文字包含了一个关键的信息，魏收区分僭越政权的标准不是汉儒所强调的道德教化标准即是否“以德化民”，而落实到强调是否“异类”的华夷身份。由此，《魏书》形成了一种历史解释模式。《僭晋司马叡传》末云：“自叡之僭江南，至于德文之死，君弱臣强，不相羁制，赏罚号令，皆出权宠，危亡废夺，衅故相寻，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76)《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叡传》，第2286页。这些论述中，司马叡“僭江南”与“夷狄”指称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魏收所谓的“异类”包括了十六国的所有政权以及东晋、宋、齐等政权，被北魏太武帝称为“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77)《魏书》卷四一《源贺传》，第1019页。的鲜卑秃发氏也不例外。“胡”“虏”一类曾经被用在拓跋氏头上的称谓，魏收也悉数用于他族头上。在这段文字的逻辑来看，魏收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北魏和西晋政权一样，都是属于华夏政权而非胡族政权。这样，“岛夷”称号虽由“土风之殊”引申而来，但华夷之隔的标准也绝不限于地域之别。十六国与东晋南朝诸政权，不论是否为汉人建立，也不管是否曾定都中原，非华夏文化正统所系者，皆有可能被斥为蛮夷。

五、结 语
《史通·称谓》批评《魏书》：“夫其谄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78)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四《内篇·称谓》，第101页。由《魏书》对东晋和南朝的态度以及制造“岛夷”这类南北关系的历史实际中并不存在的名号来看，不能不说刘知幾所批评的确有一定道理。史书的作者制造显眼的名号作为标题，抹灭了北魏对南朝政权称谓的实际情况，拉开了史书与史实之间的距离，可以说《魏书》的“岛夷”称谓是有悖于实录精神的。不过，“岛夷”称号虽难以准确反映北魏时期南北关系的实际，却是东魏北齐禅代之际华夷观念变迁的第一手材料。魏收精心选择“岛夷”这样一个儒家经典中的名号指代南朝，其关键在于通过史书的叙事，将北魏承晋的正统接续变成历史的必然延续。这种叙事模式的创建同时也反映出，经过十六国北魏的发育，到魏齐禅代之际，华夷观念中基于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的思潮，已经在北朝政权中颇具影响。

史书成书并以官方的名义传播，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一定会潜移默化地扩散开来。《岛夷传》也和《索虏传》《魏虏传》一样成为南北朝历史的叙事典范，构成了分裂时代以华夷观念区分政权正闰的史传叙事模式。随着《魏书》的成书，北魏仅以南朝为“僭伪”的叙事模式渐渐淡出政治话语，代之以强调华夷之辨的“岛夷”一类称谓。这种变化说明，华夷之辨与正闰之辨紧密结合的叙事模式，逐渐成为北朝后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只是无论是“华”还是“夷”，都只是保留了“华夷之辨”的表面概念，其实际内涵和思想价值都和之前的时代全然不同了。“岛夷”称号背后的华夷之辨，已经消弭了十六国北魏以来传统的族群区隔，转而以地理区位与文化崇尚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生活在时代变迁中的各族人群，也经由这类观念变迁而完成身份再塑的过程，融合进以“华夏”为崇尚的文化体系中。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3.04

作者简介：郭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6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北魏时代的名号变迁与国家社会转型研究”(19FZSB03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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