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新发展概观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新发展概观
姚 伟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绵阳621010）

[摘 要]现代社会经历了早期现代性、固体现代性与流动现代性三个阶段。在早期现代性阶段，出现了主要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固体现代性阶段，不仅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颂扬固体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以加芬克尔、埃利亚斯、戈夫曼、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揭示固定现代性多重面相的多元分化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以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为代表的重在批判固定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30年的流动现代性时期，不仅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而且兴起了诸多新的理论流派。其中除了吉登斯等人的自反性现代性理论、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外，乔多萝和霍克希尔德的性别与情感社会学、霍尔的文化社会学、曼恩的社会权力网络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的影响日益凸显，拓展了社会学对于当代社会各个层面的理解。不过，面对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智能化的深入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变迁，西方社会学理论还存在系统创新的巨大空间。

[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学；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

一、现代性的三个时期与社会学理论的三个阶段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先后经历了1920 年代初以前的早期现代性时期、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初的固体的现代性时期，以及从1980 年代中后期到今天的流动的现代性时期[1](p22)。早期现代性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层化的逐步发展和成型。社会获得巨大的进步，但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经典社会学理论应运而生。因应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等问题，产生了马克思批判社会学。因应现代社会分工导致的社会整合和秩序问题，产生了以涂尔干为集大成者的实证社会学。因应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现代科层理性“铁笼”，产生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这三大经典社会学理论都对早期现代性的消极后果保持警惕，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

固体的现代性时期又称为有组织的现代性时期。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资本日益积累，福特制和高度程式化的装配线日益盛行。市场交换日益组织化，以产业资本为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竞争的商业资本主义。分配和消费也日益组织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专家和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加强福利国家建设，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实现了分配和消费的组织化[2]（p90-96）。在以这种固定的现代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世界日益秩序化，个人行为和整个世界日益具有确定性，普遍性规则日益支配一切。这使得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物质财富进一步涌现；但消极后果也更加明显，生产和消费全面异化，地方性和多样性遭到宏大叙事和普遍规则的进一步压制和扼杀。在这一阶段，社会学理论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其中帕森斯高度肯定这种现代性，其“模式变项”理论颂扬普遍主义和专业主义，其结构功能主义更是以固体现代性社会系统均衡运行为最高价值归依。但是，常人方法学、文明进程理论、符号互动论、拟剧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理论等，以有组织的现代性为展开讨论的背景和前提，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固体现代性的多重面相。例如，加芬克尔所说的常人及其手头库存知识与索引性表达，其所列举的破坏性实验，主要针对的是各种有组织的现代性场景；埃利亚斯认为对本能与情感的控制就是文明的进程，忽视了情感操控和情感工作的非文明性；米德强调的建构和理解意义的互动，也主要是发生在确定性背景中；戈夫曼所说的前台表演，需要在具有确定性的团队成员的支持下才能完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显然没有考虑到当前意识形态的“多孔性”和可渗透性；达伦多夫等人不否定社会系统论，还强调系统内部张力与冲突是社会运行的常态与动力。而福柯对规训和惩罚的考察、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的揭示和对交往理性的伸张、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和国家精英的分析，重点在于揭示和批判固定现代性的阴暗面；他们的核心概念和主张，如“圆形敞视”监狱、文化资本与炼金术、国家精英的再生产、交往理性等概念，仍然以固定的或有组织的现代性为前提；他们的分析重点更不是流动的现代性及其所导致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看，这三种理论流派都属于社会学理论的第二大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统归于传统社会学理论。

而在1980 年代中后期至今30 年的流动现代性时期，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日益全球化，各种要素全球性流动，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的更多层面被纳入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后福特制、转产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日益流行，金融资本在全球寻找投资和获取利润的机会。工作岗位日益不稳定，柔性就业日益增加。而智能化特别是生产智能化甚至无人化，使资本不再需要廉价劳动力而可回迁母国，使全球化进入生产逆全球化阶段。日常生活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长期被压制的民族族群矛盾重新凸显，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凸显。而智能化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使人类进入万物互联时代。所有这一切都使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中的生产生活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感日益增加，微观个体因面临的威胁前所未有而直接在微观层面进行“反动”。这些都为社会学关于个性人格、身份认同、国家、权力、文化、日常生活等主题的讨论提供了新语境。流动现代性时期的巨大社会变迁，不仅使经典和传统社会学理论做出了新的回应，还导致新的社会学理论流派不断涌现。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吉登斯等人的结构化理论和晚期现代性理论、鲍曼的流动现代性理论外，多罗西·史密斯（Dorothy E.Smith）和A.R.霍克希尔德（A.R.Hochschild）等人的性别与情感社会学、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社会学、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网络理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中一些理论也会回溯早期现代性和固定现代性时期，但主要讨论的是流动现代性时期的论题，包括更深层次的微观个人身份认同、人格与性别、情感劳动、权力与国家、人类与非类人联合体等。这些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体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在人与社会的本质特征、结构与能动，以及时间空间、权力等本体论问题上更强调相互依赖性、相互建构性、开放性、过程性和流动性，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则更加强调客观描述与意义理解的统一，突出认知的时空性、社会性、阶级性甚至性别差异，重视科学认知受立场、权力、利益、种族与性别等因素和各种筛选程序的影响[1](p8-15)。为了论述的方便，可将这些新兴社会学理论称为狭义意义上的当代社会学理论。

二、经典和传统社会学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的批判社会学常被宣告“死亡”，但每当人类陷入重大危机时它又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足见其生命力的顽强。从1980 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化，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行将破产，再到2020 年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国家美国陷入全面危机的整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左派都始终作为批判者伴其左右。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恩尼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仍是当今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逻辑仍是塑造社会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成了核心组织，而技术进步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1](p59)。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资本向第三级循环转移的不可持续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得以流行，但新自由主义空间修复机制和剥夺性积累的最终破产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资本逻辑在不断创新的科技支持下日益扩张，加强了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控制；而信息和知识不会自动成为公共财产和民主基础，其产权被资本过度垄断而不为人民共享，信息革命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与资本为追求利润而扼杀这种可能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新表现形式[3](p183)。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尽管立场不如哈维“激进”，但仍认为网络社会的崛起也是信息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存在极其严重的信息和经济鸿沟。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们一开始就形成不同的创新技能与素质，大多数人在信息资本主义马拉松式的残酷竞争中永远落伍[4](p572)。诸如此类的理论，将马克思批判思维初步延伸到所谓后工业社会、网络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本身的发展。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使用理念类型研究方法对社会行动进行类型学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分层论，指出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工具理性行动的解放和经济的增长，同时批判科层制和专门化导致的理性“铁笼”对人性的禁锢，主张树立个人责任伦理和实现自我净化与升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在传统社会学时期得到了系统的拓展，包括形成了社会分层研究的新韦伯主义传统。自1980 年代中后期以来，韦伯传统与新韦伯传统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基于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已深入消费分层、偏好分层等；其工具理性过度化批判思想也延伸到网络世界，其中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指出，网络世界的麦当劳化比实体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5](pxi)。

涂尔干实证社会学前承孔德，后启二战后实证社会学洪流。他认为，作为社会事实的规范外在于并约束个人，可以在确保必要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同时，克服经济自由个人主义的原子化和缓解工人阶级的反抗，从而实现基于法团主义的有机团结、阶级合作和社会良性运行。涂尔干对外在于个人的规范结构的强调，对宗教、自杀、教育等主题的研究，在传统与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影响深远。随着大数据分析的兴起，其结构主义实证研究被发挥到极致，相关性分析更加突出而因果分析和意义理解被进一步遮蔽。其自杀理论被用于理解今天的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和退伍军人自杀[6]（p26-37）。其社会团结理论成为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凸显的族群和民族整合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例如民族或族群的共同语言的形成，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总和，而是以集体规范为基础的；即使是在网络世界，规范对社会行动、身份、群体、整合和权力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而19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的道德真空和“失范”，一些学者提出了“规范重建”，并试图实现更加复杂的、具有法团主义取向的有机团结[7]（p29-41）。

在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综合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马歇尔和凯恩斯等人的思想，建构了社会系统均衡理论、AGIL模式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模式的理论大厦。在1960 年代这一理论大厦轰然倒塌后，哈贝马斯提出了更激进的系统论，强调系统均衡和危机都是常态。默顿则提出了中程理论，认为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结构都是从共识到异议的连续体，包含着矛盾与冲突，更是使能与制约的统一。但在1990年代中期，由于全球整合问题的日益突出，帕森斯所提出的有规制的市场、民主政体和法治等概念和理念再次复兴，但其行动者概念日益被注入个人能动性。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人的“自反性”概念深受默顿的显性和隐性后果思想的影响[1](p104)。进入1990 年代后，亚历山大不仅将帕森斯塑造成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并列的经典社会学家，还进一步拓展和修正了结构功能主义，特别是在默顿的基础上提出了连续统的方法论，使结构与行动的发展趋势走向融合。

在帕森斯理论大厦倒塌之后，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在美国绚烂绽放，并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视为当然的现象陌生化，把社会生活视为剧场，揭示了作为演员的社会行动者在其他演员同伴的支持和衬托下，使用布景、场景和道具，精心设计前台表演，而后台表演则可能完全相反或矛盾。他还发现，个人在道德、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理解和定义情境，根据象征符号资源来设计自己的行为和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互动。在今天，戈夫曼的思想被用来分析社交网站上在线互动，发现其中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可以为个人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进而影响个人的消费，并导致网络社会身份差异和等级分化，也可能导致网上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差异和矛盾[8]（p8-12）。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指出现代科学脱离了日常经验世界，而常人的视角能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意义。日常生活的话语交流是索引性表达，需要共同手头库存知识才能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可说明性框架再生产社会事实和社会制度，整个感性社会世界中的客体、活动和制度的生产都是基于常人方法而实现的。在今天，常人方法学也被用来研究数学、人工智能、人机界面、网络空间和高科技系统应用中的常人方法[9]（p337-358）。

在欧洲，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独树一帜。他认为随着文明的进程，人们羞耻感阈值不断下降，自我约束日益微妙和内化；国家日益垄断暴力，个人之间从使用自然暴力日益转向智力角逐；个人行为对他人来说越来越具有确定性。在方法论上，他主张概念的开放性、联系性和相互依赖性，例如权力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的不是权力有无而是权力“比率”问题。其关于文明进程是确定性不断增加的看法，在当今以全球化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遭受了一些质疑。但是，他的思想后来也得到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一些学者基于他的思想对体育、休闲、食物、非正式化过程与女性解放、情绪控制、战争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例如，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认为，1960 年代出现了“对情绪控制的去控制的高度控制”[10](p44)。亚伯拉姆·德斯瓦安(Abram de Swaan)指出，科技发展导致高度“文明”的远距离暴力、酷刑和谋杀形式(如导弹斩首)，杀人者在社会和精神上都与被杀者远远隔离，从而能够将文明要求和行为野蛮协调起来，不仅使自己逃离社会与公众的控制，更使自己心安理得。同样，通过意识形态将难民描绘成异类并驱逐隔离，使人们对难民集中营内肆无忌惮的野蛮行为麻木不仁[11](p4-5)。

以从人本主义中拯救真正的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则开创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宣扬有意识的能动性或选择的唯意志论的人本主义，否定存在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个人身份认同自我建构等概念，强调现象背后的结构原因，主张经由“表象”深入潜在结构而进行“症状化”理解，从而超越道德谴责而对资本逻辑进行深入批判。但他所强调的结构不是经济而是思想和政治结构，特别是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会通过各种时空建构“同意”并形成内在强制，从而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阿尔都塞的思想后来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进一步的拓展。例如，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源于经济规模过大和技术的发展，还源于既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导致对自然索求过多，以及决定了不利于自然生态的技术发展方向[12]（p51-86）。B.杰索普（B.Jessop）等人从强调结构制度的策略——关系视角出发，指出国家权力和政府政策是否具有公共性与所处制度结构和社会基础有关，政府即使考虑特殊群体利益也必须考虑其他群体以获得合法性支持和实现社会凝聚；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同样是在授权与约束关系中制定和实施其政治经济策略的[13](p189-195)。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概念为基础并主张超越工具理性而重建现代性，他的理论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主要参照框架，先后得到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阿克塞尔·洪尼思（Axel Honneth）等人的推进。克劳斯·奥夫（Claus Offe）和艾德（Klaus Eder）则发展了他的历史社会学、国家和社会运动理论[1](p303)。弗雷泽将其批判理论与承认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围绕身份问题的政治斗争已超越经济不公和资源再分配而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正当的文化身份得不到承认与再分配非正义后果同样严重。洪尼思也指出，身份承认要求对人不分宗教信仰、国籍、性别、年龄等等状态都给予同等的尊重，而任何政治主张都应以此为规范基础。洪尼思还认为，再分配和身份承认密切关联，如劳动分工往往基于女性能力局限偏见，职业机会、福利政策往往反映了承认与否认、包容和排斥的分类坐标和评价图式，人们应无条件获得最低限度的社会尊重和经济福利[14](p54-59)。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提出于1970年代后期，其惯习、场域、实践理性、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国家精英再生产等概念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他之后，安德鲁·塞耶（Andrew Sayer）着重拓展了惯习概念，认为个人的惯习受个人出生和成长地点和时间及其所属性别、阶级、种族、地区的影响，由个人通过对世界的体现、观察和反应而逐渐内化和确立。惯习包含个人的技能和性情倾向，是由感知图式和话语图式、专业知识与能力、情感与道德等构成的嵌入性矩阵。塞耶特别强调惯习的道德与情感维度，认为惯习还应包括道德倾向和对正义、利他主义等积极原则的承诺，道德倾向为行动者提供选取重要信息的方法，监控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他还认为，惯习以及区隔和文化资本都是一种软统治形式，是隐藏在支配背后的结构。惯习对个人生活机会产生重大影响，缺乏适当的惯习就会无能为力、被排斥和被边缘化。但惯习并非总是潜意识的，个人如果能够反思自己的惯习就能有意识地改变它，形成具有反思性的惯习，个人的认识图式和实践行动都会自觉改变，贫困、不平等问题就可缓解[15](p22-51)。

福柯的主要著作均成书于1960 和1970 年代，其谱系学通过事件表面微小变迁来追踪社会发展，深入剖析权力、主体性和科学之间以及理性与支配之间的特殊联系。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既是科学主体又是科学控制对象，西方理性文化陷入了一种规训个人、惩罚和改造越轨的强迫症；科学与统治相结合并确立各种规训知识和组织，使现代社会成了全景敞视监狱，规训力量无处不在；出于对“危险”个体的恐惧，警察网络密集发展，城市空间受到密切监视，社会学沦为协助判定“危险”的学科。他主张个人确立内在的伦理，进行自由的政治和道德实践，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框架内寻找丰富资源来进行合理的对抗。后来，雅克·多泽洛特（Jacques Donzelot）将福柯理论的批判层面推进到家庭，认为19世纪初家庭被重建为强调婚姻纽带和父母照看小孩的亲密环境，家庭关系由教育者、医生、社工和慈善家组成的复合体来监管评估，“私人”家庭变成了社会动员和规范的工具[16](p48)。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则进一步认为，自19 世纪以来个人的道德和生活就与家庭关系紧密关联，家庭成了支配工具和目标[17](p205-216)。

三、狭义意义上的当代社会学理论诸流派及其新进展
在自198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流动现代性阶段，女性有了更多机会但也面临更多挑战和风险。针对固体现代性时期女性地位和当下的命运，兴起了系列妇女研究和女权主义社会学理论。其一，史密斯批判以往社会学由男性制造并为男性支配服务，从统治者和特定阶级的男性立场书写社会，视日常生活为琐碎、混乱而重复，更

不考虑妇女的日常生活。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据父权制组织起来的，组织和规制社会的制度背后充斥男性的潜台词，妇女遭受的不是资本主义与父权主义的双重压迫，而是二者合二为一的系统扼制。社会学应同等揭示和完整体现两性日常生活的地方具体特征，防止将女性主体悬置，应进入其个人生活和实践，以揭示那些支配体系。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正是新经济意识形态和柔性就业等概念，掩盖了女性的疲劳和辛苦[18（p105-120）]。其二，乔多萝关于女性母亲生养角色的再生产研究也极具创新。她认为是女性自己希望通过生育和看护小孩来重新体验与母亲曾经的联系，并由此导致了生育看护角色主要由女性承担。这种性别分工又进而导致男女性别认同形成机制的差异，女孩由于经常与母亲相联系因此很容易确立性别身份认同，而男孩必须先与母亲分离，但又不能经常与父亲相处，因此只能通过拒绝甚至贬损所有女性气质的方式来形成男性气质。如果两性平等共担看护之责，就可以消除两性人格差异，促进两性平等。乔多萝后来还指出，性别既是文化建构也是个人建构，性别认同具有潜意识性，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具有利用手头文化或语言范畴并潜意识地形成文化经验和意义的能力[1](p395-396，403)。以乔多萝的理论为基础，威廉姆斯认为美国军队厌女现象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男性气质要以区别于女性的方式才能建构[19](p5)。其三，A.R.霍克希尔德对情感劳动和情感商品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她发现，在人与人、国与国以及政府与政府之间，都充满外交式微笑和策略性的情感交换。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存在大量使用印象管理进行有意识的自我呈现的情感劳动，人的真实性日益丧失。情感深受其社会结构的影响，意识形态确立了情感管理规则进而影响情感体验。这种规则使情感货币化，使情感劳动将感情变成商品，为了工资而出售并具有使用和交换价值。对于这种情感劳动有的劳动者会真诚投入而感到很累，有的仅限于表演但会自责不真诚，有的知道是表演并不自责。而情感劳动者对工作条件的控制权越小，就越有可能过度沉浸或过度疏离。工人在情感劳动上越是深度表演，就存在层次越深的异化，而女性尤其深受其害。她还发现，在全球化情况下存在全球保姆链，一些母亲到发达国家给那里的专业人员的子女当保姆，而自己留在国内的子女由本国保姆看护，后者又会请人看护自己的子女[20](p130-146)。她还发现，今天人们还外包自我，如把爱、婚礼计划、育儿辅导，甚至生育都外包给专门人员，以及出现了出租女友和专门哭丧者等。她认为，让情感劳动者对工作环境获得更大控制，可以缓解工人的倦怠、虚伪，内疚、自责感。在其基础上，P.弗罗因德分析了社会地位、社会控制、情感工作和身体健康状态之间的关系，发现情感工作压力会导致肾上腺素过度分泌和细胞病变，进而伤害身体健康[21]（p452-471）。

霍尔的文化研究影响日益增加。其核心思想是，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复杂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受众不会被动接受文化生产者传达的意义，而是会进行意义的再创造。文化生产者在编码时会对某些意义进行优先选择，不能做到全面而包容，而文化消费者在解码时也是如此。这种编解与解码过程也是复杂的政治过程，权力是该过程的根本影响因素。权力是文化的核心要素，而文化也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是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主要论题。因此，他认为文化意义的编码与解码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他还发现，西方现代性是借助东方学通过与殖民地“他者”的区别而形成的，殖民不仅是一种帝国征服的过程，也是从外部建构西方现代性的过程[22](p242-260)。作为全球化时代散居的移民知识分子，他主张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认同，反对“西方—他者”的划分；认为当今世界的文化身份认同已经由移民散居所主导，自我相对去稳定化，混合性身份日益形成，国家认同不再是统一的和整合性的，民族文化日益片段化和分化。从总体上看，霍尔的研究影响日益扩大，甚至加速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认识21 世纪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认为，行动与结构处于持续的相互建构过程中，行动者在规则和资源结构的制约与使能下再生产社会结构，并可能产生意外的后果。在1990 年代，吉登斯更加关注于现代性的制度分析，认为传统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就如一辆难以控制的重型卡车，面临失控的危险，需要确立一种自反性现代性；而面对网络化和信息化时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风险，需要加强全球金融资本的监管，加强经济创新并缩小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不平等。近年来，科斯·穆泽利斯等人在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系统整合涉及社会系统各个部分的张力、兼容性、合适性问题；社会整合涉及消解行动者之间的冲突而实现秩序问题，偏向于从行动者内在视角看社会世界及其机会、约束等。穆泽利斯反对极端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能动性、意志和权力、意义和身份并非自由漂浮的无根之物，而是嵌入特定社会结构背景之中的；要实现社会整合，就必须强调社会系统及其相互连锁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他还将内在与外在、结构与行动视角结合起来，将中观层次社会空间重新纳入分析，强调宏观行动者与微观个体之间的组织和制度实践。这种中观结构既是能动性的媒介又是能动性的结果，而社会世界是外在的结构，又内在于焦点行动者的思想和身体。而宏观与微观行动者关于外在结构的理解之反思性和策略性程度各不相同。企业、政党、工会、政府机构是宏观的行动者，在社会地位、所掌握资源、对社会系统结构化和社会变迁轨迹的影响方面，都要优于作为个人的微观行动者[23](58，93，166-172)。此外，H.罗莎则认为现代化过程犹如从斜坡之顶向下滑行的过程，不断自我加速，容易失控[24](p46)。J.W.多明格斯则从政治角度深化了对现代性的批判[25](p108)。

进入21 世纪，曼恩关于权力的研究更是引起广泛关注。其权力IEMP模型，将权力分为意识形态权力（I）、经济权力（E）、军事权力（M）和政治权力（P）。意识形态权力包括可以跨越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权力与内在道德准则权力；前者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可长时间发挥作用；后者如士兵战斗或街头抗议团结准则，只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经济权力包括生产权力和交换权力，前者是关于劳动的权威性和集权化的、有严格边界和垂直性的组织权力，后者是在市场交换中对他人的分散性、空间广延性的和非集权性的、非自上而下的权力；在工业革命前，不同经济权力群体横向绝缘，在工业革命时期则日益组织起来。军事权力可密集、可广延，后者如空中轰炸和殖民前哨；军事精英往往因拥有军队控制权，行为后果不受政治或民主程序的约束。政治权力包括主权领土内国家权力以及地缘政治外交权力。国家权力是权威性和中央集权化的，又存在专制性与基础设施性国家权力之分；封建分封国家没有这两种权力，帝国拥有专制性权力而无基础设施性权力，纳粹国家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力，科层民主国家没有专制权却拥有基础设施性权力，其权力分散于整个社会并成为党派竞争的对象；国家的基础设施性权力一直在增强，国家日益民主化，但国家的监管或规制性权力和抽税水平往往只增不降。他还认为，权力都是重叠交叉的社会空间网络，存在地方性与全球性权力网络之分，国家的军事权力强弱与经济权力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经济权力强大但政府民主的国家，更能防止战争。美国超级军事能力强大而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日益孱弱，将对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当今美国是一个军事扩张的帝国，美国军国主义谋取全球军事权力是其屡次率先发动战争的原因，必须加强民主的、意识形态的与文化的制约[1](p441，451)。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将行动者分为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认为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并不存在主客体之分，而是联合成一体的网络。这种联合网络有强有弱，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如果越稳定和持久，社会的整合程度就越高。行动者—网络理论特别强调自然与人造物也是行动者的一部分，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减速带比命令或警察能更有效控制车速，社会控制因此可以转移给物体，而且人与物的联合网络比单纯的人类能动者更可靠。他还提出，任何行动者都是其自己，必须获得同等对待而不能还原为其他行动者，研究只是对行动者的一种转述或翻译。批评者认为，这种理论具有不可知论的色彩，居然把物视为行动者，是在贬低人类而夸大非人类；这种网络似乎没有社会属性或阶级属性，更没有时空特征。还有学者认为，与其赋予技术设置这类事物作为行动者的地位，不如强调技术专家的地位和作用[26](p164-181)。不过，值得思考的是，随着社会的网络化和智能化，人与物、人与机器等技术产品融合成为复合性行动者的趋势日益明显，对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更加开放地看待人的本质和主体地位等问题。

四、余论
综上可见，由于1980年代中后期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智能化的加速发展，社会出现巨大变迁。面对新的时代性问题，经典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后继者们都做出了自己的拓展和回应，而一些新的社会学理论流派也在不断兴起和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学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其中以美国“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的新发展最引人注目，他们指出了私有制、金融资本与高科技相互结合，即使是在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中也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使美国社会陷入深层的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和今天的社会危机表明，随着科技优势和资本利润空间的日益缩小，在相对偶然事件的引发下，资本主义就会陷入全面的社会动荡，迎来历史的新曙光[27]。

但从整体上看，各种社会学理论对当代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全球化和智能社会的讨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例如，随着社会的网络化，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越来越需要在网络空间中才能完成，而资本在网络生产和研发众包、网络交换和网络消费等环节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网络空间仍然充满资本的逻辑，而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传统对网络空间的资本逻辑的表象描述、后果揭示和对策思考都还是初步的。韦伯传统也在向网络社会进发，发现网络社会比现实社会可能更加工具理性化，电子牵绳远比科层铁笼更能进行全时空的束缚；但对从社会网络到因特网络的转换过程中，社会行动的嵌入性、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等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在网络社会中，精神和符号象征性因素日益重要，而实证社会学还没有解决如何透过大数据达到深层的意义把握等挑战。结构功能主义似乎没有涉及网络化论题，而关于网络世界中的常人方法、谈话分析、互动仪式、拟剧表演等的讨论，都是初步的。就拓展发展福柯的理论视角而言，似乎应揭示监视与控制、规训与惩罚通过人工智能和脑机互联等技术如何深入到思想与意识深处，在同床亦难异梦的情况下，如何建构新型的人际关系。就哈贝马斯而言，除了关注高科技风险外，似乎应进一步讨论个人缺场的网络空间的交往理性如何形成。就布迪厄的理论视角而言，似乎同样应讨论网络空间给文化资本与炼金术、国家精英的培育及身份认同的形成问题带来的影响。诸多新兴的社会理论往往强调的是全球化背景，而较少考虑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对于两性气质、人格形成、男女权利、情感工作、国家权力等的影响。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强调的事物，似乎与人工智能产品没有多大关系。总之，尽管社会学理论因应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而有所发展，但总体上看还是初步的。

另外，社会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在空间上分布并不均衡。欧美仍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中心，美国成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的发展重镇，但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又有重新成为社会学理论中心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较少提出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学理论。我国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理论和方法体系，围绕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创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和智能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分析，进而形成具有独特论题的社会学理论，可以改变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全球的不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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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8.009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8-007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分配正义原则及实现机制研究”（19XKS008）；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三权分置政策下经营权流转风险的村庄复合治理研究”（17YJA840017）；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项目“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化机制研究”（2017SCII0105）；西南科技大学研究专项“网络群体事件治理研究”（20sxb034）。

作者简介：姚伟（1973—），男，四川资阳人，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