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西方经济学》第十五章 拓展资源

福师《西方经济学》第十五章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拓展资源案例1：减税刺激经济？
1961年当一个记者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他的目的是实行减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
虽然税收变动会对总需求有潜在的影响，但也有其他影响。特别是，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税收还会改变物品与劳务的供给。肯尼迪建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减免，它给投资于新资本的企业减税。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增加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通过较高的需求增加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较高的总供给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称的。而且，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政策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正如布什总统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扣除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第一批建议之一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的“一揽子刺激”。他宣布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遭到了失败。许多议员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以至于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此外，一般认为减少赤字鼓励长期经济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案例2：我国财政赤字政策的走向选择
财政赤字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某些阶段上也是扩大公共投资、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的重要方式。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赤字率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如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赤字率最高分别达到过6%、7.3%、6.0%、3.3%和7.7%，但其长期赤字率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上述几国过去20年间平均赤字率分别为2.6%、2.5%、3.1%、2.2%和2.6%。这说明在一定时期根据实际需要实行一些短期的财政赤字，以此换来财政长期的平衡是必要的。归根结底，财政平衡是要以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为基础，脱离经济总体情况的财政平衡既无意义也不可持续。
一般认为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类，一是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二是挤出私人投资；三是降低储蓄率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在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得出的，当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时，以上这些结论都不能成立。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标志是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失业率高等。这时增加赤字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由于乘数效应而带动、挤入私人投资。
不仅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计中对政府支出没有严格区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很多分析只是笼统地把政府支出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由此得出了高赤字将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形成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但实际上，政府投资也可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对私人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政府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高生产性资本，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投资支出同时形成了资产，政府总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恶化，这和其它性质的政府支出只增加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资产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政府支出中投资比例较高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长期发行建设国债为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际上，赤字只为政府投资支出融资的规则被称为黄金法则（GOIDEN RULE）。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实行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英国从1997年也开始采用黄金法则，目前英国已是欧盟成员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来看，我国当前都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利条件。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财政收支的黄金规则应是：赤字只能为公共投资、社会保障基金和重点公共服务领域融资，这几项赤字合计最高不应超过当年ＧＤＰ的5.5%。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最低谷年份，财政赤字最高不能超过5.5%。这是一个既能够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又具有充分谨慎性的比例，美、日、法、意等国历史上都有过财政赤字达到6%左右，而后随着经济的好转又重新实现财政平衡的先例。除黄金规则之外，还应设立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原则，以避免债务余额在ＧＤＰ中的比例失控。这一原则可以表述为当政府债务余额达到ＧＤＰ的60%左右，应把债务余额增长率和债务利率之和控制在ＧＤＰ名义增长率之下，这样，债务余额在ＧＤＰ中的比例就不会继续升高。案例3：人民币升值牵制货币政策的主动性
近几年，我国一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来看，金融运行态势良好，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价格基本稳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然而，由于我国出口势头强劲，国际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加上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国际热钱流入等因素，造成我国外汇储备超常规增长，2006年3月末已达8751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之首。这既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同时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货币供应量偏大、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等。
商业银行通过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使得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明显过剩，但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受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空转”。2006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差高达10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68%。银行过剩的资金大多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使得债券收益率和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作为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如果针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致的外汇占款刚性增长和货币供应的较快增长导致银行信贷扩张，即出现所谓“宽货币、宽信贷”的现象，则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助长若干行业产能过剩的被动局面，不利于进行结构调整，加大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压力。
为对冲外汇占款和调控货币供应量，我国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吸纳社会过多的流动性。截至2006年4月7日，央行票据存量已达2.8万亿元，并呈快速增长之势，使得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而且央行票据成本高、效率低。因此，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更是缺乏力度，作用有限。案例4：2003、2004年存款准备金率的两次上调
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1984年建立起来的，近20年来，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6次调整。1998年以来，随着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化，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不断得到完善；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存款准备金率在1998年3月由13%下调到8%，1999年11月进一步由8%下调到6%。在2003年9月和2004年4月，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存款准备金进行了两次上调。
1.第一次上调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3年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6%调高至7%，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2003年，国民经济开局良好，经济运行呈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良好势头。但是货币信贷增长明显偏快。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加剧结构性的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将有助于提高其它货币政策的功效，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央行负责人曾表示，此举意味着将冻结商业银行1500亿元的超额准备金。当时货币乘数约为4.565，央行调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将使商业银行减少约6848亿元的存款创造，从而减少了货币供给量。
2.第二次上调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4月25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7.5%。
2004年，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财政收入大幅提高。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投资需求进一步膨胀、货币信贷增长仍然偏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形成新的银行不良贷款，积聚金融风险。此次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主要是为了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
3.差别要求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于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将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
自2003年以来，金融机构贷款进度较快，部分银行扩张倾向明显。一些贷款扩张较快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及资产质量等指标有所下降。因此，借鉴国际上依据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区别对待和及时校正措施的作法，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利于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防止金融宏观调控中出现“一刀切”。案例5：货币学派的简单货币规则
简单货币规则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依据的政策主张。
货币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逆经济风向行事”的经济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是任何一种政策都有时滞。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作出的决策也许到发生作用时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此，政策调控常常带来经济的不稳定。二是避免经济政策的时滞，经济政策就必须有超前性，这种超前性取决于正确的经济预测。但是经济风向难以把握，根据预测作出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常常作出过度反应。正如弗里德曼的指责，1966年早期，美联储作出了减少货币供给量的决策，这本来是正确的政策，但在它实施时，由于走得太远，在1966年底，美联储又采取了相反的行动，这本来是正确的政策，但它又一次走得太远，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早先过度的增长率，而且这种情况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因此，货币学派认为，应当采用简单的货币规则。
简单货币规则的内容是，确定一个固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并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联系起来。例如，弗里德曼根据美国GDP每年增长3%，带动生产率提高1%-2%，把货币供给增长率确定为4%—5%。无论经济出现衰退还是扩张，这个增长率都不变。这样，在经济衰退时，货币供给量稳定增长所增加的货币量将导致总需求的扩大。同样，它也消除了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这个通货膨胀的主要动因。
显然，简单货币规则是一种消极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只按一个固定规则行事，让经济自己去进行调整。其信念基础是市场机制调节的完善性。也就是说，经济中发生各种随机性变动是正常的。只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一定会自动恢复国民经济的均衡。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夫人采用了货币学派的简单货币规则，即固定了货币供给增长率，结果既抑制了英国的通货膨胀，又实现了80年代的经济繁荣。80年代里根政府也吸收了货币学派的简单货币规则政策主张。
近年来较多的经济学家主张把凯恩斯主义“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学派的简单货币规则结合起来。当经济中发生某种重大冲击时，政策如果不作出反应会带来不利影响。但如果对任何经济变动都作出反应，随意性太大，也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永远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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