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西方经济学》第十二章 拓展资源

福师《西方经济学》第十二章 货币市场均衡  拓展资源案例1：利率上调是遏制经济过热的最好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4月2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对于央行上调贷款利率的决定，我拍手称快。虽然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没有上调是个很大的遗憾，并且有削减民众财富于无形之嫌。如果任由我国目前的经济趋势持续，不仅会丧失两年来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果，也会使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难以进行。　　
那么，国内宏观经济调控为什么不能够达到政府预期目标呢？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成效不是如预期那样顺利？特别今年以来，为什么宏观经济过热又死灰复燃？我想最大的问题是宏观调控的工具没有好好利用。如果宏观调控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没有使用，那么其效果如何是可以想像的。
很简单，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是什么？就是对经济总量的控制，并通过这种对经济总量控制来抚平经济周期的波动。那么对经济总量进行控制有什么工具？一般来说，有利率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及税收政策等。(今天又涨了多少？全方位自选股跟踪… )
但是，国内两年来宏观经济调控更多的是中观及微观方面的动作，而真正的宏观调控工具使用很少。
正因为中国前两次加息过小过慢，不仅弱化了银行、民众及企业对利率风险的预期，也使得实质利率过低。对于前者，由于银行、企业及民众不能够把利率风险考虑到其行为决策中，因此银行信贷快速增长也就十分正常了。对于后者，由于无论名义利率还是实质利率都过低，从而使得由政府管制的方式从债权人向债务人利益转移，即谁借到钱谁就会获得利益。既然企业借到钱就是利益，那么企业不仅会拼命地去借钱，也尽力从银行借到钱来投资，投资过热也就自然了。因此，要改变目前中国投资过热趋势就得从这最基本、最为核心的地方入手，从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入手，调升过低的利率。
可以说，尽管这次央行调整利率幅度不大，其调动的幅度对企业或个人信贷成本的影响不高，但是它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通过利率调整来改善中国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通过利率调整向市场表明，企业与居民的经济决策必须把利率的风险考虑在其未来的行为决策中。
房地产业应该是这次政府宏观调控最为关注的第一行业，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成本的高低或利率的高低不仅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也决定了房地产炒作与投机的程度。一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个工具上。
可以说，这次利率的调整明确地向房地产市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央政府有决心有能力对国内过快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对上升过快的房价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并不在于这次利率上升的幅度，而是在于市场对这次加息的反映。估计央行会通过市场反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频率。既然利率工具启动了，国内的投资过热、银行信贷过热、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的快速增长等市场面临的困难问题也就会逐渐地化解了！案例2：货币和价格的决定
价格指的是一单位的商品能够卖多少钱，或者一单位货币能够买多少单位产品。价格反映的是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它的一端连接产品，一端连接货币。要知道价格怎样决定，首先要知道货币是什么，及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货币是以物为对象的一般化要求权，它不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和货币的载体是分离的，货币是货币，货币的载体是货币的载体，它们不是相同的东西。把货币看成是一般等价物的人可能是把货币和货币的载体混为一谈的结果。货币载体可以为货币提供信用，也可以不为货币提供信用。以纸、符号作为货币的载体，它们不能为货币提供信用，因而有人认为纸币是价值符号。相反，以黄金作为货币的载体，由于黄金可以为货币提供信用，因而认为黄金才是真正的货币。其实，黄金也好，纸、符号也好，它们都是货币的载体，而不是货币本身。货币永远是货币，它永远是一般化的要求权。货币的载体则不一样，它今天是纸，明天是符号，昨天则是黄金或贝壳。
货币是一种权利，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存在权利就有可能存在货币。权利是不对称的人的关系，只要有人就存在人的关系，只要存在人的不对称关系就存在权利。权利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权利的质文明一点讲是人之间不对称的关系，野蛮一点讲就是人对人的压迫与统治。权利的量是指权利的大小，权利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由权利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吗？供给和需求是属于分配领域的东西。权利从来是抢来的，不是分配来的，没有实力，谁会分配权利给你。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非常正确的。权利的量由人的需要决定，死人没有需要，所以，没有人去统治死人。当人有安全的需要，就有保护你安全的权利，听话就安全，不听话，就不安全，黑社会就是这样获得权利的。
货币作为一般化的要求权，它的量同样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就货币的流通范围而言，如果把货币流通范围的人集合的话，货币的量为零，因为在不考虑黄金和外汇的情况下，贷款永远等于存款加现金，如果把使用货币的人看成是一个人，这时此人的左口袋是存款和现金，右口袋是贷款，左右口袋一合并，货币就是零了。人的需要决定货币的量是以影子货币为基础的，穷人再需要货币，他也无法得到货币。而影子货币又是用影子价格计算产品而得到的货币量，影子货币一是和影子价格有关系，另外和产品的数量有关系。影子价格和价格有相同的一面，我们是不是会循环论证呢？当然不会，因为影子价格是初始状态任意给定的价格，至于非初始状态下的影子价格，则是前期的价格，价格的变化会引起影子价格的变化，由于初始状态的影子价格是任意给定，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追索，直到不矛盾为止。
货币是由影子货币转换而来的，影子货币转换为货币的过程就是具体的要求权一般化为一般化要求权的结果。货币的流向由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需求级次越高的产品，价格越高，集合人需求级次越低的产品，价格越低。比如房子和牙膏，房子集合人需求级次高，它就比牙膏贵很多。就生产房子和牙膏而言，生产房子的需求级次高于生产牙膏的需求级次，因为造一栋房子的人肯定要比造一盒牙膏的人多，在人既定的情况下，造房子对人的需求级次高于造牙膏。
价格由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需求级次高的产品，价格就高，集合人需求级次低的产品，价格就低。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是变化的，今天高的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明天可能变低。集合人需求级次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价格的变化。集合人需求级次可以是人的平均需求级次，也可以不是集合人平均的需求级次。在分配均匀的情况下，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就是集合人平均的需求级次，在分配不公的情况下，集合人的需求级次由少数人的需求级次决定。
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可以由少数人决定，是因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基本需求和派生需求。比如一个3口之家有一套3居室的房子就够了，可是，这家因为有钱，他们买了10套3居室的房子，这10套房子里，有1套是基本需求，另外9套是派生需求。而有些人因为没有钱，他们一套房子也买不起，显然，能够买多套房子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有人为了欺骗广大的人们，鼓吹需求是真实的，其实，基本需求是真实的，派生需求从来就没有真实过。这些人忘了基本的逻辑，那就是产品即是满足人需要的物品，也是吸收货币的工具。可能有人认为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产品的价格，就是多数人决定产品的价格，这是不对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来就是少数人决定产品的价格，不然，人们凭什么去投机？又凭什么进行资本运作。
需求级次决定产品的价格，它即体现在生产领域，也体现在分配领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广泛使用货币，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这时决定价格的是需求级次，这次是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级次。由于生产者少，劳动力多，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级次比较低。生产者需求级次决定劳动力价格为P。在分配领域，分配产品的人多，决定集合分配者需求级次的是有钱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很可能就是生产者，集合的生产者由于分配的是他们自己的产品，他们自然会将产品的价格提高。
价格的决定，表面上是所谓的供求，实际是集合人的需求级次。需求的基础是需要，决定价格的最终力量是人的需要级次。由于有需要的人不一定有钱，有钱的人可以有派生需求，决定价格的直接力量是货币。货币可以来自于生产领域，也可以来自于分配领域，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大部分来自于分配领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就已经不远了。案例3：谁应控制货币政策？
对于谁应该控制货币政策这一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一个极端是给予货币当局一个目标，比如控制通货膨胀，授权它完成这一目标，尽量避免政治干预；另一个极端是货币当局可能受到相当程度的政治控制，因此受到压力必须刺激经济，即使这种做法可能引起更大的通胀压力。
德国和瑞士拥有极其独立的中央银行。在德国法律明确指出中央银行有“保持货币稳定性的指定责任”，以及“必须成为脱离联邦政府独立存在的机构”。因此也许不难想象这两个国家的通胀率相对较低。自197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5％左右。不够完满的一面是在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并不经常用来刺激经济。
在英国和意大利货币当局脱离政治控制的独立性相对较小，以英国为例，英格兰银行按照法律规定从属于财政部，无论后者什么时候需要，它都必须提供短期贷款。因此银行经常面临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压力，而975年以来英国的平均通胀率一直高达12．4％。美国和日本的体系介于两者之间，其中央银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是仍然难免遭受一些政治压力。 50年代晚期，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切斯尼．马丁和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发生一场的争论。这场争论日趋激烈，以至于艾森豪威尔威胁说要取消联储的自治权。更近一些．在1990年开始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期间，布什政府敦促联储加速降低利率，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受到政治控制是一个仍在争论的政治议题。许多观察家相信，货币政策的问题最好能够置于政治进程之外。他们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政治家之间的一些争论可能只是一场表演。例如，一个总统只能私下同意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却又宁愿让联储而不是他自己来承担失业率上升而引起的指责。新西兰和智利等国最近已经公布法律．给予中央银行更大的摆脱政治干预的独立性。
另一些人认为，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对于经济运行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问题都应由民选代表控制。他们担心联邦储备委员会过分顾及银行家和商业社团的看法，而没有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更加均衡的观点进行考虑。当然，民选代表仍然难免受到来自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
资料来源：Joseph E．Stiglitz ,《经济学》小品和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案例4：集中营里的货币
在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中发展出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货币。红十字会向战俘提供各种物品——食物、衣服、香烟，等等。但分发这些配给品时并没有考虑个人偏好，自然这种配给就往往是无效率的。一个战俘可能偏爱巧克力，另外的战俘可能偏爱奶酪，而第三个战俘可能想要件新村农。战俘不同的嗜好与资源秉赋使他们相互交易。
但是，物物交换被证明是配置这些资源的一种不方便的方法，因为它要求欲望的双向一致性。换言之，物物交换制度不是确保每个战俘得到自己评价最高物品的一种最方便的方法。即使战俘营这个有限的经济中也需要某种方便交易的货币形式。
最终示香烟确定为用以表示价格和进行交易的“通货”。例如，一件衬衣值80支香烟。劳务也可以用香烟来标价：一些战俘为另一些战俘洗一件衣服值2支香烟。甚至不吸烟的人在交换中也乐意接受香烟，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在未来用香烟来交换某种自己需要的物品。在战俘营内香烟成为价值储藏、计价单位和交换媒介。本内容由易百网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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