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力结构及其推进机制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力结构及其推进机制
沈坤荣 赵 倩
[提 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决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否壮大，即人才基础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技术基础从后发优势与模仿型技术进步转向自主创新，制度基础从渐进式增量改革转向全面深化改革，需求基础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转向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基于新的能力基础，需要对现有的能力结构进行重构和优化，即产业结构从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空间结构从单一城市化转向城市集群发展，资本积累结构从偏向于物质资本转向偏向于人力资本，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从发展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为了壮大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重构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机制，充分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带动作用，以寻求活力与秩序的平衡为重点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形成高水平育才、识才、聚才、用才体系。考虑到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增强，需要完善化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国际阻击的应对机制，积极适应国际环境演变。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能力基础；能力结构；推进机制
一、引言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然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收入差距较大、金融风险累积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为了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既要跨越非常规的经济发展现阶段所特有的关口，特别是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又要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的关口，也就是要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特别是要净化市场环境，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的新变化，需要壮大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技术、制度以及需求基础，需要有新的能力结构来匹配高质量发展，更需要有新的推进机制来引领高质量发展。考虑到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增强，不仅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力结构需要适应这种新环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更需要适应这种新环境，凝聚力量、形成动力，以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本文将从壮大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优化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结构出发，构建一个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研究框架，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转换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发展的很多方面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高速增长阶段的能力基础已经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此，需要壮大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技术、制度以及需求基础，为即将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保障。
(一)人才基础：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走高”“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国外学者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时首次提出(Mason, 1997; Bloom & Williamson, 1998)。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使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形成人口红利，贡献了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经济增长的25%(Cai & Wang, 2005)。一方面，人口红利阶段劳动人口持续增加，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前24年社会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Kuijs, 2005)，而社会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负相关关系(董丽霞和赵文哲，2011)；人口红利阶段较低的抚养比使得社会储蓄率增加，符合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即理性人追求终生效用最大化，会在壮年时期进行大量储蓄，而储蓄转化为投资。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限制边际报酬递减，从而保障资本的供给(陆旸和蔡昉，2016)。因此，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人口优势一旦转化为就业和投资，就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动力。此外，随着户籍制度逐步放开，农业大量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不仅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工业部门的工资长期压制在低水平，使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价格竞争力。
中国的人口规模还在持续扩大，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下降。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演变，奠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基础逐渐消失(王德文，2007；蔡昉，2010)，对资本报酬递减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逐渐减弱(蔡昉，2011)。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壮大以高素质劳动者、技术技能人才以及创新型人才为主的人才基础，而这离不开现代职业教育以及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有力支撑。既要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作用，推进“双一流”建设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也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育更多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此外，目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团队，需要站在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以及政策链的高度，重视挖掘和释放工程师红利，适应中国的市场升级、技术升级、产业升级。
(二)技术基础：从后发优势与模仿型技术进步转向自主创新
后发优势是指在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经济上原本落后的国家通过借鉴、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和制度，实现经济快速发展(Gerschenkron, 196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后发优势的助力，因为中国的收入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林毅夫，2003)。技术模仿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但发展中国家实现向发达国家技术收敛的关键是引进与本国资源禀赋相匹配的适宜技术(Acemoglu & Zilibotti, 2001; 林毅夫和张鹏飞，2006；王林辉和董直庆，2012)。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普及了基础教育，因此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吸收能力大大增强(邹薇和代谦，2003)。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流动更加频繁，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加速了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进程。
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Aghion & Howitt, 1992; Romer, 1990)，从引进、消化到改进、创新，从模仿者到创新者，这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关键。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普及基础教育，使技术模仿和吸收具备了相应的人力资本条件。但是，简单的技术模仿使中国产品的价值链被锁定在低端环节，难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此外，技术吸收与现有技术水平存在阈值，与技术前沿保持一定距离时，技术模仿和吸收可能获利最大(Kokko et al., 1996)。在追赶、逼近世界技术前沿的过程中，技术模仿成本越来越高，不对称贸易导致的学习溢出效应正在减弱。这些都意味着奠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后发优势正在消失，模仿型技术进步难以持续，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唯有依赖内生的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从简单模仿转向自主创新，更多依靠本土创新和自主研发，壮大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实现局部领先的技术基础，切实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而这离不开创新型人才、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及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
(三)制度基础：从渐进式增量改革转向全面深化改革
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激进式、休克式改革方案，即“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以及财政政策稳定化(崔之元，2005)。在一系列“华盛顿共识”试验失败后，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与中欧、东欧的激进式改革不同，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转轨方案是一种先易后难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依据改革阻力越小越优先的原则安排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从试点到推广、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吴敬琏，1996)，巩固了改革的成果，降低了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中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强化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特别是地方政府有力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杨瑞龙，1998；周业安，2000)。
渐进式增量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例如，偏实用主义的转型特点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之间的冲突，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的“套利”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问题，都增加了改革的难度。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从渐进式增量改革转向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如限制行业和部门垄断、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等，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继续用好推进改革开放的倒逼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四)需求基础：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转向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市场由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两部分组成，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国际贸易通过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人均产出产生了正面影响(沈坤荣和李剑，2003)，而合作共赢友好互利的国际环境有效保障了外需驱动的实现。也需要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地区分割的局面加剧(Young, 2000)，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沈坤荣和李剑，2003)。对于各省份而言，采取市场分割的政策才是地区博弈中的占优策略，地方政府在利用国际贸易带来的规模效应的同时，放弃了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陆铭和陈钊，2009)。
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已经逼近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市场潜力大、韧性强、活力足、成长性好，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转向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而这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的全国市场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有力支撑。第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第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保持房地产市场相对稳定，防止出现“过热”“过冷”，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第三，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市场整合的推动力(陆铭和陈钊，2009)，从长远看，市场的力量将打破市场分割；协调区域地理和自然条件差异，充分发挥省际比较优势，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是进一步利用国内经济的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三、基于新的能力基础重构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结构
新的能力基础要求能力结构的重构与优化，产业结构需要重新定位，区域协调能力、人力资本积累和集聚能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升。
(一)产业结构：从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大国而言，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然要在某一特定阶段实施具有正外部性的发展战略，为国民经济的全方位发展提供支撑(邓宏图等，2018)。在中国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借鉴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任保平，2018)。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释放降低了工资成本(蔡昉，2010)，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策略降低了土地成本(陶然，2012)，叠加低成本的技术模仿与应用(邹薇和代谦，2003)，使中国的工业化维系了低成本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后发国家具有可供借鉴的技术、管理经验及生产组织方式，试错成本大大降低，工业化发展的阻碍更少，工业化发展的效率相对更高，因此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罗来武和雷蔚，2006)。此外，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外溢效应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缩短了产业发展的历程(郭熙保，2009)。
但是，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使低成本工业化发展模式面临危机。一方面，过度的工业资本积累使人均收入水平并未随工业产值同步提升，生产结构与由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需求结构的不匹配导致产能过剩，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再强劲，并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郭克莎，2000)。此外，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方式引发了矿产资源与能源的过度开采、森林资源的退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不注重投资效率的增长(吴敬琏，2006)。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蔡昉，2011)、中国逐步靠近世界技术前沿，由低成本推进的工业化、简单的技术模仿将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产业结构只有实现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为此，需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机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和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引领中国制造业从过去的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制造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以此促进产业链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和全球经济结构。
(二)空间结构：从单一城市化转向城市集群发展
城市化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集聚过程，通过借助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逐渐放宽，城乡间的要素分割局面被打破，商品交换、要素流动、人口迁移推动了这一时期城市化的较快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从人口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以就业密度度量的规模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范剑勇，2006)，使大城市支付了更高的工人工资(踪家峰和周亮，2015；孟美侠等，2019)。同时，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沈坤荣和余吉祥，2011)。随着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空间也大幅扩张。从土地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以地生财，通过大规模土地征用、开发进行城市扩张(周飞舟，2007；孙秀林和周飞舟，2013)，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开发区为例，城市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加快了企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郑江淮等，2008；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谭静和张建华，2019)。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快速工业化掀起了“造城运动”，客观上加剧了人地失调的城市化，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埋下隐患。首先，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并没有外溢到农村地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城乡间发展模式、发展速度的差异造成城乡分割(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其次，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发展带来的同等福利，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与排斥，“半城市化”特征明显，具体表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职业分割、“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障缺失、交往排斥等方面(白南生和李靖，2008)。最后，中国城市的土地供给制度受制于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指标分配办法，形成逆人口集聚方向的地区配给模式且叠加偏向工业的用途配置模式(余吉祥和沈坤荣，2019)；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空间扩张型城市化而过度举债，也使地方经济发展面临潜在的风险(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张晓晶等，2019)。随着经济增长动力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需要推进更高层次的城市化，从空间扩张型转向人口集聚型的城市群协同发展。城市群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拓展市场边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劳动分工、知识溢出、技术变革扩散，产生正外部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处于对外开放前沿，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具有较好的创新基础，并通过示范作用、溢出效应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三)资本积累结构：从偏向于物质资本转向偏向于人力资本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就是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高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赵志耘等，2007)。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2006)，如果没有效率改善或技术进步，这种高回报现象不会持续出现。公共部门的资本积累与政府行为相关，政府公共投资的外部性抵消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影响，形成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Barro, 1990; Barro & Sala-i-Martin, 1992; Mulligan & Sala-i-Martin, 199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竞争锦标赛使地方政府采取更加直接快速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吕健，2014)，如倾向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张军等，2007)。公共投资规模与资本回报率的门槛效应有关，投资缺口使资本回报率上升，政府投资能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投资过剩使资本回报率下降，政府投资加剧了资本过剩问题(郭步超和王博，2014)。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则取决于两个方向相反的力量，即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的相对大小(Barro & Redlick, 2011)。
中国的资本积累偏向于“物”，公共部门的资本积累偏向基础设施，而私人部门的资本积累偏向房地产。这种资本积累模式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显著贡献，但也弱化了资本积累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开发中的作用。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投资活动，显著促进了物质资本积累，但也会埋下债务危机的隐患。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带来了地区间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的“潮涌现象”(林毅夫等，2010)，导致资本过度积累，由此形成巨大的债务风险(王叙果等，2012)。此外，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关键的自主创新要由创新型人才去实现，各类人才也是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力。只有积极推动培育和积累人力资本的科教文卫体等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李静等，2019)，实现资本积累结构从偏向于“物”向偏向于“人”的转变，才能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储备领军人才、高素质劳动者与潜在购买力。
(四)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从发展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竞争最早出现在Tiebout(1956)的文献中，强调辖区居民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地方政府为了竞争流动性税基而努力改善公共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之间实施“财政承包制”，使地方政府为了竞争流动性税基而支持地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由此在理论上上升为“维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Qian & Weingast, 1997; Qian & Roland, 1998; Jin et al., 2005)。1994年“财政承包制”被“分税制”替代，主要财权上收中央，但地方官员仍然为了政治前途而竞争。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员晋升锦标赛的标的物为GDP或财税收入的增长，由此在理论上上升为“官员晋升锦标赛”(Maskin et al., 2000; Li & Zhou, 2005; 周黎安，2007)。因此，地方政府的“维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和“晋升为目的的经济建设锦标赛”成为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视角。此外，地方政府不仅拥有土地、金融等关键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杨其静等，2014；郑思齐等，2014；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还能够制定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土地出让金返还政策(陶然，2012)、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劳工保障政策等，并通过调整地方税务部门的征管力度对企业的经营成本产生影响(许敬轩等，2019)。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策略性应用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分权激励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许多不合理的竞争手段也产生了巨大的发展成本。地方政府早期的非理性博弈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公共服务的投入，降低了引资质量(杨其静等，2014)，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而当下对土地出让金、污染转移以及金融资源(尤其是无节制地发行地方债)等的过度竞争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环境福利绩效损失以及金融风险累积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正面功能。高质量发展要求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现代化，需要切实转变地方政府“唯GDP论”的经济管理职能，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强化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加强重点领域民生工作，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共享。
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机制
为了壮大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重构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结构，需要充分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完善地方政府激励约束机制与人才培养、集聚机制。考虑到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增强，需要制定化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外部阻击的应对策略，积极适应国际环境演变。
充分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带动作用。新发展理念是引领中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顶层设计，相互贯通、相互促进，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能顾此失彼。其中，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力，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鼓励技术融合创新，从技术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式，通过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乡村振兴，解决当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对生产力的保护与发展，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扩大开放，充分发挥竞争、溢出效应以及广阔市场的正面作用，并以进一步开放倒逼全方位改革。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以寻求活力与秩序的平衡为重点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活力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通过引导、规范其行为，使其在创新发展、人才培养、城市群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继续发挥正面作用。第一，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正确政绩观；需要优化干部考核内容，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需要改进考核办法手段，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第二，在制定相关宏观调控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以及由此引致的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问题，充分考虑地方诉求，更加注重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不搞“一刀切”。第三，不仅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要保持经过实践检验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意见、细则、办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切忌朝令夕改，才能稳定市场信心。
形成高水平育才、识才、聚才、用才体系。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人才的培养集聚与人才红利释放、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集群发展息息相关。为此，要完善人才培养与集聚机制，不断提升人才竞争力。第一，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第二，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第三，优化相关人才政策，从招商引资转向引才引智，要使人才“引得来”，还要使人才“使上劲”，更要使人才“留得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
完善化解国际阻击的应对机制。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历史上多次重演，随着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阻击和全面战略遏制有其必然性。二是对外开放不够全面，许多领域还没有很好地融入世界市场。也需要注意到，化解国际阻击的应对过程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一方面，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必须客观理性全面认识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和严峻性，在此基础上科学研判国际关系新变化、新问题，为积极适应国际环境演变提供对策。另一方面，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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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BASIS, CAPACITY STRUCTURE AND PROMOTION MECHANIS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SHEN Kun-rong ZHAO Qian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ce again emphasizes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economy. Wheth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n be realized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apacity basi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n be expanded, namely, the talent basis transforming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talent bonuses, technical basis transforming from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and imit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basis transforming from gradual incremental reform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demand basis transforming from mainly relying on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domestic market. Bases on the new capacity basi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and optimize the capacity structure, namel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ing from inputs to innovation-driven, spatial structure transforming from single to cluster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structure transforming from material capital to human capital, and 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structure transforming from development-oriented to service-oriente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basi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 the capacity structur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standardize 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 focus on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vitality and order, and form a high-level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mechanism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ob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adapt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pacity basis; capacity structure; promotion mechanism
*沈坤荣，南京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210093，电子信箱：shenkr@nju.edu.cn；赵倩(通讯作者)，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49)的资助，参加本研究讨论的人员有耿强、李剑、余吉祥、沈艳枝、马骏、金刚、刘宇。
(责任编辑:张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