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激进度与公司创新

战略激进度与公司创新*
袁蓉丽 夏圣洁 王化成
[提 要] 公司战略的制定影响公司整体发展方向。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激进度越高，创新成果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和产品竞争较强的情况下，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此外，管理层激励和失败容忍度在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通过分析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对管理层进行经营决策、治理层激励创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战略激进度；公司创新；管理层激励；失败容忍度
一、引言
公司战略关乎公司全局，决定着长期经营计划和未来发展方向。Miles et al.(1978)按照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类型的程度，将公司战略划分为进攻型战略、防御型战略和分析型战略。战略激进度是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的程度，企业激进度越高，表明企业努力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采用进攻型战略。
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现有研究在战略类型划分下对企业绩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王德胜等，2016)，但是由于种种限制，难以进行深入的探讨。按照Miles et al.(1978)的理论，Bentley et al.(2013)对公司战略激进度从财务方面进行了定量衡量，实现了财务与管理学的结合。按照这种衡量方法，已有文献对战略激进度在财务信息质量(刘行，2016；孙健等，2016b；Bentley et al.，2013)、税收规避(Higgins et al.，2015)、市场表现(孙健等，2016a)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公司创新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环节，现有文献并未对公司战略激进度与公司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特别是衡量方式改进后，为深入探索公司战略与公司创新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由此本文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有怎样的影响？第二，在不同情境下，二者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第三，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是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的？
本文利用中国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成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丰富了公司战略激进度有关的研究，拓展了公司战略在公司财务领域的应用。Bentley et al.(2013)利用财务数据从6个维度衡量公司战略激进度，后续学者据此从财务和市场表现等方面探索了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后果。本文考察了战略激进度与公司创新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影响路径，拓展了公司战略激进度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管理层制定企业经营活动计划、治理层激励企业创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二，本文拓展了公司创新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多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创新的影响因素，少有从战略的层面探索创新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了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公司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公司制定经营计划和执行经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发展
(一)公司战略相关理论
现有战略分类的研究中，存在多种分类方式。其中，Miles et al.(1978)依据企业在处理创业管理、运作管理和决策执行三个层面问题时表现出的特征将战略划分为进攻型、防御型和分析型三种类型。基于此分类，后续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例如，王德胜等(2016)研究发现防御型企业的企业绩效最高。
Bentley et al.(2013)利用财务数据从6个方面对公司战略进行衡量，构建了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度量指标，并发现公司战略激进程度越高，财务违规越严重，审计费用越高。继此之后，学者们将会计和战略两个领域相结合，利用财务数据，得出一系列研究结论：战略激进度越高时，会计稳健性越低(刘行，2016)，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孙健等，2016b)，避税水平越高(Higgins et al.，2015)，股价崩盘风险高(孙健等，2016a)，过度投资情况越严重(王化成等，2016)。
(二)公司创新的影响因素
现有实证研究主要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探索公司创新的影响因素。
外部影响因素中，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公司创新的影响因素。在市场环境和市场竞争方面，外资进入水平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沈坤荣和孙文杰，2009)时，公司创新成果越多；在外部监督和保护方面，投资者保护越好(Brown et al.，2009)、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执法力度越大(吴超鹏和唐菂，2016)、银行管制越放松(Amore et al.，2013)时，公司创新成果越多；在外部支持和政策扶持方面，政府对公司创新越支持、提供更多资金等资助(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产业政策相对开放(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公司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形成科技结盟、获得技术支持(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时，公司创新成果越多。
内部影响因素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公司创新的影响因素。在公司治理方面，当公司为非国有企业(张婧和段艳玲，2010)、股权集中度较高(Francis & Smith，1995)、独立董事增加(Blanco & Wehrheim，2017)、高管具有海外背景(罗思平和于永达，2012；Yuan & Wen，2018)时，公司创新成果越多；在薪酬结构方面，员工持有股权水平越高(Chang et al.，2015)时，公司创新成果越多。
(三)假设发展
Miles et al.(1978)认为，进攻型战略的公司追寻市场，需要通过销售新产品、扩大产品差异化以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而防御型战略的公司固定在已有的产品市场，对新产品生产的需求较低。
一方面，战略类型会影响管理层薪酬结构，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进攻与防御类型的战略划分实际上是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类型的划分，每个组织都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市场，并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产品与服务(Miles et al.，1978)。在组织适应环境这一过程中，管理层感知外部环境，并做出相关决策，这些均成为组织有效性的主导因素，管理层既要保持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结合性，又要统筹管理组织内部，使其相互依赖(Miles et al.，1978)。进攻型战略的公司不断地开发新的市场，定位领域比较宽泛，因此需要不断对市场的变化予以监测并及时反馈。在这样的组织中，高昂的人力和物力用于监督环境和观测产品市场，使得作业小组较为分散，因此组织结构较为扁平。为了适应这样的组织结构，就需要灵活地分配工作，通过设计基于市场表现的薪酬结构、奖励求新等方法，使组织不断发展，故而更多采用浮动的薪酬管理模式以刺激管理层对外部环境的感应。相反，防御型战略的公司将目标集中于稳定的产品市场，组织往往无须关注领域外新生事物带来的不可预测的损失，因此技术需求较单一，并将大部分的生产流程集中到一个单一的系统中来。此时，管理层通过集中化的管理活动，以使这个单一的系统可以相互配合协调，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降低成本。其薪酬系统多关注劳动者成本，强调控制系统和工作的规范性，这种组织结构大多采用固定的薪酬。早期学者认为，不同战略的公司应当配备不同的薪酬激励方案，以提高企业绩效(Salter，1973)。Simons(1987)发现，进攻者和防御者奖金占总薪酬比率分别为50%和25%。另一方面，进攻者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因素高，风险较大，为了鼓励管理层积极承担风险，需要通过长期激励的方式以使管理者积极追寻市场，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Rajagopalan，1997)，多采用浮动薪酬激励的方式。已有研究表明，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孔东民等，2017；Chang et al.，2015)。根据薪酬契约理论，最优薪酬契约通过激励降低代理成本，使管理层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会影响管理层追寻创新活动的意愿。通过提高管理层长期薪酬的比例，可以增强创新活动(Holthausen et al.，1995)。Xue(2007)发现当公司选择内部技术发展以提高经营业绩时，公司战略风险较高，此时管理层激励方案将更多选择股权甚至期权的激励方式，通过与长期的业绩挂钩，提高内部技术创新。因此，进攻型战略的公司通过管理层激励以促进研发，创新成果更多。
另外一方面，战略激进度高的公司，其创新的失败容忍度较高，从而创新成果较多。首先，战略激进度较高的公司，其对创新的失败容忍度较高。公司对外部环境的反应程度表现为战略激进程度的不同。当公司采取进攻型战略时，一方面通过对市场及时、广泛地检测，以实时向组织内部进行反馈，从而可以实现内部资源的合理调整；另外一方面，其组织结构较为扁平，可以及时传递组织内部纵向和横向的信息，实现各部门与上下级之间灵活的合作(Miles et al.，1978)。在公司的创新活动中，由于这种及时传递和反馈的机制，提高了风险承担能力，可以更好地确定研发方向，降低在研发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从而提高失败容忍度。其次，企业失败容忍度较高时，有利于创新。公司创新与公司其他的经济活动不同，是一项长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活动(Holmstrom，1989)，在这一过程中将经历无数次失败才可能创新成功。因此，组织的失败容忍度越高，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例如，Francis & Smith(1995)研究发现，当管理层的失败容忍度越高时，企业的创新成果越多。因此，当公司战略激进度越高时，企业对创新的失败容忍度更高，创新成果更多。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H1 公司战略激进度越高，公司创新成果越多。
不同的产权性质可能会影响战略激进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国家常常是企业的大股东，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多是由政府任命，且注重仕途(吴联生等，2010)，竞争意识较弱。因此当公司战略激进度较高时，不太容易调动管理层创新的积极性，导致创新成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另外，国有企业肩负着经济与非经济的社会责任，常常是政府干预经济和进行调控的工具和手段(黄速建和余菁，2006)。为了保证其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公司平稳地运营，这减弱了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影响。而在民营企业中，管理层由董事会任命，对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负责，当企业选择的战略激进度较高时，企业创新成果更多。因此，在民营企业中，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更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2：
H2 在民营企业中，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更强。
产品竞争可能是影响战略激进度与创新关系的另一个因素。在较高的产品竞争环境中，产品更新换代较快，市场不稳定因素和不可预测因素较多(陈志斌和王诗雨，2015)。当公司选择较为激进的战略时，更需要提高创新能力以保证公司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因此创新程度也较高；在较低的产品竞争环境中，产品更新换代较慢，市场更加稳定，公司战略的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也相对较弱。因此，当在较激烈的产品竞争环境中，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更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3：
H3 在较激烈的产品竞争环境中，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6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2007年为起点，是因为研发支出的数据从2007年才可以从数据库获得。在此基础上，样本通过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战略构成变量数据五年内存在缺失的样本；(3)剔除存在其他缺失值的样本；(4)剔除“年度—行业”分组中样本不足5家公司的“年度—行业”分组。本文最终保留了10 444条“公司—年份”观测值。本文所用研发支出和创新专利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研究数据平台(CNRDS)，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模型设计
为检验本文假设1，参照Chang et al.(2015)、He & Tian(2013)、Yuan & Wen(2018)的研究方法设计回归式(1)。为降低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将自变量均滞后一期处理。
Lninventioni,t=β0+β1Strategyi,t-1+Controls
+Industry+Year+ε
(1)
式中，因变量Lninvention表示公司创新成果;自变量Strategy表示公司战略激进度，数值越高表示公司战略激进度越高，越倾向于进攻型战略;β1系数表示战略激进度与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根据假设1，预测β1系数为正显著；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为检验假设2，构建式(2)。其中NSOE表示民营企业，当公司为民营企业时取值为1，否则为0，若其与公司战略(Strategy)交互项系数β3显著为正时，表明民营企业中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影响较为显著。
Lninventioni,t=β0+β1Strategyi,t-1
+β2NSOEi,t-1+β3NSOEi,t-1
×Strategyi,t-1+Controls
+Industry+Year+ε
(2)
为检验假设3，构建式(3)。为衡量产品竞争强度，笔者参考Nickell(1996)的做法，按照产品市场集中程度(HHI)进行划分。HHI表示行业内产业集中度的水平，集中度越高表明行业内有垄断寡头企业，竞争较弱；集中度越低表明行业内企业较为分散，竞争较激烈。其中HighComp表示公司所在行业中的产品竞争环境较强，按照年度内HHI指数的中位数进行划分，公司所处行业HHI指数低于年度内所有行业HHI指数的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若其与公司战略(Strategy)交互项系数β3显著为正时，表明产品竞争环境越强，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关系越显著。
Lninventioni,t=β0+β1Strategyi,t-1
+β2HighCompi,t-1
+β3HighCompi,t-1
×Strategyi,t-1+Controls
+Industry+Year+ε
(3)
(三)变量定义
1. 战略激进度(Strategy)。本文参照Bentley et al.(2013)，从六个方面构建了公司战略激进度指标：(1)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RDS)；(2)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的比值(EMINS)；(3)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S)；(4)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SEINS)；(5)公司员工波动程度(EMPLV)；(6)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PPES)。(1)、(2)、(3)、(4)和(6)均用过去五年的均值来衡量，(5)采用的是过去五年的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来计算。以上六个构成均按照“行业—年度”将样本分组后，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将每组分为五个小组，前5个构成变量分别为最小组、次小组、中间组、次大组、最大组，赋值为1，2，3，4，5，第6个构成变量分别赋值为5，4，3，2，1，将六个小组的评分相加得到了最终的战略评分，形成取值6～30之间的离散型变量，分数越高表示公司激进度越大，越倾向于进攻型战略。另外参考刘行(2016)的文献，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披露时间较晚，考虑到样本量问题，用无形资产近似替代研发支出。
2. 公司创新(Lninvention)。本文采用发明型专利的申请数量度量创新。结合中国《专利法》规定，发明型创新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相比于其他类型创新，其审查标准最为严格，技术含量最高，更能代表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创新的成果(龙小宁和王俊，2015)。Lninvention等于发明型专利申请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
3.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Chang et al.，2015；He & Tian，2013；Yuan & Wen，2018)，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产权性质(SOE)、机构投资者持股(MuFund)、研发投入(R&D)、经营业绩(ROA)、成长性(Growth)、现金流量(CFO)、资产周转率(TAT)、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另外加入了行业和年度哑变量以对年度和行业效应进行控制。变量定义见表1，所有的连续变量均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公司创新成果的均值为1.248，表明样本中的观测值平均每年申请发明型专利的个数为3.483个，战略激进度均值为18.140，表明整体上来讲，公司战略较为激进。另外，国有企业占比61.3%，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平均持股4.2%，研发支出平均占总资产0.8%，资产回报率平均在3%，资产负债率平均52.4%，公司年龄平均2.803年。
表2 描述性统计

说明：(1)本表变量定义参考表1。(2)所有的连续变量均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二)回归分析
式(1)的OLS回归结果如表3中列(1)和列(2)所示，本文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了Cluster处理。在不考虑控制变量时，Strategy的系数为0.013，在5%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Strategy的系数为0.030，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战略越激进，创新成果越多，支持假设1(1)战略构成的其中一个指标“战略(研发)”与创新产出的相关性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对此，笔者计算了不包括战略(研发)方面的战略激进度指标，重新对式(1)进行回归，所得结论与表3基本一致。实证结果可向笔者索取。。
表3 战略激进度与公司创新

说明：(1)本表变量定义参考表1。(2)所有连续变量均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3)为保证标准误在横截面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上的稳健性，均在公司层面聚类。(4)***，**，* 分别表示统计检验在1%，5%，10%水平上显著。(5)本表括号中的值均为t值。下表同。
控制变量中，研发投入(R&D)和公司规模(Size)与公司创新(Lninvention)正向显著相关，成长性(Growth)和资产负债率(Lev)与其负向显著相关，表明研发投入越多、公司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差、资产负债率越低时，创新成果越多。
式(2)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Strategy×NSOE的系数为0.028，在1%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交互项系数为0.015，仍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民营企业(NSOE)增强了公司战略(Strategy)和公司创新(Lninvention)的正相关关系，即在民营企业中，公司战略与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支持了假设2。
表4 战略激进度、产权性质与公司创新

式(3)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Strategy×HighComp的系数为0.039，在1%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交互项系数为0.030，仍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强产品竞争(HighComp)增强了公司战略(Strategy)和公司创新(Lninvention)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产品竞争较强的行业中，公司战略激进度与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支持了假设3。
表5 战略激进度、产品竞争与公司创新

五、稳健性检验
(一)战略激进度的替代变量
本文考虑到样本量的问题，在战略激进度(Strategy)度量中，将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RDS)部分用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进行了替代。参考Bentley et al.(2013)的做法，在不用替代的情况下，重新计算战略激进度(Strategy)，并对式(1)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6所示。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前后，战略激进度(Strategy)与公司创新(Lninventio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1和0.046，均在1%水平上显著，与主结论一致。
表6 战略激进度度量的稳健性检验

(二)遗漏变量的测试
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可能受到管理层特征等遗漏变量的影响。为此，定义管理层特征变量为：管理层年龄(TMT_Age)、管理层性别(TMT_Female)、管理层教育水平(TMT_Edu)、管理层海外背景(TMT_Oversea)、管理层学术背景(TMT_Academic)，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列(1)为式(1)的回归结果。列(2)加入管理层特征控制变量后，战略激进度(Strategy)与公司创新(Lninventio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0和0.032，均在1%水平上显著，与主结论一致。
表7 内生性检验：遗漏变量测试

(三)Heckman两阶段
公司战略的选择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以战略评分的中位数18为界，将公司分为两组，公司战略评分高于18分的划分为较激进组(PRO=1)，低于18分的划分为非较激进组(PRO=0)。本文参考王化成等(2016)的做法，第一阶段选择了战略评分的行业均值(MIndStrategy)和经济板块(Market)作为工具变量，并加入了可能影响战略激进度的其他变量。其中，战略评分行业均值(MIndStrategy)表示公司所在行业的平均战略激进程度，当公司所在行业的大多数企业战略较为激进时，公司为了生存发展也会倾向于采用激进的战略，且行业内某一公司的创新水平与行业整体的战略激进程度无关。经济板块(Market)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发展战略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的市场相对较为成熟且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的市场环境变动较大，需要企业采用激进的战略开拓市场，因此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渐降低，市场越不稳定，公司所采取的战略也越发激进，但某一公司的创新成果与其所在经济板块没有直接关系。本文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为18.223，大于10，且P值为0.000，拒绝了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产权性质(SOE)、股权集中度(Top1)、机构投资者持股(MuFund)、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独立董事比率(Independence)、经营业绩(ROA)、成长性(Growth)、现金流量(CFO)、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笔者把第一阶段Probit模型计算出的逆米尔斯比放入第二阶段中，对式(1)重新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在加入逆米尔斯比(Invmills)后，激进的战略(PRO)仍与公司创新(Lninvention)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214，表明在排除自选择问题后，主模型结论不变。
表8 内生性检验：Heckman两阶段

六、渠道分析
如前所述，一方面，公司战略会影响管理层激励，战略激进度越高，管理层激励水平越高，进而提高了公司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战略激进度越高时，公司的创新失败容忍度越高，所能承担的风险水平越高，从而创新成果越多。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公司战略与创新的内部机理，即管理层激励和失败容忍度是否为公司战略激进度与公司创新关系的影响路径。
本文参考Sobel(1982)的研究方法，用式(1)、式(4)和式(5)来检验公司战略激进度、管理层激励和公司创新之间的关系，用式(1)、式(6)和式(7)来检验公司战略激进度、失败容忍度和公司创新之间的关系。
ExIncentivei,t-1=β0+β1Strategyi,t-1
+Controls+Industry
+Year+ε
(4)
Lninventioni,t=α0+α1Strategyi,t-1
+α2ExIncentivei,t-1
+Controls+Industry
+Year+ε
(5)
Riski,t-1=β0+β1Strategyi,t-1+Controls
+Industry+Year+ε
(6)
Lninventioni,t=α0+α1Strategyi,t-1+α2Riski,t-1
+Controls+Industry
+Year+ε
(7)
式中，式(4)检验了公司战略激进度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管理层激励(ExIncentive)是哑变量，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取值为1，否则为0。按照Core et al.(1999)和Frydman & Saks(2010)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产权性质(SOE)、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独立董事比率(Independence)、经营业绩(ROA)、现金流量(CFO)、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市账比值(MTB)、股票回报率(Return)、股票波动性(StockVol)。式(5)在原有式(1)中加入了管理层激励(ExIncentive)，为了验证管理层激励的中介效应，本文利用Sobel(1982)检验方法，当式(4)β1×式(5)α2显著性异于0时，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其中，式(6)检验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失败容忍度的影响。根据假设理论发展，失败容忍度(Risk)采用上市公司所承担的经营风险水平进行衡量，为行业中位数调整的5年总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按照李健等(2018)的研究模型，本文增加以下控制变量：经营业绩(ROA)、成长性(Growth)、现金流量(CFO)、资产周转率(TAT)、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式(7)在原有式(1)中加入了失败容忍度(Risk)，以检验战略激进度和失败容忍度对创新的影响。为了验证失败容忍度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Sobel(1982)检验方法，当式(6)β1×式(7)α2显著性异于0时，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表9的列(2)和列(3)分别列示了式(4)和式(5)的回归结果。列(2)中，Strategy的系数为0.001，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战略(Strategy)与管理层激励(ExIncentive)显著正相关，即公司战略越激进，上市公司越有可能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列(3)中，公司战略(Strategy)和管理层激励(ExIncentive)的系数分别为0.035和0.288，分别在1%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战略(Strategy)和管理层激励(ExIncentive)均与公司创新(Lninvention)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通过Sobel检验，发现β1×α2系数显著异于0，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即公司战略通过管理层激励影响公司创新。
表9 战略激进度、管理层激励与公司创新

表10的列(2)和列(3)分别列示了式(6)和式(7)的回归结果。列(2)中，Strategy的系数为0.001，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战略(Strategy)与失败容忍度(Risk)显著正相关，即公司战略越激进，其失败容忍度越高。列(3)中，公司战略(Strategy)和失败容忍度(Risk)的系数分别为0.031和0.326，在1%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战略(Strategy)和失败容忍度(Risk)均与公司创新(Lninvention)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通过Sobel检验，发现β1×α2系数显著异于0，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即公司战略激进度可以通过失败容忍度影响公司创新。
表10 战略激进度、失败容忍度与公司创新

七、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使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发现公司战略激进水平越高，创新成果越多，即相对于防御型公司，进攻型公司的创新成果更多。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在民营公司和产品竞争较强的情况下，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研究发现了管理层激励和失败容忍度二者关系的影响机制，即战略激进度越高，管理层激励水平越高，失败容忍度越高，创新成果越多。
本文的研究理论上丰富了战略激进度的经济后果和公司创新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发现了管理层激励和失败容忍度是其中可能的影响渠道。从实践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公司管理层如何制定战略计划以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参考，为公司治理层如何通过管理层激励手段和提高失败承担能力以提高公司创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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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TRATEG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YUAN Rong-li XIA Sheng-jie WANG Hua-cheng
(Renmin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formulation of business strategy affect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for 2007-2016, we examine whether business strategy affects corporate innovation. We find that more radical business strategy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usiness strateg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when the companies are private or in highly competitive products market. Moreover, management incentive and risk tolerance appear to be underlying channels through which business strategy affects corporate innov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business strategy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this paper plays a reference role for the management to make business activity plan and encourage corporate innovation.
Key words: business strategy; corporate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centive; risk tolerance; ownership; product competition
*袁蓉丽、夏圣洁(通讯作者)、王化成，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yuanrongli@rmbs.ruc.edu.cn。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2179)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杨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