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增长与稳定视角的企业规模与地区经济关系研究

基于增长与稳定视角的企业规模与地区经济关系研究*
李苏苏 叶祥松 张少华
[提 要] 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借助Lee et al.,(2013)分析框架检验了我国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研究表明：(1)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型企业更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缓解地区经济波动。这种积极作用存在典型的门槛效应，将因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进一步增强。(2)同时发展不同规模企业有利于地区经济稳定，但是我国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发展不协调显著抑制了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3)在规模上我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一个门槛比例，超过这一比例，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稳定效应都会得到增强。抓好大型企业发展和搞活企业生态建设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经济增长；经济波动
一、引言
地区层面的经济竞争与发展一直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之一(张五常，2012)。企业作为参与地区经济竞争与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其创立、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是促进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标杆”型的大型企业更是因其在研发、生产、融资、营销等方面的规模优势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Chandler，1977，1990；Schumpeter，1934，1942；Lee et al.,2013)。具体到我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哪一种规模企业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哪一种规模企业又更有助于缓和经济波动？它们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着良好的协同效应？认真识别和回答不同规模企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探讨不同规模企业在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中的协同关系，对寻找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新动能、稳定我国地区经济以及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经济学文献早就指出了大企业崛起和经济起飞的关系。Schumpeter(1934，1942)和Chandler(1977，1990)曾强调大型企业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和德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的系列研究为后来学者考察大型企业的贡献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中小型企业(SMEs)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中小型企业不仅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场所(Beck et al., 2008；Dietrich，2012)、保持创新活力的主要群体(Hallberg，2000)，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Beck et al.,2005；Beck & Demirguc-Kunt，2006)和减少贫困的主力军(Vandenberg，2009)，在创新实验阶段、技术扩散阶段，以及新产品、新方法、新设备的应用等方面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周卫民，2011)。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小型企业还有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Schmitz，2010)，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取得开放红利。
然而，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企业生态。
关于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但基本上停留在国家层面，忽略了中国经济起飞与快速发展中地区经济竞争这个大背景以及这个背景下不同规模企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及结合实际经验，尝试提出三个假说并对它们进行检验以推进相关研究。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1)从微观企业层面理解地区经济增长和波动，实证分析我国不同规模工业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效应，丰富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规模工业企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将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纳入同一框架体系，分析两者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与相互作用，从而为正确处理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关系提供依据。
二、不同规模企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涌现出大量的中小型企业，成长了一大批大型企业，它们的繁荣发展成就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如图1所示，图(a)列示了当前购买力水平下我国GDP以及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销售总值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它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递增趋势，且中小企业销售总产值曲线高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以99%的企业数量贡献了地区生产总值的60%，中小企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要大于大型企业。图(b)和图(c)列示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变动趋势。发现不管在哪个地区，不同规模企业的销售总值都呈现出递增变化。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的总体规模也最大，表现为销售总值相对最高。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其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的总体规模也相对较小，销售总值相对较低，再次说明企业的地区分布不均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徐涛，2007)。再从图(a)中曲线的形状来看，GDP变动曲线与中小型工业企业销售总值的变动曲线的形状非常接近，似乎可以揣测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中小企业销售总值的波动是构成地区生产总值波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当然，这一命题还有待实证检验。

图1 GDP、大型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各省份大型工业企业、中型和小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份GDP整理得出，按照研究的需求，将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合并为中小型企业，图2、图3同。
本文尝试用散点图更直观地来揭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总体规模与地区GDP之间的关系。如图2(a)、图2(b)和图2(c)所示，分别采用销售总值、用工人数、资本总额三个指标来衡量各省份大型企业的总体规模，可见无论采用何种指标，我国大型工业企业的规模都与地区GDP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同样地，如图3(a)和图3(b)所示，无论采用销售总值还是用工人数，中小型工业企业的规模也都与地区GDP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可见，企业规模在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与地区经济增长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

图2 地区GDP与大型工业企业总体规模之间的关系

图3 地区GDP与中小型工业企业总体规模之间的关系
再具体到各省份来看，上述的这种正向关系在省份层面也成立。(1)限于篇幅，我国各省份当前购买力水平下GDP、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变动趋势图略去，需要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资料显示，除上海、河北、浙江、甘肃的少数省份以外，中小型工业企业的销售规模都高于大型工业企业。且总体来看，GDP总值较高的省份，其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也相对较高，如东部地区的山东、广东、江苏、浙江四省，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省。相应地，像宁夏、甘肃、青海三省份，大型、中小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生产总值也相应较低。体现了工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企业发展在地区经济竞争中的突出贡献。
中小型企业对地区GDP总量的贡献要比大型企业要大，具体表现为中小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曲线基本上都高于大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曲线。那么，在单位要素的产出上，两类企业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本文以劳动要素为例，用各省份不同规模企业的销售总值除以相应的用工人数，考察各省份不同规模企业的人均销售产值状况。除了少数省份的某些年份外，大型企业的人均销售产值均要高于中小型企业，说明尽管中小型企业对地区GDP总值的贡献要大于大型企业，但是其单位要素产出要比大型企业低。二者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如何？该问题仍然需要后面的计量分析来解答。
总之，由上述分析可见，不同规模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关系，不同规模企业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中可能起到了不同作用，尤其是大型企业对总量经济增长以及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提出理论假说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不断深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企业大型化和集中化的趋势正愈演愈烈。纵观近20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无不伴随着大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各国的发展体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利用历史和文化基因大力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其二，注重技术能力的培养，优先发展大企业，合理运用大企业的各种优势是后发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与崛起的重要经验。
如前文所见，随着大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凸显，以Schumpeter(1934，1942)为代表的创新增长理论、Chandler(1990)为代表的企业成长制度变迁理论、Williamson(1975)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型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大型企业具备创新优势；(2)可以实现大规模生产和网络化分销；(3)有益于技术扩散，促进资源合理配置；(4)节省交易成本，填补制度空间。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少学者(臧跃茹，2000；刘元春，2001)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对大型企业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作了相应的研究。针对中小企业的研究方向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中小企业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Hallberg，2000；Beck et al.,2005；Beck & Demirguc-Kunt，2006)；(2)中小企业能够帮助降低贫困和促进就业，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Beck et al., 2008；Dietrich，2012；Vandenberg，2009)；(3)中小企业往往更容易受到制度和市场失灵的限制。
结合我国经济快速起飞过程中的企业发展来看，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具有突出的规模经济优势与技术创新优势。规模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销售、广告、采购、研发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中，这为大型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效率与收益。在我国过去短缺经济以及国家偏向重工业的发展中，规模经济要求导致产业内出现大型设备的巨额投资和生产与销售的规模化。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市场竞争愈演愈烈，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要求对高技术设备进行巨额投资以及对知识型人才资源的广泛网罗和对广告宣传的巨额支出，很显然，这些投资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做到(杜轶，2014)。具有规模经济要求的传统产业通过与现代高技术的结合转向大规模定制与新技术应用的新型企业经营模式，这也是一般中小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根据Schumpeter(1942)的观点，对市场的垄断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必要条件，大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主要体现为：有能力对资本设备和人力资源进行巨额投资，能够承担技术创新所需的巨额固定成本投入；拥有大量的科学知识和复杂技术的储备；具有较好的风险承担能力，能通过向不同研究项目投入的分散化来降低创新风险，也更能发现创新的市场价值以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具有研发的规模经济和后期的市场垄断获利能力。后人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熊彼特假说”：创新与垄断力量正相关；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具有创新优势。作为“熊彼特假说”的第一个回应者，Arrow(1962)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竞争要比垄断更具有创新激励，中小企业更有利于技术创新。主要原因在于垄断者通常安于现状，而竞争越激烈，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而进行的创新激励越强烈，这被称为“阿罗假说”。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受制于包括初始竞争水平与经济体制的影响。Aghion et al.(2002)认为当经济环境的初始竞争水平较高的时候，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一般为渐进性创新，难以开展突破性创新活动，新产品与新工艺的同质化较为严重，中小企业间的技术竞争本质上是成本竞争，产品附加值率难以提高，会对经济整体增长产生抑制作用。Aghion et al.(2015)进一步探讨了经济体制的影响效果，认为只有当市场经济竞争体制较为完善、各项法律法规都比较成熟时，才能有效保护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不被他人剽窃，鼓励中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在市场经济制度相对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增长更依托于大型垄断企业开展的破坏性创造行为。因此，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初始竞争水平偏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的中国而言，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更能通过创新活动推进地区经济增长。
综上，大型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目前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低，还处于“上规模，提质量”的阶段，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有利于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配套协作水平，形成合理的经济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有利于地区存量资产的重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加快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促进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伴随着对外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有利于加快地区经济的增长。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1 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且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对地区经济增长有加速促进作用。
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具有中小型企业不可比拟的明显优势，大型企业的发展更有助于地区经济稳定。(1)大型企业具有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大型企业存在技术、设备、资金和人力资本等诸多内在优势(姚洋和章奇，2001)，且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动力与实力，可通过战略安排、资源配置来保证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中小型企业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使自己生存，外部冲击可能直接导致其被淘汰，中小企业频繁的进出(Aghion et al.，2015)在保持地区经济活力的同时会加大地区经济波动。(2)大型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能通过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大批量生产获得成本和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在技术开发、市场营销上具有强大经营能力。其产品技术含量高，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受众和零部件供应商，且因其产品多、产量大、市场面广，可能辐射到多个行业、多个市场(Gabbitas & Gretton，2003)，经营相对稳定。(3)大型企业具备强大的融资能力，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公司债券、外债等方式募集庞大的资金，而资本市场也更倾向于将信贷分配给大型企业。此外，由于大型企业还担负着国民经济主导产品的生产，有机会以开发援助、振兴产业、防止破产等名目筹措到巨额的国家资金(Gilchrist，1994)，这都有益于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因此，在大企业较多的地区经济可能相对稳定。Smyth(2000)曾指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大型企业是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保持稳定增长的源泉动力，并且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品结构趋同、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通过重组并购，在扩大大型企业规模的同时，不仅可以消化原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风险，提高存量资产的运行效率，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地区经济结构。此外，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更有利于发挥其市场主导作用，有助于将分散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有助于应对国外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所带来的冲击。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2 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更有助于地区经济稳定，且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能进一步缓解地区经济波动。
从已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都将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割裂开来，没有将它们同时置入统一经济系统中来研究。事实上，大型企业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可以忽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为只有大量初创的中小企业不断涌现，才会有大型企业不断兴起，而大型企业的强大又是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保证。处于同一经济体系中的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带动关系、产业链上的协助关系、经济生态网络中的竞合、共生共存关系。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企业大型化和微型化都是现代化生产技术需求的发展方向。大型企业通过“外包”或“转包”等方式与中小企业在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品上形成一种以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差异化企业社会分工协作关系(庄晋财和陈剑林，2004；孙燕一等，2008)，以及在保洁、后勤、物流、远程客服服务等方面的承包关系组织外围协作，把各种企业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一个先产业后市场的内在稳定机能。此外，大型企业还可以联合中小企业以“组团式协同作战”方式共同参与国际市场与资源配置。依靠其规模生产、市场份额、广泛的网络、良好的信誉和产品质量，乃至企业文化去影响和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其在产业界和经济界的影响力带动中小企业，协调产业发展并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运行，发挥一种介于政府与中小企业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桥梁作用(杜轶，2014)。
对于地区来说，要实现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就需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龙头大型企业的带动作用，并促进中小企业形成外围集聚，形成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中小型企业分工协作、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合理企业规模结构。从经济生态系统来看，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大型企业需有适当数量的中小企业与之相匹配，以促进彼此的协同发展。目前，我国大型企业的总体规模还严重偏小，所以，应该持续扩大大型企业的总体规模。扩大大型工业企业的规模，加强与中小微企业的协作配套是促进企业整体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实选择，是促进产业链对接、价值链增值和实现功能互补、和谐共赢的一种联动发展战略。通过协作配套形成独具地区优势和特色的产业链、产品链及其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振兴发展、增加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3 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需有良好协同关系，当大型企业同中小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相匹配时，将更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
四、不同规模企业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我国2001—2016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不同规模企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通常来说，面板数据分析多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于抽样数据往往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总体样本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是我国经济分析中较典型的总体样本数据，故本文采用稳健性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作为基准来进行估计。由于企业规模扩大与数量增长可以推动地区经济总产值的增长，同时，企业规模和数量也会随着地区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增加，即地区生产总值与企业规模之间可能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引发内生性问题，所以本文采用GMM模型对基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模型为：
Yit=ci+αBigit+βXit+vt+εit
(1)
Yit=ci+αSMEit+βXit+vt+εit
(2)
式中，i表示我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t表示年份；Yit表示各省GDP；Bigit和SMEit为关键解释变量，表示各地区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业企业的规模；X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借鉴经济增长文献的研究，本文选取人口数(POP)、人均收入水平(income)、资本投资率(invest)、人力资本水平(human)、创新能力(ino)、城市化水平(urban)、对外开放度(open)等为控制变量。人口采用各省份年末人口总数衡量；人均收入水平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资本投资率用当前购买力下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测度；人力资本水平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创新能力采用10万人拥有的专利数量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用各省份城镇人口数占地区总人口数之比来衡量；对外开放度采用当前购买力下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测度。对各省份GDP及GDP的一阶滞后、人口总数、人均收入水平、销售总值、资本总额、用工人数所表示的企业规模分别取对数处理。因为所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经济发展水平会随时而变，故对时间也予以控制，表示为t。式中c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个体效应；vi表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服从正态分布，且ci与εit不相关。
本文所使用的各省份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资产总额和用工人数，均来自2001—2016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地区GDP、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总额、物价指数、城市化率、各地区专利授权数、政府支出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地区就业总人数来自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处理。实证中将所涉及的名义价格变量都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平减。GDP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平减；人均收入水平用地区消费物价指数进行平减；企业工业销售总值采用各地区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资本总量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
(二)实证解析与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不同规模企业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本文以各省份GDP为因变量，分别以各省份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BigSit和SMESit为核心变量，根据模型(1)和模型(2)使用稳健性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使用小样本条件下系统GMM两步标准误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增加Collapse选项以减少工具变量个数。(2)限于篇幅，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地区增长效应和稳健性检验表略去，本文保留了对表中数据的说明，有需要详细数据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拟合优度分别为0.865和0.844，说明模型设定合理。从系统GMM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均通过了AR自相关检验和Hansen检验。运用LLC,IPS,ADF等方法，对模型(2)、模型(4)、模型(6)、模型(8)GMM估计模型中的残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GMM估计的面板残差均是平稳的，即模型不存在伪回归。从结果来看，FE的估计结果与GMM的估计结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上差异均不大，说明地区生产总值与企业规模之间虽然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总体来说对估计结果影响不大。从FE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企业规模系数都显著为正，且显示大型企业销售总值扩大1%，地区GDP总额增长0.147%;中小企业销售总值扩大1%，地区GDP总额增长0.078%，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说，即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更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这与姚洋和章奇(2001)、周卫民(2011)的观点相一致，即尽管中小型企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要大于大型企业，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大型企业要高于中小型企业，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国各地方政府对大型企业怀有特殊偏好的重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小型企业在设备、技术、人才和资金上均没有大型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其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往往高于大型企业，或者说边际产出低于大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更为明显的要素效率损失。因此，中小型企业的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都低于大型企业。从回归结果来看，地区经济总量主要还受到地区人口总量、人均收入水平、地区城市化水平及创新能力的影响。
考虑到企业规模不同的指标衡量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用不同的关键变量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具有绝对的资本优势；而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更能拉动地区就业。因此，本文分别采用各省份大型企业的资本总值BigKit、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SMELit为关键变量对上述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各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均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说明模型稳健性良好。从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规模系数的比较来看，也能得到一致结论，即大型企业相较中小型企业更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分析
上述稳定关系是否同时存在于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还是在各地区存在异质性效应？本文将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具体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数据特征已不满足大N小T结构，所以本文直接用FE模型来进行估计。从表1的估计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大型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0.076但不显著，而中小型企业规模系数为0.099，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型企业规模的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值较中小型企业规模要大，分别为0.190和0.145，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大型企业较中小型企业更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为什么作为企业数量和规模都较大的东部地区这一系数反而不显著呢？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在我国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涌现出大量的私营、个体经济为代表的中小型企业，它们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因此，中小企业成为当地经济中最活跃的原子，经济发展乐谱当中的主旋律。但就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尤其是与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相比较，东部地区的大型企业的总体规模还是不够大。李旭超等(2017)就借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发现由于资源错配破坏了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的对应关系，造成先进生产力利用不足，落后产能过度扩张，从而导致我国大型企业数量不足。从回归结果来看，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有所差异。除企业外，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群体庞大、人均收入较高、人力资本丰富，具有较强的消费拉动效应。而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其他方面的优势也较东部、中部不足，企业在该地区经济增长上的重要性反而得到凸显。这一实证结果表明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大型企业、进行企业规模扩张对当地经济增长越是重要，这可能与大型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以及引领性作用有关。
表1 不同规模企业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中的增长效应

注： ***,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相应的t统计量值。下同。
(四)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地区经济增长
1.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上述实证清晰表明大型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大型企业规模不够大，隐含意义就是进一步发展大型企业可以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但是大型企业是否可以无限扩张，即大型企业的过度扩张是否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检验。不可否认，大型企业的寡头领先地位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带来“垄断租金”，阻止新企业的进入，削弱市场竞争，甚至可能加剧资源配置扭曲。即大型企业的过度扩张或对大型企业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制约作用。借鉴Hansen(1999)的门槛模型，本文选取大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BigSit作为门槛变量，来考察我国大型工业企业规模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检测对象为2001—2016年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份，建立如下模型：
Yit=β0+λ1×I(BigSit<γ1)
+λ2×I(γ1<BigSit<γ2)
+λ3×I(BigSit>γ2)+β1Xit+εit
(3)
式中，γ为待估门槛值；Yit表示各省份的GDP；λ1,λ2,λ3为相应的门槛回归系数；I(·)为指标函数，当括号中条件满足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如人口数(POP)、人均收入水平(income)、资本投资率(invest)、人力资本水平(human)、创新能力(ino)、城市化水平(urban)、对外开放度(open)。考虑到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的经济体系，笔者将中小型企业的规模(SMES)和各省份市场化水平(market)也进行了控制。同样地，对各省份GDP、人口总数、人均收入水平，以及销售总值所表示的企业规模分别取对数处理。
2.实证解析。经检验，在以大型工业企业销售总额对数BigSit为门槛变量时，模型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单门槛、双门槛的原假设，但不能拒绝不存在三门槛的原假设。单门槛的估计值为5.927，双门槛的估计值为5.923和8.908。本文主要以双门槛效应来说明问题。(3)限于篇幅，大型企业的地区增长和经济稳定效应的门槛表略去，本文保留了对数据显示的说明，需要详细数据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数据显示，从门槛模型参数估计来看，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加速增长。具体到双门槛模型来说，在大型工业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5.923时，其对地区经济总量的影响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0.121。当大型工业企业规模位于5.923至8.908之间时，其对地区经济总量的影响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0.150，表明当大型企业规模高于门槛值5.923时，对地区生产总值会产生显著的加速增长效应。当大型企业规模高于门槛值8.908后，其对地区经济总量的影响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0.140，增长趋势有所放缓，但仍旧高于前面的0.121。这与Lee et al.,(2013)提出的对大型企业过度依赖会倾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的结论存在显著差异。背后原因可能存在两个解释：(1)是由研究样本差异造成的。Lee et al.,(2013)采用的世界500强，商业周刊1 000强和福布斯2 000强这样世界级的大型企业样本数据，这些大型企业不仅是国际性的大企业，而且对各个产业可能已经形成一定的垄断，对经济增长已开始产生负面影响。据统计我国大型企业的平均规模不及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而本文所采用的我国工业企业样本中也未出现这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垄断性程度并不算太高，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目前，我国经济还处于赶超阶段，企业的发展还需要“上规模，提质量”，从国际竞争层面来看仍然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在国际主流产品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掌握国际行业规则和产品标准制定的大型企业，从数量上来说我国还处于“大型企业缺失”状态，这一点已经被国内学者证实(李旭超等，2017；王永进等，2017)。所以，对处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增加大型企业数量和规模，对我国和地区经济增长均能起到加速促进作用。
五、不同规模企业的地区经济稳定效应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上述研究表明，大型工业企业不仅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由于我国大型企业规模仍然不够大，大型企业规模的扩张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快速增长，还必须保证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稳定，也就是较小的经济波动。因此，随之而来问题是，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发展是否更有助于地区经济稳定？本文借鉴Blanchard & Simon(2001)的方法，采用实际GDP对数的5年滚动标准差来度量经济波动volit，以更好地反映经济波动随时间变化趋势。本文采用2001—2015年除西藏以外的省级面板数据，以不同规模企业销售总值的对数BigSit和SMESit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检验它们对于地区经济稳定的贡献。以大型企业为例，如果大型企业规模系数BigSit显著为负，则说明大型企业倾向于减少地区经济的波动性，即大型企业有助于地区GDP总值的稳定。企业规模扩大与数量增长在增加社会就业、稳定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地区经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环境下，经济波动增加了企业投资与经营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决策。因此，企业发展与地区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而引发内生性问题。所以本文采用稳健性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作为基准来进行估计，使用小样本条件下系统GMM两步标准误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增加Collapse选项以减少工具变量个数。
volit=ci+αBigit+βXit+vt+εit
(4)
volit=ci+αSMEit+βXit+vt+εit
(5)
式中，Xit表示一组影响经济波动的变量，根据Levine & Renelt(1992)和Ramey & Ramey(1995)以及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关于经济波动的研究，本文选取人口增长率(popr)、人力资本水平(human)、创新能力(ino)、政府规模(gov)、资本投资率(invest)、市场化程度(market)、对外开放程度(open)、取自然对数的期初GDP(base)以及时间(t)作为控制变量。人口增长率用各地区年末人口增长率来衡量；政府规模用当前购买力下政府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market)用王小鲁等(2017)测度的数据；取自然对数的期初GDP(base)，用每五年期的第一年实际GDP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其系数主要用来描述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性；其他变量解释同前。
(二)实证解析与稳健性检验
运用LLC，IPS，ADF等方法，对模型(2)、模型(4)GMM估计的残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GMM估计的面板残差均是平稳的，即模型不存在伪回归。(4)限于篇幅，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经济稳定效应分析表略去，文中保留了分析性论述，需要详细数据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从不同规模企业的经济稳定效应分析的估计结果来看，FE的估计结果与GMM的估计结果在系数大小上差异均不大，说明虽然地区经济稳定性与企业成长之间相互作用而存在内生性问题，但对估计结果总体影响不大。大型企业规模变量的系数为-0.012，在GMM模型中甚至在5%的显著水平下为-0.026，中小企业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0.032，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假说，即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更有利于地区经济稳定。其主要原因可能是：(1)是由所生产产品的属性和企业行业地位差异决定的。大型企业由于有着确定的主流产品和在市场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其业绩相对稳定，进而对地区经济的贡献也相对稳定。而中小型企业主要从事一些日常用品的生产或者给大型企业做配套生产，其业绩受市场以及大型企业需求的影响较大，再加上中小企业的数量占我国企业数量的90%以上，因此容易对地区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2)是由企业动态演变决定的。相较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的数目众多，且进入和退出市场更为频繁，这种频繁的进出在保持企业生态活力的同时客观上加大了地区的经济波动，成为造成地区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3)是由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差异性决定的。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动与冲击下，大企业因其强大的融资能力与成熟的管理应对能力表现比较平稳，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经济增速下滑，起着政府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马光威和王方，2016)。而中小企业往往因外部融资困难再加上内部管理不足，在外部冲击来临时容易形成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进而出现大量倒闭，引发社会失业问题，加剧经济波动。
考虑到不同的企业规模衡量指标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分别使用各省份大型企业的资本总值对数BigKit和用工人数对数BigLit，以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对数SMELit为关键变量，采用FE模型对上述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各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均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说明模型稳健性良好。从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系数大小与显著性的比较来看，基本上能得到一致的结论，即大型企业相较中小企业更能有效缓解地区经济波动。
(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分析
同样地，本文采用FE模型来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规模企业的经济稳定效应进行检验。
表2的估计结果基本上能说明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更有利于地区经济稳定，其中大型企业在东部地区的这种稳定效应最为明显，其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0.035，说明越是发达地区发展大型企业越有利于经济稳定。可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解释：(1)从大型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数量最多，且总体规模最大，这些大型企业构成地区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大型企业所具备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使得东部地区具有更强的抗风险和抗冲击能力。(2)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在这个充分社会化、商业化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已经具备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社会化连接渠道也更加多样化，在人才资源获取、融资、产品分销等渠道上都具备优势，抗风险能力更强。再加上大多数大型企业都已拓展多样化经营策略，就算是某类产品受到冲击，也不会对整体经营状况造成太大的影响。
表2 不同规模企业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中的稳定效应

再来看中部地区，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分别为0.023和0.032，说明在该地区两类不同规模的企业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经济波动，相对而言大型企业的影响较小些。在西部地区，大型企业的系数为-0.019却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经济体系欠成熟，大型企业的数量少，总体绝对规模以及相对规模都偏小，还不能对地区经济稳定产生显著影响，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发展大型企业、扩大企业规模对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十分紧迫。
(四)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地区经济稳定
1.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本文选取大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的对数BigSit作为门槛变量来考察我国大型工业企业规模扩张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检测对象为2001—2015年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份，建立如下模型：
volit=β0+λ1×I(BigSit<γ1)
+λ2×I(γ1<BigSit<γ2)
+λ3×I(BigSit>γ2)+β1Xit+εit
(6)
式中，volit表示各省份的经济波动水平；γ为待估门槛值，同样地，λ1,λ2,λ3为相应的门槛回归系数；I(·)为指标函数；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如中小企业销售总值的对数SMES、人口增长率(popr)、人力资本水平(human)、创新能力(ino)、政府规模(gov)、资本投资率(invest)、市场化程度(market)、对外开放程度(open)、取自然对数的期初GDP(base)以及时间(t)。
2.实证解析。经检验，在以大型工业企业销售总额的对数BigSit为门槛变量时，模型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单门槛、双门槛的原假设，但不能拒绝不存在三门槛的原假设。单门槛的估计值为8.122，双门槛的估计值为8.122和9.197。本文以双门槛效应来说明问题。
门槛模型参数估计显示，在大型工业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8.122时，它对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系数为-0.004；而当大型工业企业规模位于8.122和9.197之间时，系数为-0.007；当高于门槛值9.197时，大型企业对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系数为-0.009。尽管双门槛估计值的系数并不显著，但结合单门槛的估计结果，亦能说明大型企业的规模持续扩张在缓解地区经济波动上具有递进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规模越大，其所具备的内生动能越是强大，发展潜力也越大，以大型企业为主体同众多中小企业建立的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稳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协作关系，可以提高中小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实现“以大带小、以小促大”的融通发展格局，从而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所形成的地区经济生态系统亦越是稳固，自然也就越能抵御外部冲击的影响，从而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
六、不同规模企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协同作用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在经济发展中，中小型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能快速适应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结构(史修松和刘军，2014)，因此保证了整个企业生态经济的活力。而大型企业因其行业的领导地位与创新优势，引领着行业的发展和地区经济走向。两者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承担着不同的经济功能，它们之间发展不协调势必会对当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在同一模型框架中同时考察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本文在模型中同时引入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变量及它们的交互项以探讨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中所起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Yit=α0+α1BigSit+α2BigSit×SMESit
+α3SMESit+α4Xit+εit
(7)
volit=α0+α1BigSit+α2BigSit×SMESit
+α3SMESit+α4Xit+εit
(8)
式中，Bigit和SMEit分别表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具体地，绝对变量为企业销售总值的对数BigSit和SMESit；相对变量为销售总值占各省份GDP的比重Bigsit和SMEsit。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交互项为Bigit×SMEit，相应地，绝对规模用inter1表示，相对规模用inter2表示(本文已对交互项作中心化处理)。控制变量Xit分别同前式(3)和式(6)。主要考察模型中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规模变量和交互项inter1和inter2符号及其显著情况。(5)限于篇幅，不同规模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相关数据略去，文中保留了相关的分析，有需要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二)实证解析
首先看绝对规模，见表3列(1)、列(2)，大型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0.133。相较而言，中小企业显得微不足道，系数为0.054，且不显著。引入交互项inter1以后，交互项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029。再来看相对规模，大型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211，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28且并不显著，加入交互项inter2以后，交乘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368。说明不管在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上，我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良好的协同效应，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造成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主要有：(1)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较大可能表现为“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松散组织联系，作为“主角”的大型企业兼当“配角”，搞“大而全”；作为“配角”的中小企业又充当“主角”，搞“小而全”。从而大型企业难以从中小企业获得低成本、高品质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而中小企业也难以从大企业获得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支持。(2)两者之间呈现出竞争大于合作，甚至“以大欺小”的关系。中小企业可能因实力不足而受到大型企业的排挤，大型企业往往因其垄断优势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要求以更低的价格来获得零部件或中间产品，剥削中小企业的正常利润。(3)合作中存在大企业将风险转嫁给中小企业的情况。长期为大企业配套生产使得中小企业在经营上过度依赖大型企业，因而使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下降。大企业的产品发包一般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状况下达，如果大企业的经营状况不理想，那么中小企业的前期投资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转嫁给了中小企业从而影响了合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为配套协作提供了反面的示范。很显然，这些都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业化、规模经营和分工协作的要求不相适应。(4)行业集中度偏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龙头企业的规模与数量、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直接影响地区产业协作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成长了一批大型企业，但是，从我国广博的地域和庞大的经济总量上看，大型企业的数量还是偏少的。具体到每个省份来说，大型龙头企业数量严重偏少，尤其是在广大的中部、西部地区。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稳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协作关系，可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带动和促进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增加就业，促进富民。但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型龙头企业数量偏少，辐射能力欠佳，协同发展联结不紧密，因而使得这种协同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大打折扣。再加上我国很多地区中小企业配套低，达不到大型企业的协作配套需求，或者因企业之间供需信息不对称，无法找到自身利益的切合点，协作配套困难甚至无法开展。这都不利于我国不同规模企业协同效应的发挥。
从企业规模对经济稳定的影响看，大型企业有利于经济稳定，其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020，相较而言，中小企业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036。引入交互项inter1以后，交互项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0.009。从相对规模来看，不同规模企业的系数符号均和绝对规模下保持一致，且在引入交乘项inter2后，交互项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114。说明不管在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上，尽管我国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非协同现象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但同时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还是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稳定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经济体系中的微观主体，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均不能孤立存在，它们有着互补的经济功能。若只注重发展大型企业，这样的大型企业必然不能“面面俱到”而真正做大做强；若只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市场必定缺少强有力的“增长极”微观驱动，地区经济可能陷入疲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利于应对外部与市场的冲击、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就不仅要同时发展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而且要努力促进它们之间的协同发展。
(三)不同规模企业的协同效应优化
1.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既然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那么，在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门槛比例，超过该门槛以后，我们所希望的增长效应与稳定效应都能得到更好地改善？这是一个值得检验的问题。本文将这个比例表示为“she”，具体用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用工人数之比来表示，即she=BigL/SMEL。考虑如下四种情况，并建立相应的模型：
(1)以she1为门槛变量研究大型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Yit=β0+λ1×BigSitI(she1it<γ1)
+λ2×BigSitI(she1it<γ1)
+β1Xit+εit
(9)
(2)以she2为门槛变量研究中小型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Yit=β0+λ1×SMESitI(she2it<γ1)
+λ2×SMESitI(she2it<γ1)
+β1Xit+εit
(10)
在式(9)、式(10)中，Yit表示各省份GDP；BigSit和SMESit表示各地区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总值对数；X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同公式(3)。
(3)以she3为门槛变量研究大型企业对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
volit=β0+λ1×BigKitI(she3it<γ1)
+λ2×BigKitI(she3it<γ1)
+β1Xit+εit
(11)
(4)以she4为门槛变量研究中小型企业对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
volit=β0+λ1×SMELitI(she4it<γ1)
+λ2×SMELitI(she4it<γ1)
+β1Xit+εit
(12)
在式(11)、式(12)中，volit表示各省份的经济波动；BigKit表示各地区大型工业企业资本总额的对数；SMELit表示各地区中小型企业用工人数的对数；X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同式(6)。
2.实证解析。经检验，如上四个模型均在95%置信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单门槛的原假设，门槛估计值分别为0.892，0.892，0.743，0.865。因此，本文采用单门槛设定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考察增长效应，如表3列(1)和列(2)所示，当she1低于门槛值0.892时，BigS的系数为0.123，当she1超过门槛值0.892后，BigS的系数增加到0.13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说明当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的规模超过门槛值后，大型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到进一步增强。同样来看中小企业的情况，当she2低于门槛值0.892时，SMES的系数为0.086，当超过门槛值0.892后增加到0.097，且在1%的水平下保持显著。说明当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的规模超过门槛值后，中小型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也获得进一步增强。即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对地区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都将随着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的比例扩大呈现出加速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主要产业的大型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数量偏少，集中度偏低，生产要素的分配过于分散，缺乏应有的规模经济，企业规模还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临界点。在此期间，扩大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是一个不断向规模经济临界点靠近的持续规模递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对地区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都将随着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的比例扩大呈现出加速效应。
再来看稳定效应，如表3列(3)、列(4)所示，当she3低于门槛值0.743时，BigK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016，当she3超过门槛值0.743后，BigK的系数降到-0.018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说明当大型企业相对中小型企业的规模超过门槛值后，大型企业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地区经济波动。同样来看中小型企业的情况，当she4低于门槛值0.865时，SMEL的系数为0.022，当超过门槛值0.865后降低到0.019。说明当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的规模超过门槛值后，中小型企业对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将有所缓解。即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对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都将随着大企业相对中小企业的比例扩大呈现出抑制或缓解的作用。
表3 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增长与稳定中的协同效应的门槛分析

七、结论与建议
不同规模企业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中的作用被现有研究所忽视，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省份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效应和协同性效应。研究发现：(1)与中小企业相比，大型工业企业对地区经济总量增长有着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对地区经济稳定有着显著的贡献。这种积极效应存在双门槛效应，即大型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都会因其规模扩张而得到进一步增强。因此，加强大型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承担着不同的经济功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有利于地区经济稳定。但是，由于我国中小企业配套水平低，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供需信息不对称，再加上大型龙头企业偏少等原因，使得我国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不协调，协作不紧密，从而显著抑制了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营造一个良好而完整的企业生态系统，充分发挥不同规模企业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和分工协作的功能至关重要。(3)我国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在规模配置上有待进一步改善。目前我国主要产业的大型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数量偏少，集中度偏低，生产要素的分配过于分散，缺乏应有的规模经济，总体规模还达不到产生规模经济的临界点。在此期间，扩大我国大型工业企业的规模，是一个不断向规模经济临界点靠近的持续递增的过程。在实证中表现为，中国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型工业企业的总体规模间存在一个门槛比例，在超过这一比例后，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效应都将得到增强。
依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针对政府、地区和企业提出若干相关建议：(1)要正确处理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关系。一方面要利用制度政策积极引导中小型企业向大型企业成长，支持培养大型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大型企业；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各种规模企业的优势，以实现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让大企业更大更强，中小企业更多更专。(2)对地方而言，由于大型企业的地区分布不均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大企业的规模扩张对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中小型企业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培育大企业、发展大企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方面要以大型企业为“生长点”或“增长极”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发展”与“均衡”之间的关系，促进不同规模企业的协同发展。此外，地方政府应该合理运用大型企业的各种优势，充分发挥国家城镇化建设、创新驱动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共振效应。(3)对于企业，需要立足长远，建立高度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网络，促进良好而协同的企业生态构建。大型企业应发挥与生俱来的主导作用，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争取挖掘更大的市场潜力与需求，把自己做大做强，也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将大量的业务外包给中小企业，进而把自身变得精干有实力，突出自身优势，专注于自身核心能力，开拓不可替代的价值创造领域，带领中小企业形成真正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共同完成“全产业链过程”。
参考文献
杜轶，2014：《跨国公司网络寡占与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战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旭超、罗德明、金祥荣，2017：《资源错置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特征》，《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刘元春，2001：《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卢二坡、曾五一，2008：《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2期。
马光威、王方，2016：《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投资推动视角》，《经济问题探索》第12期。
史修松、刘军，2014：《大企业规模、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企业500强的研究》，《上海经济研究》第9期。
孙燕一、谢敦游、张策，2008：《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的互利共生经营模式研究》，《经济师》第8期。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2017：《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永进、盛丹、李坤望，2017：《中国企业成长中的规模分布——基于大企业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徐涛，2007：《大型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姚洋、章奇，2001：《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张五常，2012：《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
庄晋财、陈剑林，2004：《区域经济中大小企业共生机理及模式选择》，《财经科学》第4期。
周卫民，2011：《内生增长框架下的中小企业和我国经济增长稳定》，《当代经济科学》第2期。
臧跃茹，2000：《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体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Aghion,P.,N.Bloom,R.Griffith,P.Howitt,and R.W.Blundell,2002,“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Quarterly Jounnal of Economics,120(2):701-728.
Aghion, P.,U.Akcigit,and P.Howitt，2015,“The Schumpeterian Growth Paradigm”,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7(1), 557-575.
Arrow,K.J., 1962,“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3):155-173.
Beck, T., A.Demirguc-Kunt, and R.Levine,2005,“SMEs,Growth, and Poverty: Cross-Country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0(3):199-229.
Beck, T., A.Demirgüç-Kunt, and S.M.P.Maria,2008,“Bank Financing for SMEs around the World: Drivers, Obstacles, Business Models, and Lending Practic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785,World Bank, Washington,DC.:1-40.
Beck, T., and A.Demirgüç-Kunt,2006,“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Access to Finance as a Growth Constraint”,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2931-2943.
Blanchard, O.,and J.Simon, 2001,“The Long and Large Decline in US Output Volatility”, MIT Working Paper 01-29.
Chandler,A.D.,1977,The Visible Hand: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58-62.
Chandler A.D., 1990,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6(3):1667-1669.
Dietrich, A.,2012,“Explaining Loan Rate Differentials between Small and Large Companies: Evidence from Switzerland”,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38(4):481-494.
Gabbitas, O., and P.Gretton,2003, “Firm Size and Export Performance: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Trade.
Gilchrist,G.S.,1994,“Monetary Policy, Business Cycles, and The Behavior of Small Manufacturing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9(2):309-340.
Hallberg, K.,2000,“A Market-oriented Strategy for Small and Medium-Scale Enterprises”,Discussion Paper 40,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46-52.
Hansen, B.E., 1999,“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93(2):345-368.
Khanna, T., and K.Palepu., 2000,“Is Group Affiliation Profitable in Emerging Markets? An Analysis of Diversified Indian Business Groups”,The Journal of Finance, 55(2):867-891.
Krugman, P., 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3):483-499.
Lee, K., B.Y.Kim，and Y.Y.Park,2013,“Big Businesses and Economic Growth: Identifying a Binding Constraint for Growth with Country Panel Analysi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41(2):561-582.
Levine, R., and D.Renelt,1992,“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4):942-963.
Ramey, G., and V.A.Ramey.,1995,“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5(5):1138-1151.
Schmitz, H.,2010,“On the Clustering of Small Firms”,IDS Bulletin, 23(3): 64-69.
Schumpeter,J.,1934,“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Social Research,2(3):393-397.
Schumpeter, J.,1942,“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3(4):594-602.
Smyth,R.,2000,“Should China Be Promoting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 Groups?”,World Development, 28(4): 721-737.
Vandenberg, P.,2009,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mpacts and Policy Responses”,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rogramme, 188-205.
Williamson, E.O.,1975,“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ome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3(2):316-325.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SCALE AND REGION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WTH AND STABILITY
LI Su-su YE Xiang-song ZHANG Shao-hua
(Gu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different scale enterprise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is reason, based on the 2001—2016 China Industrial statistical yearbook, with the help of Lee et al., (2013)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tests the different roles of large-scal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mpared wit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large enterprises are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mitigating regional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is positive effect has a typical threshold effect, which will be further enhanced by the scale expansion of large enterprises. (2)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cale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is conducive to regional economic stability, but the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further growth of regional economy. (3) In terms of scale, there is a threshold ratio between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 Beyond this ratio,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and economic stability effect of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ll be enhanced. It is of vit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o do well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invigorate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large enterprises; SMEs;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fluctuations
* 李苏苏、叶祥松(通讯作者)、张少华，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susanyun@126.com；邮政编码：510006。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的‘中部迷失’问题：典型事实、形成机理及宏观后果”(71673253)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杨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