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制度红利的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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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制度红利的门槛效应

摘 要： 本文从制度红利非线性特征的视角，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对39个国家1995-2014年，制度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地位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并考虑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和制度分指标维度差异分别进行了不同门槛阈值的回归。研究发现制度完善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推动作用会因为该国所处的制度环境成长阶段差异而呈现显著的门槛效应：(1)制度环境的完善与全球价值链提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在不同制度维度视角下，门槛阈值前后的非线性特征呈现多样化；(3)根据各国发展经验的门槛阈值，中国制度环境正处于推动自身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制度红利”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深化制度环境建设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制度环境； 全球价值链； 门槛效应； 制度红利

一、引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联结向纵深发展，各国家、地区都争相攀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部分。而国际分工的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有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现象(鞠建东2014；王岚2015；戴翔、李洲2017)，导致其全球价值链提升迟缓。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引起重视。Williamson(1985)从制度完善程度的角度解释了企业交易“内部化选择”影响贸易结构和模式的机制。当面临不完全契约环境时，(Antras等2004；Grossman等2005)跨国公司往往通过选择将交易“内部化”或生产外包来规避风险，从而影响贸易结构和国别产业分工地位。Levchenko(2007)指出，制度为市场的参与者提供长期稳定的良性激励机制，知识产权和投资者保护良好的制度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比较优势。 Acemoglu等(2007) 认为完善的制度能够促进对合约质量较为依赖的中间品供应商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使得制度质量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从而形成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是具有较高制度质量国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原因。企业保持占据微笑曲线高端的技术和创新需要一个稳定预期、持续引导投资的制度环境。这也是市场主体在一个适宜制度环境中市场筛选的发展结果。可见，技术和创新若要沿着专业化方

向自发“生长”并发展，适宜的制度环境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既有的高端制造业优势国家、地区的经验也表明(Nunn,2007)，提升自身制度环境来诱导市场主体逐步发育成长为知识密集型、创新型的高增加值企业，其效果更加稳固和持久。

盛斌(2015)指出贸易强国的崛起需要依赖先进的制度。黄灿和林桂军(2017)认为制度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促进了分工地位提升的。丁宋涛、刘厚俊(2013)发现嵌入效应导致了后发工业国出现低端锁定现象，杜宇玮、周长富(2012)进一步将代工模式与低端锁定联系起来讨论产业升级。孙灵希、曹琳琳(2016)通过“成本发现模型”证实制度因素影响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将低端锁定现象与制度联系起来。张辉(2013)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提出产业升级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关键在于提供制度供给和促进企业的内部制度创新，来破除阻碍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张杰、刘志彪(2008)将制度作用归结为社会信用和知识产权,探讨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对制度的作用。刘斌、王杰(2016)从腐败的视角研究了制度如何扭曲企业出口行为。戴翔和金碚(2014)使用国内数据发现制度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呈显著推动作用；李建军(2016)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实证对象,应用面板数据发现经济制度的质量在推动全球价值链提升中的关键作用；在制度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中(戴翔2014；刘琳2015；张雨,戴翔 2017),也证实了制度对其正向的促进作用。

现有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制度与全球价值链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将制度与价值链分工地位联系起来并不多见，多局限于关注产业集聚、产业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等主题，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多采用OLS、GMM、TSLS分析，不适用探讨制度影响机制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在制度质量改进过程中，由于“制度红利”的时滞，制度质量影响全球价值链提升过程的机制中很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如果在确定突变点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确定突变点位置，就可以深入探讨制度影响的机制特征。也有引入门槛模型的文献，如潘明明(2017)聚焦于国内技术进步中制度的门槛作用；陈立敏(2016)通过对WGI分变量*该数据库不提供总量指标。的主成分法构建单一指标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发现存在制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门槛效应；胡昭玲、张玉(2015)以WGI中分指标法律法规作为制度整体的代理变量探讨门槛效应。但这些文献中对制度门槛效应的结论缺乏深入探讨,其发现的门槛前后非线性特征较单一，可能原因在于所采用制度代理变量的方法存在损失制度指标信息的风险。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制度细化到不同维度的分指标后，其门槛阈值前后的非线性特征是多样的，从而提供了对制度红利影响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对制度质量如何促进全球价值链提升可以得出更加细致的结论。

为此,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使用KPWW(2014)和WWZ(2015)的分解方法对价值链地位进行测算，并使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简称IEF)作为制度数据, 对制度阶段的划分采用Hansen(1999)面板门限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的方法，通过识别和检验门槛阈值构建了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析框架，系统评估制度完善的不同阶段对于制度与价值链提升关系的非线性影响，避免了主观划分门槛导致的回归结果偏误。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1)从制度环境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解读制度对于价值链提升的关系，更加精细的考察其可能存在的不同非线性关系；(2)使用门槛效应将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与制度环境状况联系起来，同时拓展了制度的代理变量的选取和制度分指标的考察，使得对结论更加精细地分析得以实现；(3)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从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视角，对我国制度环境进行客观评价,为我国产业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二、制度约束影响全球价值链提升的门槛特征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良好制度质量存在激励相容的动态机制，通过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经济体向更细致、更完善的分工发展。国际间促进全球合作的制度变迁推动了成本交易降低的实现，日益繁盛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就是这种制度环境完善在全球贸易中的体现。国际间产品的垂直分工体系发展与国家内制度环境的成长之间存在实质上的一致性。

官方油耗即工信部官方发布数据，是汽车在官方规定的测试循环工况下得出的结果。汽车工况油耗测试要按照要求在特定的驾驶环境进行，即便如此同一辆车在测试中也会出现不同的油耗结果。而现实生活中，驾驶情况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包括人为因素与非人为因素，如司机驾驶习惯、车龄、环境温度、拥堵情况等。以凯美瑞为例，选取2009-2015年中国上市车型，根据优步实际油耗调研及工信部发布工况油耗等数据对比分析得出，所有车型的官方油耗与实际油耗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差值平均可达20%。

完善的制度环境通过鼓励和保护创新来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不仅国际间的分工深入发展收益于制度质量的良性变迁，而且国家间的产业竞争行为也可以从制度约束的角度进行解读。一国具有的较高制度质量往往意味着其具有更加公平和高效的国内契约和法律环境(王永进、李坤望、盛丹2010)、更加良好且充分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和交通(文东伟，2013)、较高效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刘勇政、冯海波，2011)等，而这不仅仅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更是科技和创新赖以生长的合适“土壤”。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科技和创新“自然生长”出来。由于外在制度环境的选择作用，使得良好的创新能够被市场筛选出来并发展壮大。具有较高创新水平的价值链高端产业对制度环境非常“挑剔”：良好的契约环境、高效公正的法制体系、产权保护良好的公共服务。而一国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往往意味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越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障碍更少、行政干预更少、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在考虑制度质量异质的前提下，产权保护、契约执行质量、保护投资者法律健全等制度环境水平都会影响参与国际分工国家的比较优势。作为探讨制度约束门槛特征的基础，首先需要确定制度影响的存在，由此提出待验命题。

命题1 制度质量的良性变迁与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之间存在显著性较高的相关度。

制度质量的提升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制度的发展相对缓慢，而价值链地位提高并不一定依靠制度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这些突进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推进、贸易政策引导、吸引外资、有目的地对外投资等方式抬升价值链地位。但持续、稳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必然需要制度质量的完善，从而通过影响资源利用、人口素质、创新技术发展等方面，最终在国际分工合作中体现出来。在命题1的基础上，重点在于研究推动全球价值链提升过程中，制度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门槛特征。在此提出进一步命题。

命题2 制度环境的完善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

制度发展过程中存在门槛阈值(突变点)，使得制度在门槛阈值前后的效能存在非线性的特征。从逻辑上看，存在以下可能的根源：(1)制度完善对价值链地位的作用在门槛阈值后出现了飞跃。制度的改进经过积累产生外溢效应，使得其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推升作用逐步增强，其促进作用在跨过门槛阈值后出现跃升。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追赶过程并不是匀速发生的，而存在一个跃升的变迁过程使之成为可能。(2)可能在某个阶段，制度的成长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没有明显作用，甚至负向相关。这是由于制度的完善涉及复杂博弈，制度改进存在的成本和代价可能会使得制度的改进在短期内收益小于损失。制度完善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存在“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制度性优势的确立存在时间滞后效应。(3)达到较高的制度水平的门槛阈值后，制度对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不再显著。由于制度环境的完善到达较高程度后，制度的边际贡献不再显著。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一国的制度水平与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可能由于制度环境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即表现为区间效应。根据研究需要，在此选用面板门限模型以及合理的制度变量和样本国家进行研究。

航摄操作开始前，在主控计算机内输入所有相片曝光点位置以及航摄航线具体信息。航摄过程中，姿态测量系统的GPS接收机以2Hz的频率对双GPS天线做实时定位，同时，双GPS天线位置对飞机的偏航程度做出计算。姿态测量系统检测飞机位置已到达设计曝光点时，航摄控制器发出开启相机快门的指令从而控制航摄仪的曝光，同时完成相机曝光脉冲信号的写入操作，写入于定位GPS接收机时标上，以保证所有像片曝光的精度[2]。

(一)模型设定

为了避免人为划分制度发展阶段所带来的主观性，我们采用Hansen(1999)的面板门限模型，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进而研究不同区间内制度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关系。我们先通过对单一门限面板模型的设定，进而扩展到多门限面板模型。单一门限模型设定如下

GVCit=Mi+θXit+β1InsitH(Wit≤γ)+β2InsitH(Wit>γ)+εit

(1)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GVC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全球价值链地位，Insit表示制度质量作为主要解释变量，Wit为门槛变量，γ为门槛值，H为一个示性函数，当符合相应的条件成立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Xit为一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影响的干扰变量，包括人均GDP、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开放度和研发状况。Mi为各国的个体效应，由民族文化、凝聚力等不可观测因素构成，εit为随机干扰项。单一门限模型假设只存在一个门槛，从计量角度，可能存在两个门槛或多个门槛。当存在两个门槛时，模型可以拓展为如公式(2)的双重门槛形式，γ1、γ2分别为较小和较大的两个门槛值，依照门槛值将门槛变量分为三个不同区间进行检验。

沙盘模拟实训课程属于综合实训，内容涉及到战略管理、生产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等等多门课程的知识。同时，经营过程中，又需要进行好团队建设与管理，竞争策略的制定与实施等等，因此，沙盘实训课程既具有知识性，又具有实战性。

GVCit=Mi+θXit+β1InsitH(Wit≤γ1)+β2InsitH(γ1<Wit≤γ2)+β3InsitH(Wit>γ2)+εit

(2)

当存在三个门槛等多门槛模型时，模型设定与以上模型相似，在这里不再赘述。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的设定及其测度方法

根据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提供的基础数据，借鉴王直、魏尚进和祝坤福(2015)的研究，本文采用KPWW(2014)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作为反映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代理变量。通过观察某国某产业间接附加值出口与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大小关系来确定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3)

其中FV为该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 IV为该国中间品出口后再次经过加工出口给第三国而实现的间接附加值出口， DV为该国的国内价值增值， E为国内价值增值与国外价值增值的和等于总出口。公式减号前衡量某国某产业出口的中间品被进口国用于生产最终产品并出口到第三国的程度，其数值表征在价值链上游的相对位置，也可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前向指数(GVC-F)；减号后的部分衡量某国某产业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其数值表征所处全球价值链下游的相对位置。王直等(2015)采用对多层面的总贸易流量的分解法，通过建立以增加值为标准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将总出口精确的分解为十六个部分*这十六部分分别为：(1) 最终出口的国内增加值(2) 直接被进口国生产国内最终需求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3) 被进口国出口至第三国，并被第三国生产国内最终需求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4) 被进口国生产最终出口至第三国，而被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5) 被进口国生产中间出口至第三国，并以最终进口返回第二国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6) 被进口国生产最终出口返回国内，并被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7) 被进口国生产中间出口至第三国，以最终进口返回国内被吸收的中间出口国内增加值(8) 被进口国生产中间出口返回国内，用于生产国内最终需求所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9) 隐含在出口中返回国内，被生产最终出口吸收的中间出口国内增加值，也就是中间出口与最终出口价值的重复计算(10) 隐含在进口中返回国内，被生产中间出口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也就是中间出口与中间出口价值的重复计算(11) 本国最终出口的进口国增加值(12) 被进口国直接生产国内最终需求吸收的进口国增加值(13) 本国中间出口的进口国价值重复计算部分(14) 隐含在本国最终出口的第三国增加值(15) 直接被进口国生产国内最终需求吸收的第三国增加值(16) 本国中间出口的第三国价值重复计算部分。，其结果可以直观地如图1所示。

意识形态是对特定阶级、特定经济形态、和特定政治制度在思想观念层面要求的反映，是人类文化和生活的观念集合。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是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且耸立于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占有制形式上，在社会生存的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表现独特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4]恩格斯也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因此，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通常具有预先决定性和潜移默化性，而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翻译作品，又普遍具有二重性，对意识形态产生能动的反作用。

     

图1 基于增加值的出口分解 资料来源：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

2.解释变量及门槛变量选取

解释变量根据本文对制度概念的设定，选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时报》联合发布的“市场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简称IEF)为代理变量。该指数被学术界广泛使用，与其他衡量制度的数据库相比，更符合本研究主题。IEF指数内在结构如表1所示，可以分为“法制规范、有限政府、监管效率和市场开放”四个维度组成，从1995年起年度发布，覆盖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刻画了经济长期增长所需的制度环境。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数据都是介于0到100之间，数值越大意味着制度质量越好。

表1 市场自由指数维度

     

制度维度分指标法制规范产权司法效率政府诚实有限政府税收负担政府支出财政健康监管效率营商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投资管制金融自由

资料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时报IEF数据库。

考虑研究需要，门槛变量采用市场自由指数(IEF)的各个制度维度指标，为避免分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同时考虑研究目的，这些门槛变量将分别代入模型公式使用。在稳健性

检验中将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其也是学术界衡量制度的重要数据库。由六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参政与政治人权(VA)；政治稳定程度(PV)；政府施政有效性(GE)；市场经济限制程度(RQ)；司法有效性(RL)； 贪腐控制(CC)。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指标介于-2.5到2.5 之间，数值越大说明治理水平越高。根据本文研究主题需要，在此选取其中四个分指标：“贪腐控制(CC)”考察对于官员贪腐行为的治理力度；“市场经济限制程度(RQ)”考察减少控制和审批，以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司法有效性(RL)”考察市场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规则有信心并遵守；“政府施政有效性(GE)”考察政府政策的执行效率。

3.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可以确定，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GDP、经济开放度、研发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人均GDP使用该国该年度人均GDP经过对数处理；经济开放程度采用该国该年度对外出口占GDP的份额经对数处理；研发水平采用该国该年度居民申请专利数；基础设施状况采用该国该年度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量作为代理变量。以上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三)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采用OECD所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中的国家*考虑数据可得性和连续性，这里选取的样本国家有: AUS澳大利亚 AUT奥地利 BEL比利时BGR保加利亚 BRA巴西 CAN加拿大 CHN中国 CYP塞浦路斯 CZE捷克 DEU德国 DNK丹麦 ESP西班牙 EST爱沙尼亚 FIN芬兰 FRA法国 GBR英国 GRC希腊 HUN匈牙利 IDN印度尼西亚 IND印度 IRL爱尔兰 ITA意大利 JPN日本 KOR韩国 LTU立陶宛 LUX卢森堡 LVA拉脱维亚 MEX墨西哥 MLT马耳他 NLD荷兰 POL波兰 PRT葡萄牙 ROU罗马尼亚 RUS俄罗斯 SVK斯洛伐克 SVN斯洛文尼亚 SWE瑞典 TUR土耳其 USA 美国。，其中包含了世界主要的贸易参加国,同时也涵盖了众多全球价值链地位处于较高地位的国家，对本研究主题更具有研究价值和代表意义。由于考虑与世界银行数据匹配问题等原因，如表2所示，共采用了3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表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1995-2014年)

     

变量名称最小值平均值最大值标准差样本个数涵义WWZ-1.798-0.4881.8730.590780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aGvc_f9.40020.44140.4005.471780全球价值链前向指数bGDP6.0129.60111.6371.137780人均GDP取对数cINF0.01341.26592.77027.885780人均基础设施cOPEN1.9073.5955.2420.610780经济开放度cP1.0997.38512.9382.443780人力资本水平cINS42.90066.37283.1008.254780制度水平dINS-TAX29.80064.47794.00014.572780税收负担dINS-TRA0.00078.06688.40011.679780贸易自由dINS-GSP0.00047.63395.90023.827780政府支出dINS-PR20.00068.48595.00020.153780产权dINS-BUS35.50074.903100.0012.582780营商自由dINS-FIN20.00063.78790.0016.885780金融自由dCC-1.1340.8232.5860.955624贪腐控制eRL-1.1260.8692.0030.804624司法有效性eRQ-0.7810.9792.0770.630624市场经济限制程度eGE-0.7660.9782.3590.764624政府施政有效性e

注：a: WIOT数据库；b:OECD-WTO-TiVA数据库；c: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d: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库；e:世界银行WGI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采用静态面板模型来验证制度变量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再使用门槛模型进行估计，最后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考察。

(一)制度完善与全球价值链提升

经AIC和BIC的信息准则计算以上主要变量的膨胀因子平均值为1.73，最大值为2.48，远远低于10的指标值，我们可以排除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面板数据经过Haussmann检验的结果，确定应采用固定效用模型。由于面板往往受到异方差和截面相关的干扰，所以在实证中也加入了相对应的稳健性标准误估计。

表3 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提升

     

变量fe_r1fe_r2fe_r3fe_r4fe_r5r_ar1fe_clus～rINS0.065(1.37)0.042(0.88)0.108**(2.47)0.108***(3.15)0.102***(2.90)0.102***(4.61)0.102***(2.90)GDP—0.062(1.32)0.179**(2.39)0.162***(4.10)0.170***(4.36)0.170***(7.08)0.170***(4.36)INF——-0.004***(-2.85)-0.001(-1.10)-0.001**(-1.23)-0.001(-2.04)-0.001(-1.23)OPEN———-0.650***(-8.18)-0.622***(-7.49)-0.622***(-13.71)-0.622***(-7.49)P————-0.001(-1.30)-0.001**(-2.16)-0.001(-1.30)_cons-0.915***(-2.94)-1.348***(-2.71)-2.771***(-3.56)-0.362(-0.66)-0.474(-0.82)—-0.474(-0.82)N671507504504488488488AdR0.0230.0510.1260.4500.6380.6380.638F1.8821.5503.82727.3922.6264.1322.62

资料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WIOD数据库，下同。

由表3可以看到制度在推动全球价值链提升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具体来看，在对控制变量人均GDP、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和研发水平逐项添加来实施控制的过程中，制度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作用稳健地表现为显著性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表中第七列给出了考虑克服异方差、以及第八列显示的同时考虑异方差和截面相关的估计值，结果显示制度的作用仍然是稳健的。制度质量的改进可以提高契约执行效率、保护长期投资、规避不确定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推进创新转化为国家间垂直分工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从而证实了命题1。

(二)基于门槛模型的进一步估计

在命题1得到证实后，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来考察命题2。在对门槛阈值的估计以及门槛估计值显著性检验、真实性检验的基础上，使用门槛阈值进行分组回归，分别考察阈值前后的非线性变化，再进一步考察不同制度维度的门槛效应，最后对中国制度环境与门槛阈值的相对位置深入分析。

1.门槛阈值的估计

考察制度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门槛阈值，需要先考察门槛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需要确定门槛数量来决定模型的最终形式。以下将依次按照没有门槛、只存在一个门槛、存在两个门槛、存在三个门槛的设定，分别对式(2)进行估计。我们先对式(2)进行组内去心的处理来消除个体效应的影响,然后采用面板固定效应的估计方式得到相应参数的估计值和残差平方和,再进一步用格栅搜索(grid search)的方法挑选最小残差平方和对应的门槛值。这里得到的F统计量和采用BOOTSTRAP法得到的 P值请参见表4。与此同时，也将对得到的门槛阈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对门槛模型中门槛显著性检验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以门槛值划分样本的模型估计参数，是否呈现显著区别，零假设为不存在门槛值。

表4 门槛效应检验

     

F值P值1%5%10%门槛估计值95%置信区间单一门槛35.119***0.00021.77912.8758.90564.900[64.800,65.400]双重门槛18.325**0.01221.68710.3967.42369.90064.900[69.700,70.800][64.700,64.900]

注：P值和临界值都是采用BOOTSTARP反复抽样500次得到。

由表4可以看到，在显示可能的门槛阈值同时，显著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双重门槛模型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门槛效应显著。这说明显示存在两个门槛阈值的可能性比较可靠，不仅检验的显著性获得了通过，而且其95%的置信区间也都比较狭小精确。所以我们初步决定使用双重门槛模型来进行接下来的估计。但根据Hansen(1999)的做法，在最终确定估计模型前还需要对我们刚才得到的门槛估计值进行进一步检验。

2.对门槛估计值检验

对门槛模型完整地检验需要，在以上验证门槛是否存在的显著性检验基础上，进一步对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进行检验。这里需要对于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进行检验，主要是需要考察检验所得的临界值与其他潜在可能的临界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根据Hansen(1999)的方法将运用BOOTSTRAP(自抽样法)来构建渐进分布和似然比统计量LR。之所以在这里选用极大似然估计量(LR)来检验门槛值，是考虑统计量LR

的分布是非标准的。Hansen(1999)提出并首次使用了这种通过反复自抽样来构造非拒绝域的方法，其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反复使用。这种方法实质上，就是运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时所对应的置信区间的大小来判定门槛值的可靠性。95%置信水平下对应的置信区间大，则说明门槛值估计存在偏差；置信区间小，则估计得门槛值是有效的。

图2是为构造门槛变量的似然比函数图，横坐标为门槛阈值的参数，纵坐标为似然比统计量LR。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门槛值的构造和95%置信区间的标记,其中虚线以下部分为95%置信区间，似然比统计量LR无限趋近于0的点即为门槛阈值。结合前面进行的显著性检验，模型中两个门槛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也就是所有LR值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的γ构成的区间是足够小的，说明门槛值是基本准确的。显著性检验与门槛阈值真实性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所以我们最终决定采信基于双门槛模型对门槛阈值估计的结果进行后面的回归分析。

     

图2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3.基于门槛阈值的分组估计

得到门槛阈值后，我们运用(2)式对门槛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在双重门槛模型中再根据

采用美国Drexel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为知识图谱绘制工具，具体绘制方法为：将下载的8220篇文献导入CiteSpace中，然后设置Citespace相关参数为：时间范围设置为1955—2014年，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作为主题词来源，节点类型分别选为Category（学科共现知识图谱）、Keywords（关键词共现）和Cited Reference（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运行程序，得到相应的知识图谱。

上文分析，将制度水平划分为低(小于等于64.9)、中(64.9与69.9之间)、高(大于69.9)三组分别进行回归估计。

表5 基于门槛阈值的分组估计

     

变量WWZGVC-FLMHLMH

     

GDP0.127***(3.94)0.120***(3.67)0.123***(3.73)0.128***(3.92)0.129***(3.87)0.118***(3.52)INF0.017(1.45)0.001(0.04)0.015(1.24)0.016(1.36)0.001(0.14)0.013(1.09)OPEN-0.644***(-7.96)-0.661***(-8.54)-0.650***(-7.98)-0.641***(-7.74)-0.605***(-8.52)-0.646***(-8.04)P0.012(0.39)0.025(0.91)0.020(0.63)0.015(0.48)0.028(0.81)0.020(0.63)INS0.011*(1.96)0.276**(2.26)-0.001(-1.54)0.010*(1.85)0.296**(2.26)0.096*(1.69)_cons0.459(0.96)-0.003(-0.01)0.513(1.08)0.431(0.89)-0.002(-0.01)0.535(1.13)个体效应控制YESYESYESYESYESYESN1852693420524439AdR20.6140.6320.6060.6100.6420.605F24.1721.8025.3025.8121.8022.77

注：括号内为考虑异方差的稳健型标准误。*p<0.01, ** p<0.05, ***p<0.1,下同。

如表5所示，可以看到从总体趋势上看，制度水平(INS)提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当到达第一个门槛阈值后，制度的促进作用明显提高，而跨过第二个门槛阈值后，也就是制度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减小了。经分组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两个门槛的存在区隔了三段互不相同的相互关系，使得制度发展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出现了非线性特征。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使用“全球价值链前向指数(GVC-F)”来替代被解释变量，对比结果发现，不仅门槛阈值相近而且分组回归的结果也呈现了非常相似的规律。也就是跨越第一个门槛阈值后，制度的正向作用都发生了较显著的跃升。而在跨越第二个门槛阈值后，不同被解释变量的结果略有差异。使用全球价值链地位(GVC)为被解释变量时，第二个门槛阈值后，制度的作用非常小而且不再显著；而使用全球价值链前向指数(GVC-F)时，制度的作用跨过第二个门槛阈值后仍然有很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制度环境改善，对于具有创新和上游特征的前向价值链指数所起作用更加持久和稳定。

4.不同制度维度的门槛效应

为考察不同制度维度的门槛作用，选取六个“制度分指标”分别代表四个维度来考察制度环境的不同区间效应。这四个维度是：“产权”代表的“法制规范”；“税收负担”和“政府开支”代表的“有限政府”；“营商自由”代表的“监管效率”；“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代表的“市场开放”。

表6 不同制度维度门槛模型的估计

     

法制规范有限政府监管效率市场开放产权税收负担政府支出营商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L0.102***(2.90)-0.0115*(-1.85)0.0138(1.41)0.102***(2.90)0.0157***(3.44)0.000376(0.72)M—0.102***(2.90)————H0.186***(3.04)-0.000221(-0.39)0.254***(3.48)0.00140(1.50)0.198***(4.31)0.102***(2.90)单一门槛67.500*70.100**71.400***96.400*62.200*55.000*双重门槛—79.200**————

注：L: 第一门槛阈值前；M:第一门槛后且第二门槛前；H:第二门槛阈值后。当只有一个门槛阈值时，直接给出L组和H组，而M组不列出。篇幅所限，为主要考察门槛阈值的作用所以其他控制变量在此未列出，可向作者索取。门槛值星标代表门槛效应检验显著性，下同。

实证估计的结果如表6所示，进一步表明各制度分指标所代表的诸维度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门槛效应，不仅稳健存在而且门槛阈值前后的非线性关系呈现出多样性特征。这些非线性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第一种非线性关系：持续正向的显著性影响，门槛阈值区隔的只是强弱程度。“法制规范”中产权只存在唯一门槛，制度的作用跨过门槛后显著升高，但始终具有正向的作用，说明了改善产权制度对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始终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与之相类似的是“市场开放”，也出现了相似的推动效应。第二种非线性关系：门槛阈值区隔了显著性有无的不同相关关系。“监管效率”，存在唯一门槛阈值，在门槛值前是显著的正向相关，而门槛值后虽然还是正向相关但不显著，其门槛阈值为96.4，非常接近100，说明“营商自由”制度的环境改善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持续正向的作用。第三种非线性相关关系：门槛阈值区隔了正负相关的显著性关系。“税收负担”，其制度改善先对价值链提升存在负向显著关系，门槛值后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更强，第二个门槛阈值以后其作用微弱。结合“政府支出”制度环境的门槛阈值前后的非线性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税收负担”与“政府支出”密切相关，“税收负担”的制度完善减少了政府投入支持产业发展的力度，而在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种产业政策对于提升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是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的；随着制度完善的进一步发展，“税收负担”的提升虽然一方面减少了政府的投入，但是其激发市场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发挥出来后，企业研发不再倚重政府单纯投入引导而是公平竞争机制发挥更大作用，使得税收制度的完善与价值链提升之间显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的关系；随之政府的税收提升的边际越来越小，使得在跨越第二个门槛阈值以后，这项制度完善的效果不再明显。

5.中国制度环境的门槛阈值

由表7所示，比之总体门槛阈值，具体考察中国的制度环境现状可以发现：在诸多制度维度，我国正处于制度推动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制度红利”时期。制度总值变量的门槛阈值出现在64.9和69.9，而我国总值持续上升之中，平均值为52.9，其中最大值出现在2017年为57.4，表明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中。随着制度环境的持续完善接近并跨越门槛阈值，可以预计将来，制度对于价值链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大。当考察制度分指标所代表的不同制度维度时，这一状况进一步得到了印证，说明制度促进价值链提升的空间很大。具体来看中国的“产权”、“营商自由”、“金融自由”都处于第一门槛的左侧，但处于持续上升的阶段；而“贸易自由”和“政府支出”已经越过了门槛值；税收负担处于门槛值附近徘徊。

表7 中国制度环境与门槛阈值相对位置(1995-2017年)

     

制度分变量门槛阈值中国平均值最高值及年份特征产权67.526.448.3(2017)持续上升税收负担70.169.570.7(2017)第一门槛前后波动政府支出71.47389.7(2008)跨越门槛营商自由69.452.253.9(2017)持续上升贸易自由62.256.173.6(2017)上升并跨越门槛金融自由5534.850(1995)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IEF数据库。

由表7可见保护产权带来的价值链提升效应明显，产权保护的制度完善也包括知识产权，不仅有利于促进创造和科技进步行为，更有利于创新积极性的正向激励。这说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相关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目前仍没有跨越门槛阈值，制度进步的空间仍然很大。如果产权制度持续改进，则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会更加明显。营商自由虽然提升缓慢但处于持续上升的过程中，这说明我国的营商制度环境还在持续改善过程中，有利于价值链的提升，但仍未跨域门槛阈值，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贸易自由的提升明显，已经跨过门槛阈值，使得制度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推动作用更加强劲。同样跨域门槛阈值的还有政府支出，说明我国依靠完善“政府支出制度”来提升价值链地位，边际贡献正在减少。而税收负担处在第一门槛阈值附近波动，结合上文实证分析可知，第一门槛前后正是制度作用由负转正的关键节点，表明我国正处于减低税负、公平税负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非常明显的非线性转变的阶段。持续改善税收负担对我国具有特殊的紧迫性，但多年徘徊在门槛阈值附近的事实也说明这项工作确实相当艰巨。金融自由的制度完善，自1995年以来这项制度分指标在持续下降，距离门槛阈值越来越远，对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而言，该维度落后的阻碍作用日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结合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稳健性的工作主要围绕更改变量设计和克服内生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更改变量设计主要采用改变变量计算方式或采取不同的代理变量，来重新进行回归的方法。文中的第四部分第二节门槛估计中已经使用了不同的变量代表全球价值链，在此再针对解释变量的制度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GI)重新进行门槛回归，验证是否同样存在门槛阈值以及门槛阈值前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着稳健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的另一种可能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于反向因果，为此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通过采用制度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来确定制度与全球价值链提升中的因果关系。以上稳健性实证都得到了一致性结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制度门槛特征、不同制度维度以及门槛阈值前后关系变化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我们通过对连续二十年的涉及39个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在制度的影响机制中存在着门槛特征。研究的结论说明：(1)制度环境的完善确实与全球价值链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在此基础上通过探讨制度环境成长阶段以及不同制度维度，发现门槛阈值前后制度影响特征是多样的；(3)基于对各国制度完善经验的门槛阈值分析比较，发现我国处于推动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制度红利阶段。总之，从提升产业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我国现阶段制度性变革非常必要，由于其成本代价存在“突变点”的特征，故应坚定推进制度性变革。这种门槛效应的存在本质上意味着在一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提升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存在着“动能转换”，制度蕴涵的内在激励会逐步发挥主导作用。

制度质量的改进为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化国际分工结构提供了有力支撑。2013年以来，本届政府围绕“简政放权”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正是对制度环境的完善和提升，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制度性改革的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越来越重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研究实质上，就是通过对制度门槛机制特征的细致研究，来破解制度环境提升代价问题。由于我国正处于“制度红利”收益期，所以在已有改革成就的基础上，需要从制度质量提升的角度特别重视以下方面：(1)对于回报明显递增的“产权以及知识产权”，应该进一步强化保护力度；(2)对于制度性改革进程接近门槛阈值的“金融自由”和“税收负担”应放在优先改革的位置。当前，金融市场化、差别性减税和营改增的推进是非常需要深化和坚持的；(3)为了逐步形成“营商环境”内外一体化的格局需要持续推进“营商环境”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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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VC-position Increase: Institutional Dividend Threshold Effect

LI Hong, CHEN Zhen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in 39 countries from 1995 to 201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institutional dividend, and considers the institutional growth with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tage and the system variable vari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romotion of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on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has a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rowth in the country: (1) There is a positiv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2)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threshold are diversified; (3) According to the threshold thresholds of the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dividend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own global value chain is promote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deepe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Key words：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VC; threshold effect; institutional divid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