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养老金政策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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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养老金政策效果评估*
——基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易定红 赵一凡

[提 要] 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政策，新农保养老金的效果到底如何，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评估结论。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利用老年人幸福感指标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本文从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自信心两个维度来衡量幸福感，发现领取养老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尚不显著，但提升了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和中高收入地位的老年人在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后生活幸福感提升较为显著，但现实中挤出效应的影响更大。最后，作为社会支持的新农保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关键词] 农业户口老年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生活满意度；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断点回归

一、引言
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新农保制度正式开启试点工作；2011年底，新农保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试点工作基本完成。(1) 截至2011年底，参保人数达到3.26亿人，基金收入达到1 069.7亿元。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新农保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种筹资渠道相结合的模式，通过政府等外在的补助支持，为农业户口老年人提供一笔新的养老金收入以缓解其生活压力、提高其生活水平(周钦等，2018)，为其经济生活带来一定的支持与保障(冷熙媛和张莉琴，2018)。(2) 已年满60周岁、具有农业户口且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在新农保政策实施后可以不用缴费，直接按月领取养老金；而不满60周岁的群体需要按年缴费，直至达到60岁法定年龄才能领取养老金。相关内容来源于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3)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10-28。 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使其生活更加美好和幸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农业户口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就是这一要求的必然结果。但是，现有养老金制度的政策效果到底如何，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目前的研究结论争议很大。从现有文献的情况看，在新农保制度确立并开始试点实施后，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测量指标，例如养老模式、消费水平、贫困人口数量以及老年人幸福感等，对新农保为农村居民养老带来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其中主要发现包括：新农保会对家庭养老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给农村传统养儿防老模式带来一定冲击(张川川和陈斌开，2014)；领取养老金会激发农民的消费水平，且主要集中在生存型和发展型的耐用品方面(马光荣和周广肃，2014；张芳芳等，2017)；新农保在提升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同时，有效减少了贫困人群的数量(秦昌才，2017；沈冰清和郭忠兴，2018)。然而，直接衡量老年人生活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受的研究目前还较为有限。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试图从幸福感的角度，探讨新农保制度确立并实施后对农村居民养老的影响。下面，本文就学者采用幸福感指标对新农保养老金政策的效果评估情况做一简要回顾。

目前学界关于新农保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新农保政策是否真正给农村老年人带来幸福感，结论存在一定的争议。张晔等(2016)使用CLHLS2008年和2011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全面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养老质量的影响，发现虽然新农保从2009年才开始实施，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参保老人的健康状况、精神慰藉与生活满意度水平，同时也加剧了不同收入组别农村老年人之间的幸福感差距，这与陈东和张郁杨(2015)基于CHARLS2011数据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张川川等(2014)同样采用CHARLS2011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发现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受到政策的影响更显著，新农保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提升了其主观福利。何泱泱和周钦(2016)则选取主观福利状况的反向指标——抑郁症状作为研究重点，同样发现参与新农保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状况。然而，徐鹏和周长城(2014)运用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Anderson Model)对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参加养老保险并未对其主观幸福感带来显著的影响。第二，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别样本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呈现不同的结果。聂建亮和苗倩(2017)利用湖北省农村老人问卷调查的数据发现，老年人对新农保政策的认知程度越高，对于养老金待遇的主观评价越高，其幸福感越高。随着政策的铺开，新农保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小于中西部，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要小于农村居民(刘瑜，2015)，对高收入群体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小于低收入居民(杨胜利等，2016)。此外，有子女生活在附近、家庭经济地位较高、自身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参保带来的幸福感也要高于其他群体(Cheng et al.，2018)。

目前文献研究所表现的上述差异，主要是由于研究视角、所选取的数据和样本、估算方法等不同而导致的，同时这些研究在数据选取、估算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已有文献中所选取的数据大多集中于新农保政策刚开始实施的一两年，所选取的核心自变量多为是否参加新农保这一指标。由于当时政策尚未在全国普及，因而参保与否和政策在区域内部的实施力度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即存在个体自选择性，估计结果难免存在一定的偏误(Zhao et al.，2016)。此外，短期数据可能无法对于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较为有效和精确的估计(Ashenfelter & Card，1985)。对于幸福感指标的界定，学界普遍采用问卷调查中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单一指标进行刻画，所运用的实证方法多为OLS和Ordered Logit模型，针对模型设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探究相对有限。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做出如下创新：第一，本文运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政策全面普及后新农保对农业户口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以此排除由于新农保覆盖区县差异而带来的人为参保内生决定的问题。对于幸福感指标的度量，本文综合选取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两个指标，从不同时间维度考量新农保养老金政策对老年人幸福感变化的影响。第二，本文采用断点回归设计(RDD)的思路，着重探究参保人群是否领取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刻画其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被解释变量分布而导致的线性模型估计偏误。第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农保政策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与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为政策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本文后续篇章布局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为断点回归分析的实证策略介绍；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并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与调查样本的异质性分析，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及研究中有待完善之处。

二、理论框架
本文重点分析在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达到法定年龄后，领取养老金对农业户口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提升程度。其中核心变量的刻画与其影响机制有关，涉及幸福经济学对影响个体幸福的相关理论解释，而相关问题的度量需要结合有效的实证策略予以分析。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2010)研究指出，个体幸福可以用幸福感指数描述，主要由先天遗传因素、后天环境影响和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三方面组成，其中蕴含了家庭环境、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外在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Nolen-Hoeksema et al.，1986；Sethi & Seligman，1993)。虽然幸福经济学同样也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由人的思想、心情和心态等因素决定，但经济学视角下的幸福感是一种个人效用的刻画。当收入水平、外在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时，人们会通过做出某种决策以实现个体效用最大化，从而提升其幸福感水平。此外，年龄因素对于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分析至关重要：一方面，人的主观感受会随着年龄升高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年龄也是影响领取养老金的重要指标依据(Easterlin et al.，2017)。因此，为研究新农保养老金对老年人幸福感带来的影响，参考张靖娜和陈前恒(2019)，本文将个体幸福感与效用的关系用下式表述：

Hi=AiUi

(1)

式中，Hi代表样本个体i的主观幸福感；Ai代表个体i的年龄；Ui代表个体i的效用；个体效用函数设定为：

Ui=U(Pi,Xi)

(2)

式中，Pi为领取的养老金；Xi为影响效用的其他特征变量。为了估计农业户口老年人达到60岁法定年龄后领取养老金给其幸福感带来的影响，本文将个体效用函数简化为：

U=U(P)

(3)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探究个人幸福感不变时养老金带来的政策效果，本文对式(1)求全微分并使结果等于零。得到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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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养老金收入与年龄变化对幸福感影响之间的边际替代率(MRS)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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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式(1)，本文假定农业户口老年人幸福感的具体函数形式为：

Hi=β0+β1AilnPi+αiXi

(6)

式中，养老金收入所带来的效用通过取自然对数形式lnPi刻画，反映其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再根据式(5)可以求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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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式(7)结果可以看出养老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水平下降。

农业户口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与心理状况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在城市务工群体达到60岁退休年龄后，外在生活环境的转变会对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冲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安全网体系的一部分，在经济转型阶段，对受到负面冲击的最困难的群体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从政府处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政府的帮助实际上是最后的兜底，切实帮助社会底层群体度过生活难关，提升其幸福感(Easterlin et al.，2012)。由此，农业户口群体参与新农保，当其达到60岁法定年龄时，国家会给予一定的养老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的月收入水平，改善其福利待遇，同时改善了生活质量，使其老有所依，进而使其生活感受发生变化。

在具体度量方面，本文将幸福感程度作为个体效用进行刻画。针对已有文献中指标的单一性与片面性，本文综合考虑个体当前生活状况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度，选取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两个指标作为对农业户口老年人幸福感的界定，并且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同时考虑对老年人当前和未来幸福感变化的影响(Pavot & Diener，1993)。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由于问卷中并未特别提问个体领取养老金的类别，故此本文基于达到60岁这一法定年龄之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政策进行相应的赋值。

三、实证策略与模型设定
本文分析参加新农保的农业户口老年人达到60岁法定年龄后领取养老金对其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或者Ordered Logit模型，如下式所示：

Happinessi=β0+β1Pensioni+αiXi

+γiDi+μi

(8)

式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i为被访者的生活幸福感受，采用CFPS问卷中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两个指标分别进行度量；主要解释变量Pensioni表示参加新农保是否领取到养老金，为二元虚拟变量；Xi为其他控制变量；Di为样本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μi为随机扰动项。

在实际研究中，由于部分个体特征变量难以观测或者在调查过程中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在估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针对新农保政策实施效果的各项研究普遍采用双重差分法等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策略，核心自变量多为是否参与新农保的二元虚拟变量。该做法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否参保受到政策覆盖的影响具有内生性。其次，参与新农保个体在达到60岁法定年龄后才能领取养老金，因而年龄上有断点跳跃，导致线性模型估计产生偏误。对此，本文将领取养老金政策作为外生存在的间断点，采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估计参与新农保的农业户口群体在达到60岁后领取养老金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该方法优点在于其估计结果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可以直观反映出间断点附近样本受到养老金政策影响后的幸福感变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线性回归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规避了幸福感程度受到年龄影响而存在的变化趋势导致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存在偏误。考虑到老年人在达到60岁后，理论上领取养老金的状态未必是从无到有的突变，而是增大了领取养老金的概率。因而本文采取模糊断点回归的思路，即：

P(Pensioni=1|Ag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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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式中Pensioni为处理状态变量，即是否领取养老金；Agei为受访者的年龄。根据政策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概率显著大于未满60岁的群体，即g1(Agei)>g0(Agei)。此时，本文将领取养老金这一处理状态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记为：

E(Pensioni|Agei)=g0(60)+[g1(60)-g0(60)]Ti, Ti=1 if Agei≥60

(10)

参考Lee & Lemieux(2010)的研究，得到相应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为：

LATE=E[(Happinessi1-Happinessi0)|Agei=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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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于上式中局部平均处理效应，本文采用局部线性回归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进行拟合(4)对于断点回归设计的参数估计结果与非参数估计结果非常类似，本文篇幅有限不再做系统介绍。此外，参考陈强(2014)的研究，在相同带宽情况下，使用2SLS方法得到估计值等于使用矩形核的局部线性回归估计量。笔者在下文中报告使用矩形核密度函数时的估计结果作为模型的稳健性分析。，相应的分子和分母分别最小化如下目标函数：

width=296,height=38,dpi=110
-β(Agei-60)-γPensioni-φ(Agei

-60)Pensioni]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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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Agei-60)-γPensioni-φ(Agei

-60)Pensioni]2

(13)

式中K(·)表示核函数，其本质是在一个局部的邻域(60-h，60+h)内通过核函数方式进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距离断点越近的样本点被赋予的权重越大。本文选取较为常用的三角核(triangular kernel)作为核函数形式，同时采用矩形核(rectangular kernel)作为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对于最优带宽(bandwidth)的选择，本文基于Imbens & Kalyanaraman(2012)提出的IK算法，以最小化两侧的回归函数在断点处的均方误差来度量。记g1(Agei)=E(Happinessi1|Agei)，g0(Agei)=E(Happinessi0|Agei)。此时处理效应为ρ=g1(60)-g0(60)，相应的估计量为width=134,height=20,dpi=110最优带宽的选择满足如下表达式：

width=237,height=26,dpi=110
-g0(60)]2}

(14)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带宽越小，估计结果越精确，但同时会损失一定数量的样本观测值。反之，样本观测值会增加，但估计精度会下降。对此，本文分别报告在选取最优带宽、0.5倍最优带宽和2倍最优带宽时的估计结果，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选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旨在收集来自个体、家庭和社区的数据，并进行长期追踪调查，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人口迁移、健康等状况。CFPS样本覆盖了我国25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为16 000户，全面包含了样本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信息。本文所选定的样本是2016年CFPS成人问卷中年龄在50岁～70岁且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业户口群体，共筛选出有效数据为3 058个。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
本文将参与新农保的农业户口老年人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作为核心自变量，考察其对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为控制其他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参与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等因素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了调查样本的性别、地区、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地位、社会地位、其他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等协变量加入模型中(见表1)。

表1 变量选取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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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生活满意度依据问卷中“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的选项“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程度由低到高赋值为1～5。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依据问卷中的“您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的选项“很没信心”“没信心”“一般”“有信心”“很有信心”程度由低到高赋值为1～5。

资料来源：根据CFPS2016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对具有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样本当前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的统计发现，超过85%的群体认为其水平在一般及以上(见图1)。在生活满意度的统计中，选择一般程度的群体占比最多，达到32.23%，其次为28.86%的群体选择非常满意和25.79%的群体选择比较满意。而在对未来生活信心的统计中，则是选择非常有信心的群体占比最多，达到37.24%，其次为26.84%的群体选择一般程度，24.34%的群体选择比较有信心(见图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户口老年人生活水平在提升，基本生活保障能够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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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业户口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信心的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CFPS2016数据整理计算所得，下图同。

对于新农保的参与状况，本文发现所选取样本中共有36.51%参加了新农保。其中中西部地区参保比例较高，达到了40.13%。东部地区样本参与新农保的群体占比相对较低，为31.01%。(5)考虑到样本中的中部地区农业户口老年人参与新农保比例(39.44%)与西部地区(41.30%)相近，与东部地区(31.01%)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新农保政策实施力度较为接近。故本文在描述性分析和异质性分析中依据样本所在地区，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部分群体。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生活质量也低于东部地区，老年人通过参与社会保障方式提升生活水平也相对更普遍。而在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相关统计中，本文发现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样本中均有15.24%的样本领取到养老金，这体现了不同地区老年人占比基本一致。

在进行断点回归分析前，本文首先以图的形式展示随着年龄的变化农业户口老年人群体领取养老金和其主观幸福感受的变化情况，从而更加有助于实施断点回归这一因果识别方法。由于领取养老金的实际时间会存在一定的延迟，即选取的样本在年满60周岁后的一年内的不同时点领取，因此本文选取61岁作为模型实际断点位置的设定。年龄断点的设定比60岁法定年龄偏后的做法在已有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参考依据，如王天宇和周钦(2017)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的数据选取60.5岁作为断点分析新农保养老金对于消费的影响；张川川等(2014)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的基线数据，选取60.75岁作为参与新农保的年龄断点分析其政策效果。

图2展示了参加新农保的农业户口老年人样本年龄与领取到养老金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领取到养老金的比例也随之增加，同时在61岁这一断点前后呈现出明显的跳跃，这也基本契合了新农保养老金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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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年龄老年人样本获得新农保养老金的比例
说明：图中竖直线表示年龄为61岁，即本文断点回归模型设定的年龄断点。拟合线为使用局部多元回归的方法，获得新农保养老金的比例对年龄的拟合。由于CFPS2016成人数据中获取到样本个体年龄均为正整数值，在图中尚难以体现60岁～61岁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概率渐变的过程。

图3展示了老年人样本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变化的情况。本文发现无论是生活满意度还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在断点前后均有所提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年龄增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趋势在断点右侧尤为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采用传统线性回归的估计方法可能导致结果存在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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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年龄老年人样本主观幸福感受变化情况
说明：图中竖直线表示年龄为61岁，即本文断点回归模型设定的年龄断点。拟合线为使用局部多元回归的方法，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分别对年龄的拟合。

(三)基准分析结果
表2为断点回归基准分析结果。本文发现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新农保对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在不同带宽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于当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仅在2倍带宽时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新农保养老金收入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未来生活中潜在的不确定性，提振了老年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这对于生活在较为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尤为重要。此外，由于样本中存在部分老年人未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故而对当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该分析结果对何泱泱和周钦(2016)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进行了补充，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结果。

表2 参加新农保农业户口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与对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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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四)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针对断点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更严格的稳健性检验，具体包括驱动变量密度函数的连续性检验、估计时改变核密度函数形式、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估计并检验控制变量在断点处的连续性以及安慰剂检验。

1.驱动变量密度函数的连续性检验。在实施断点回归估计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样本无法对驱动变量进行精确的操控，本文参考McCrary(2008)的检验方法做进一步检验。笔者使用Stata16.0软件绘制出调查样本的年龄这一驱动变量的密度分布图(见图4)。根据图4，不难发现年龄密度函数在断点处同样保持连续，同时计算出在断点前后的年龄密度差异为0.062，标准差为0.125。这表明所选取的样本年龄分布在断点前后连续，可以排除个体精确操控驱动变量行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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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参加新农保农业户口老年人样本群体年龄密度分布
说明：图中竖直线表示年龄为61岁，即本文断点回归模型设定的年龄断点。拟合线为样本的密度分布。散点(包括看似粗线的部分)表示各年龄样本的密度。

2.替换核密度函数形式。对于断点回归分析的非参数法，在本节中笔者将核密度函数替换为矩形核的形式进行估计(见表3)。根据表3，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农业户口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而显著提高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采用矩形核密度函数形式进行估计时，相当于对断点两侧采用标准OLS估计，此时精确度可能不如采用三角核密度函数形式，例如在最优带宽水平下对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但总体上并不妨碍结果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采用矩形核密度函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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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断点回归方法中是否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在理论上不会对所估计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结果产生太大的影响。本节中笔者进一步加入表1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此时，新农保在最优带宽下对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显著性发生变化，而估计系数大小和方向与表4相比并未发生明显突变。进一步验证各控制变量在断点前后的连续性，发现各控制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的变化来自领取新农保养老金这一政策的因果推断值得信服，排除来自其他相关因素的干扰。

表4 稳健性检验：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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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各控制变量在连续性检验中均不显著，由于篇幅限制不再做进一步展示。

4.安慰剂检验。本文分别将断点改为60岁和62岁，并将样本替换为未参加新农保的农业户口老年人群体。根据表5，当改变断点位置时，除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在60岁处的最优带宽下显著为负外，其他结果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根据实际领取养老金年龄情况选择61岁作为断点位置的设定较为合理。

表5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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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农保相关政策规定，达到60岁法定年龄后即可领取养老保险金，该年龄也是城镇务工人员的法定退休年龄，退休这一事件同样会对其主观幸福感带来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达到60岁后，除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外，是否仍存在其他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选取未参与新农保的农业户口老年人作为样本，采用相同的模型设定，探究该部分群体达到60岁后幸福感水平发生何种变化。根据检验结果，该部分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影响并不显著，调整不同带宽后结果并未发现明显变化。这说明农业户口老年人达到城市务工退休年龄后，其主观幸福感可能会存在下降的趋势。同时也充分印证了本文的结论，即参加新农保的农业户口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后对未来信心的显著提升是由该政策实施带来的效果。

(五)调查样本的异质性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农业户口老年人的主观福祉。但当前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收入不平等现象仍较为明显，由此导致新农保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实施力度存在差异，进而使新农保养老金带来的主观福利存在区域间的差异(何泱泱和周钦，2016)。从微观角度分析，参与新农保和缴纳保险费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个体经济行为，其决策会受到自身经济基础的约束。考虑到不同参保群体间的自身经济状况存在一定差距，进而使得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以及获得的养老金收入有所不同，相应地由养老金所带来的福利效应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杨胜利等，2016)。因此，本部分探讨生活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层次农业户口老年人群体间受到新农保养老金政策影响的异质性，以期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结论。

根据表6展示的结果，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农业户口老年人群体的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在2倍带宽下显著提高了生活满意度。而对于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群体，尽管估计结果仍为正数，但其系数小于东部地区老年人群体，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新农保养老金虽然是对老年人生活上的补助，但其金额较为有限。尤其是对于流入城镇的务工人员，其工资收入远多于新农保养老金的补贴，因而给幸福感带来的整体效果也较为有限。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尚不发达，且多为农业大省，农业户口务工人员也较为广泛，当其达到60岁法定年龄后，退休等原因造成的整体收入的减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受，仅依靠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恐怕难以为继。而在东部地区，新农保政策实施力度相对较大，且人们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由此缴纳的保险费用和领取的养老金也相对较多，给老年人群体带来的主观福利也更为明显。

表6 新农保养老金对农业户口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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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7展示了不同收入层级间的差异。新农保养老金政策显著提高了中等收入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和最高收入地位老年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对于其他收入层次的老年人，新农保养老金带来的影响较为有限。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低收入阶层群体的影响中存在负数，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群体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随年龄增大其主观福祉下降较为明显，仅通过新农保养老金这一相对微薄的收入尚难以支撑。此外，与上文关于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类似，中高收入人群往往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参加新农保时缴费额度相应较大，更多的养老金带来更为明显的主观福利。作为社会保障兜底政策，如何发挥新农保养老金的积极作用，惠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相对贫困群体，需要不断研究并完善相应的政策。

表7 新农保养老金对农业户口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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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新农保对传统
“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
新农保政策的实施与普及惠及广泛的农业户口老年人群体，使其生活有所依托。同时，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无法赡养老人，在农村留守空巢的老年人越来越多(Ebenstein & Leung，2010)。而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使其有所依托(Ding，2017)。本部分主要探究农业户口老年人参加新农保和其与子女联系之间的关系，反映新农保政策对传统“养儿防老”模式的影响。其中，核心自变量为是否参加了新农保和与子女联系的频率。

采用OLS回归的方法，表8中模型(2)和模型(4)分别在模型(1)和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CFPS问卷中与子女联系状况这一指标，该指标为受访者与其子女日常联系的频率，近似表示其家庭关系和子女赡养状况。(6)参考学界有关中间机制方面的文献研究，本部分采用OLS模型分析参加新农保和传统养儿防老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效应，着重探究加入“与子女联系频率”这一变量后，“参加新农保”变量系数的变化方向。而具体数值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无需过度解读。根据回归结果，本文发现老年人与子女联系越频繁，其幸福感程度越高，同时统计上结果比较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子女对老年人的照顾使其生活更好。但同时，参加新农保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有所下降，由此可以认为参加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这进一步完善了张川川和陈斌开(2014)的研究结论。

表8 参加新农保和传统养儿防老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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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子女联系频率依据问卷中的相应程度：“从不”“几个月一次”“一月1次”“一月2次～3次”“一周1次～2次“一周3次～4次”“几乎每天”，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7。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业户口老年人达到60岁这一法定年龄后领取养老金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正，但结果尚不显著；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提升了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并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对不同地区和收入地位群体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生活在东部地区和中高收入地位的农业户口老年人群体在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后生活幸福感提升较为显著。最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与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在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时存在着替代效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应保尽保原则，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7)《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11-06。在中国老龄化问题加剧、农业转移人口增多、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关键时期，以新农保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构筑完整的社会安全网以保障最普惠、最根本民生福祉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新农保在全国全面展开并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后，其政策实施对于农业户口老年人切实提升生活质量具有一定帮助作用。同时，本文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个人幸福感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因而结合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应当适当增加60岁以上高年龄群体的养老金水平，改善当前较为单一的养老金制度；同时适当放低贫困地区参保需要交纳保险金的额度，鼓励更多人参加新农保，这对于促进老年人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实证分析过程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对于新农保养老金的领取，由于CFPS数据的限制，本文在模型设定过程中仅使用单一的二元虚拟变量进行刻画，而具体的参与时间和所领取的保险费等内容均没有涉及。其次，由于样本数据中工资收入的缺失值过多，因而难以探究养老金与个人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对于今后社会救济政策的不断实施、完善与推广，从而引领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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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POLICY——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YI Ding-hong ZHAO Yi-fan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ocial security policy,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till has no unified evaluatio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6, this paper uses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method to assess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with the indicators of happiness for the elderly. The study measures the sense of happiness from two dimensions: life satisfaction and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lif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mpact of pens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is not significant, but it improves their confidence of the future life.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in the middle and high income group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y receive the pension, but the crowding-out effect has a greater impact in reality. Finally, as a social support,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has a substitution effect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intra-family transfer”.

Key words: elderly people with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pension; life satisfaction;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lif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易定红(通讯作者)、赵一凡，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dhyi@ruc.edu.cn。本文得到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项目“中国农民工群体新变化新特点研究”(2018K20217)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张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