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百年历史流变及演进规律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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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百年历史流变及演进规律论析
□武文豪，周向军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 要]建党百年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紧密结合不同时代条件，聚焦马克思主义观的两大核心命题，进行接续探索和回答，创造了系统科学、意蕴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以“救亡和图存”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观，以“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改革和发展”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强国和圆梦”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四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展现出阶段性和连续性相贯通、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构成我们党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观；历史流变；演进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顺利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便是要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永恒规律。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开辟新天地、开启新纪元、进入新时期、踏上新时代的百年历史征程中，始终紧密围绕“救亡和图存”“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发展”“强国和圆梦”的历史主题，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本体论命题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实践论命题进行创造性地接续探索和回答，形成了系统科学、意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审视近年来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多着眼于某一较短历史时段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和研究，而立足建党百年的宏阔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宏观的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却十分鲜见。本文在系统梳理、深刻研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力图分析和揭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百年历史流变及演进规律，具有深刻的学理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开辟新天地：以“救亡和图存”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观
建党前后，伴随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进逼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日益腐朽，中国民族危机日渐加深，“救亡和图存”的历史任务更加紧迫地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于此境遇下，选择什么样的“主义”来救亡图存，如何运用这种“主义”救亡图存，深刻考验着中国人民的理论智慧。十月革命推动社会主义完成了由理想到现实的华美转变，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力也因此获得极大提升。以李大钊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下，经过慎重的理性思考和反复的比较鉴别，于纷然杂陈的思想场域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力图从这一科学真理中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智慧启迪，并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思考和尝试。在此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命题进行了努力探索，提出了诸多闪耀思想火花的重要论断。

第一，关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一是从理论属性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判断。李大钊曾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盛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考察，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1（]p243）的结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认为，“革命竞争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一根“金线”[2（]p19）。此外，他还较为深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主义”的本质区别，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革命性和普适性等可贵品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继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扫清了些许思想障碍。二是从逻辑体系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初步建构。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2（]p19），主要包括“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三个不可分离和割裂的组成部分；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中，从“唯物史观”“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3（]p31）五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一定意义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逻辑体系的认知。

第二，关于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一是要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注重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特点、理论精髓对其进行深刻认知。例如，陈独秀反对“把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看作一样”[4（]p44）；施存统强调，“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底精髓取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5（]p337），表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把握。二是要以理性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根据自己的理性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某些观点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陈独秀更是强调共产党人不应当以“迷信”和“盲从”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他郑重指出：“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6（]p56）三是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没有躲在书斋中做空头的理论研究，而是直面中国社会现实……深入工厂、农村，走近工农群众，了解民众疾苦，宣传马克思主义”[7（]p42），特别是善于通过创办报刊、撰写论著、翻译书籍、组建理论社团、举行纪念活动、开展讲习活动等多种途径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深入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和革命实践，以武装群众思想，表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四是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用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于中国条件下化作现实，必须“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2（]p3）；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强调，要学习马克思，发扬“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用以考察和钻研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革命的原动力”[6]（p250），用其有效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8]（p4），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他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8（]p311）……诚然，这些论述虽然尚未上升到“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高度，但却成为这些命题的重要理论铺垫。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早在五四运动之际，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后，思想界在学习效仿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吸收，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开始有‘中国化’的思路”[9（]p38）。

二、开启新纪元：以“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观
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近代中国社会两大历史任务，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维度科学研判中国国情，精准把握中国社会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演变，深度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郑重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10（]p557）的历史任务。为此，进行了艰辛曲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这一过程中，结合革命和建设时期不同的时代条件对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命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取得重大理论建树，所形成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历经革命和建设漫长历史岁月的淘洗，闪耀出璀璨的思想光辉，在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第一，关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一是从发生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进行科学考察。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认为，近代大工业的产生、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参与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以及他们依托自己的天才条件对实践经验和“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11（]p303）进行科学总结和继承等众多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二是从本质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进行精准揭示。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进行科学总结，特别是对党内曾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清算和批判的时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以“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精辟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12（]p801）。三是从结构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进行精确剖析。一方面，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应该包括“马列主义的哲学”“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和“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三个部分，并且尤其强调哲学在这三大组成中所占据的“理论基础”地位，同时还指出，“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13（]p5）；另一方面，毛泽东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同理论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比较好”[14（]p261），郑重强调，“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15（]p386），从而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不同理论形态之间一元多样、一脉相承的辩证关系。四是从特征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进行深刻阐发。在《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等理论著作中，毛泽东从“实践性”“阶级性”“革命性”“动态性”“科学性”[16（]p43）五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五是从价值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蕴进行理性研判。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是助力我们观察和研究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1（]p212），深刻揭示出其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于军事斗争的指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他郑重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的价值定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真理”和“最好的武器”[12（]p796）；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7（]p1471）；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庄严宣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5（]p350），从而鲜明透彻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价值意义。

第二，关于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一是要认真学习并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毛泽东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共产党人“为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据此，他向全党郑重发出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号召，以此“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另一方面，毛泽东还精辟阐释了共产党人“如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破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修正主义等思想藩篱，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18（]p533）这一重要的学习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19（]p90），把从“本本”中学和在实践中学有机结合起来，等等。这一系列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经典著作中。二是要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绝不能有丝毫偏废。对此，他严肃批判了当时苏联丢弃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20（]p455）的修正主义错误倾向，深刻宣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定力。三是要精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2（]p815）其中，精通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用其分析研究、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征途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四是要在革命和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年代，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正式提出、系统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1（]p651）这一具有开拓性价值的重大命题，深刻认识到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22（]p318-319），而且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完满实现了这一历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建设时期，鉴于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的逆转局面，他郑重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号召共产党人要善于在实践中写出新的著作，续写马克思主义发展新篇章，并为此付诸艰辛探索，取得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从而为“第二次结合”的最终实现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发出了响亮的思想先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积淀。

三、进入新时期：以“改革和发展”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观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国际局势风起云涌，时代主题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以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拨乱反正，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紧立足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精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深刻汲取长期以来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科学研判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充分聚焦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课题，探索、创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开创并紧紧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始终把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命题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思考，做出了全新的系统阐释与回答。

第一，关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一是从精神实质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新解读。邓小平从战略目标与战略任务相统一的维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23（]p137），从而在战略目标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进行精确阐发，也锚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航向。另一方面，他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惨痛教训，站在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高度，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24（]p126），从而在战略任务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进行精辟说明，也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本着力点。二是从理论特征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新解读。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发展性。邓小平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严肃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认为其束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源于实践又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不断发展的科学真理；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绽放“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拥有“与时俱进”[25（]p286）的理论品质；胡锦涛从哲学基础的维度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26（]p494）。三是从结构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新解读。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同纳入其中，并阐释了这一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理论样态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出了新的更为完整的科学说明。四是从价值意蕴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新解读。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3（]p63）；江泽民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27（]p282）；等等。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的讲话中，胡锦涛从“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最重要的理论品质”①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62—364。四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鲜明品格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科学概括，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第二，关于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一是要从思想体系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含义。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林彪和“四人帮”为首的反党集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片面化、绝对化、庸俗化的错误倾向以及徘徊时期“两个凡是”的方针，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尤为注重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拘泥于只言片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语录式裁剪；不能把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做出的具体论断进行教条式解读和机械式照搬；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渊源关系。二是强调解放思想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邓小平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党内之所以教条主义弥漫，迷信“本本”的现象盛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同志思想不够解放。他精辟指出，“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24（]p142）。对此，他以深刻的理论睿智和强大的政治勇气郑重发出了“解放思想”的时代强音，强调要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使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从已有的那些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三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猖獗，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落至低潮。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错误思潮粉墨登场、大肆泛滥。于此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郑重宣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对此，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纳入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之重要内容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范畴内加以强调、予以重视，鲜明地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24（]p352）；江泽民强调，“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27（]p337）；胡锦涛指出，“在未来的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28（]p376），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坚定信仰。四是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邓小平要求全党同志着眼于新的实际，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3（]p147）；江泽民指出，“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真正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29（]p499）；胡锦涛要求全党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28（]p374）。五是要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并举。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尤为注重在改革开放的鲜活实践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内容，赓续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理论使命，续写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新篇章，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江泽民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27（]p537）；胡锦涛在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时，还首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科学概念，尤其指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6（]p639），从而在思想认识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并举的发展格局。

四、踏上新时代：以“强国和圆梦”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长期发展，步入了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举旗定向，强基固本，攻坚克难，锐意创新，始终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胸怀“两个大局”，坚持问题导向，聆听时代呼声，紧扣时代课题，擘画强国蓝图，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新变化，在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引领下，立足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觉肩负“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知，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入新阶段、发生新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此过程中，结合新时代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和回答，做出诸多崭新论断，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得到进一步的拓新和延展。

第一，关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一是从发生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进行新的解读。关于这一问题，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做出新的系统阐释。他认为，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的发展、自然科学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此外，这一科学理论的产生，还离不开理论创立者自身的主观条件，马克思“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30（]p3-5）等优秀品质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主观条件。二是从本质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进行新的表述。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0（]p8）是否真正坚持这一点，是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分野。三是从结构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涵涉内容做出新的阐释。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极其丰富，理论视阈十分广阔，“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31（]p12）。四是从特征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进行新的概括。在指明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开放发展性等理论特质的同时，习近平还深刻指出，“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32（]p384），“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31（]p12）。五是从价值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功能进行新的定位。习近平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30（]p11）。他以“参天大树之根本”与“万里长河之泉源”[32（]p286）来形象诠释马克思主义对于促进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本源性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看家本领”[33（]p14）。六是从发展论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做出新的阐明。在对马克思主义辉煌壮丽、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进行深情回顾，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所处的现实境遇进行科学审视的基础上，习近平有力驳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灵论”等错误论调，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31（]p10），“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30（]p11）。一方面，当今时代“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34（]p66），这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持以坚定信心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欣欣向荣，历经40余年的成长壮大，迈进了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焕发新的蓬勃生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之思想魅力、真理伟力和生机活力最充分的昭彰。

第二，关于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一是要实事求是地学习。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钻研，将其作为一门必修课来认真对待，把“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花一番大力气，下一番苦功夫，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经”学精悟透、融会贯通。二是要忠贞不渝地信仰。面对共产主义“渺茫论”“虚假论”等错误思潮以及一段时期内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的“精神缺钙”现象，习近平认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主义固本培元，补足理想信念之“钙”，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35（]p33），进而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三是要矢志不移地坚持。习近平从“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31（]p9）的角度，多次着力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认为这一问题攸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决不能有丝毫犹疑。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用其指导分析和解决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实现“强国和圆梦”目标征途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分析理路和解决办法。四是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习近平认为，秉承问题导向、依靠人民力量、汲取群众智慧、升华实践经验、从一切优秀文化中提炼精粹“为我所用”，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路径，强调要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双向良性互动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五是要一以贯之地宣传。要坚持内宣和外宣相配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经典著作宣传普及，让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受，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36]；加强对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思想理论阵地的建设；重视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在大中小学理直气壮开好、办好思政课；等等。

五、余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演进规律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历经四个阶段的历史流变，展现出阶段性和连续性相贯通、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构成我们党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精神实质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那便是：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36]，“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37（]p73）。同时，百年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又结合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环境和面临的不同时代课题，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审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依据各自的时代发展之需而更加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观问题域中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继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百年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从演进规律来看，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百年发展主要呈现出四大逻辑进路。一是始终以业已存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为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创立、学习、钻研、捍卫、运用、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均表达过其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的认识和看法，从而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瑰宝。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赓续传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业已存在的诸多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具有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根基。二是始终以探索和解答时代课题为根本关照。实践于历史轨道行进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的时代课题，而这些时代课题往往成为理论创新的聚焦点，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为理论创新提供恒久动力。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答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课题，必须首先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百年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聚焦“救亡和图存”“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发展”“强国和圆梦”等历史任务，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度融入探索、回答和解决各种时代课题的实践过程中。三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旨归。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历程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始终协同而行。其中，坚持和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推进的逻辑前提，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则是坚持和发展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必然归宿，二者始终相生相伴、相融相济、互补互利。同时，这些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亦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断增添新的重要内容。四是始终以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较量为重要契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总是在各种激烈的理论斗争中发展前进的。例如，李大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国民党右派的反马克思主义论调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同党内一定时期盛行的教条主义作风的斗争中发展的；邓小平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同“两个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各种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同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失灵论”以及共产主义“渺茫论”“虚假论”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这一系列的理论斗争在客观上恰好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应该说，以上这四点，既为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我们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坚持和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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