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与政治变迁：互联网对西方民粹主义的多重赋能
技术变革与政治变迁：互联网对西方民粹主义的多重赋能邓 理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错综复杂，既受到经济结构、身份认同、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也是网络信息技术塑造的产物。研究发现：在政治权威认同层面，互联网形塑了表演竞争的政治生态，民粹主义精英和传统精英在表演场域、资质、收益上的差距，为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在政治参与层面，互联网使得直接民主逐渐制度化，重构了人民意志的产生，扩展了民粹政党的社会基础；在政治文化心理层面，虚拟空间衍生的算法政治及其风险则加剧了意识形态极化和非理性。由此，互联网通过多种路径强化了民粹主义韧性，对传统自由民主体制提出了挑战，折射出当下西方政治体系的内部张力。
[关键词]民粹主义；互联网；表演竞争；直接民主；算法政治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当代重要政治思潮，民粹主义存在全球蔓延的趋势。长期以来，民粹主义被视为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结构失衡的产物。不过，当代民粹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也显示出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特性。在西方世界，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叠加效应已经愈加明显，不仅导致了煽动性言论的传播现象，也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上述现象，与21世纪初诸多学者的预测不同：互联网在欧美社会并非简单发挥巩固自由民主制度的功能，反而对其构成了挑战。
在信息社会，技术对政治的重构效应已经愈加明显。伴随着互联网成为新政治空间，当代民粹主义既保留了传统特征，也受到信息技术的强烈塑造。然而，尽管学界对于民粹主义进行了多方解读，但系统性分析互联网与民粹主义关联的研究依然缺乏，既有研究或关注互联网的即时性、互动性、匿名性等表层特征，或注重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分析而非塑造机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探讨下列问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ICT），使得西方公共政治发生了何种转型？在民粹主义浪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如何对民粹主义产生出赋能效应？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助于全面理解当代民粹主义的性质，展示数字信息技术对政治体系的能动性塑造。
二、民粹主义及其兴起：既有文献回顾及分析框架
（一）民粹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分析维度
在概念内涵上，民粹主义和自由民主虽然具有一定共性，都支持民主和反对专制，但也存在明显不同，代表了人民主权思想的两面。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才是最纯粹的民主（p3）。然而，作为西方社会主流的自由民主思想，仍然与民粹主义存在根本性差异，特别是两者对“人民”的理解大相径庭。自由民主假定人民具有异质和多元性，形成了分化性利益集团。与之相对，民粹主义则认为人民具有同质性，将人民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认为存在高于特定利益集团的人民意志（p269-288）。也有学者根据奥克肖特“信仰政治”和“怀疑政治”的区分，认为自由民主是实用性的，而民粹主义则是救赎性的（p2-16）。
在具体内容上，民粹主义观点十分庞杂，正如林红指出，它与阴谋论、平均主义、反智主义等概念具有重合性（p37-52）。穆勒认为，民粹主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在社会心理学维度，它反映了选民对社会现状的愤怒、失望等消极情绪。第二，民粹主义常发生于特定阶层。第三，民粹主义对政策会给出不同于主流精英的态度(p87-88)。在当代社会，民粹主义又有左右之分，左翼反对自由贸易，要求社会经济福利均等化，右翼则体现为反移民等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本国政治和文化的纯洁性（p9-16）。
由于民粹主义具有内部分化性，本文更为侧重它在整体层面所展现的共性特征，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与自由民主对立、由不满情绪推动、主张人民利益至上和人民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民粹主义的表现维度区别为下述三个层面：政治权威认同、政治参与模式以及政治文化心理，从而为后续深入探讨它与互联网的关系提供基础性的概念框架。
第一，在政治权威认同上，民粹主义反对法理型精英，崇拜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按照韦伯的权威类型学，由法律规则所产生的权威最具合法性，然而，民粹主义对于自由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法理型精英体现出高度不信任。尽管穆德指出民粹主义倾向于将社会分裂成两个同质性群体——“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p541-563）。但事实上，民粹主义也将建构出新的领导者。与传统精英不同，具有克里斯玛特征的民粹领导者往往以个性化风格取代正式规则，进而起到“粘合剂”的功能，将成分复杂的民众聚合成具有认同属性的政治组织。克里斯玛型权威对内需要与支持者持续对话，建立信任关系，对外则代表“人民意志”发起诉求，竞争政治权力。
第二，在政治参与模式上，民粹主义倡导参与式民主理念，推崇直接民主。与以代表制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不同，民粹主义突破既有政治秩序，主张由公民决定公共事务，强调参与广泛性和直接性。施密特指出，议会制度体现了一种政治理性，它使得政治结果具有妥协性和中立精神（p4-8）。但在民粹主义看来，民众应享有更多话语权。正如卢梭所说，人民不能被代表，因为代表意味着放弃主权（p123）。因之，民粹主义偏好多数制、全民公决等决策形式，传统精英对于政治议程的控制能力减弱，代表性机构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对于人民意志的强调，也意味着公共政治中妥协因素的减少，集体偏好可以通过投票、舆论等方式体现。
第三，在政治文化心理上，民粹主义具有显著非理性和感性色彩。自由民主的精英政治象征着有约束的个人主义，公共生活需要一定政治经验，强调话语理性。而民粹主义则认为基于人民的公意可以替代政治理性。在沟通层次，民粹主义多依赖煽动性话语，富有激情和感染性（p120-138），成为心理学中所说的“乌合之众”。在集体激情的状态下，民粹主义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p203）。例如，民粹主义处理社会问题的典型策略，是建构出“人民”和“敌人”的二元对立（p26）。“敌人”的意象不仅包括主流精英，也指代其他群体，包括罪犯、外国人、特定种族等等，上述群体威胁着人民纯洁性，被排斥在人民概念之外。上述二分法既塑造了集体身份认同，也确定了斗争对象。总之，非理性和感性化构成了民粹主义的核心心理特征。
（二）民粹主义兴起的影响因素：现有解释及局限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属于民粹主义的第四波①关于西方民粹主义四次浪潮的叙述，可参见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民粹主义的崛起引发了学界广泛探讨，相关研究剖析了多元因素。通过文献梳理，现有关于民粹主义的解释大体可以区分为下列三种类型：经济结构、身份认同以及政治制度。
首先，经济结构因素对民粹主义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以新自由主义、市场导向为特征的西方国家高度依赖于经济全球化。而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富分配逐渐恶化(p106-117)。房宁认为，西方的过度福利化形成了民众对社会预期发展的落差，致使民众在经济低迷时难以接受现实，导致民粹主义愈演愈烈(p68-73)。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资本也有集中化趋势，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均，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在就业、医疗等公共服务问题上的不满度与日均增，产生了严重被剥夺感。全球化也恶化了西方产业工人的经济环境，使得只掌握少数技能的劳动者容易被替代，导致了底层困境的加深(p91-94)。正是受到严峻经济形势的影响，民粹主义逐渐深入人心。
其次，则是身份认同因素。西方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高福利以及中东地区的战乱，对于国际移民形成了拉力效应，致使大量移民涌入欧美国家，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导使民粹主义反弹。例如，法国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700 万，超过总人口的10%。外来人口一方面影响了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本土的文化认同危机。在罗德里克的民粹主义供求模型中，移民的冲击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的民族情绪，文化认同感导致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p24)。与此同时，移民迁入也带来了政治安全问题，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有所升高(p1-11)。上述因素，都使得西方民众的意识形态逐渐激进化。
最后，政治制度因素则是指在面临社会危机时，传统代议制民主逐渐失灵，政治系统关于民意整合和反馈的功能出现障碍，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侯恩宾指出，民粹主义的出现在于西方政治制度结构性的不均衡、政党政治衰落和公共领域的异化(p121-129)。在面对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欧美国家的政治体系面临着“失灵”的窘境，政党和政治家充当了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致力于党派竞争和争夺权力，却对中下层的民众呼声反应迟钝，无力听取民众诉求。其结果是，民众对现行的代议制民主产生失望，政府信任逐渐下降(p92-95)，最终走向政治疏离，重新在政治体系外部寻找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然而，尽管现有文献呈现出多元视角，但都未系统探讨互联网与民粹主义之间的联系，即信息技术如何改变民粹主义的建构方式。但正如麦克卢汉所强调，媒介即讯息，互联网不仅具有工具属性，它也改变了公共生活，构成了国家与社会的新型互动场域。对此，有学者提出技术民粹主义（Technopopulism）的概念，认为当代民粹主义也是沟通方式变迁的产物，与数字媒体领域紧密相连(p15)。综合上述，本文认为尽管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因素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发动机”和根源，但民粹主义究竟如何建构和扩散，依然需要从技术对政治的嵌入视角进行分析。
（三）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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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互联网对民粹主义的多维塑造：文章分析框架
在此，本文综合概念部分关于民粹主义的内容维度，构建了下述分析框架(见图1)。一方面，以往文献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作为公民获取信息以及与他者互动的场域，也具有重构和整合社会思潮的功能。互联网并非简单传递信息的中介，相反，互联网是高度复合型的空间，其中的复杂算法、平台结构规则以及多元性的互动对象，都会对主体意识和行为产生影响(p79-89)。由此，民粹主义的三大政治特征——支持克里斯玛型权威、偏好参与式民主和直接民主、公共空间的非理性/感性化倾向，也需要在互联网场域中具体化呈现和解释。在后文中，本文将以西方国家作为对象，分析互联网如何导致上述三重维度的政治变迁。
三、多重赋能：互联网对于西方民粹主义的赋能机理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网络与民粹主义的结合缺乏警惕。自从1973年伯克利大学开发世界第一个电子公告版，西方国家就陆续将信息技术引入到政治领域，作为自由民主制的补充。不过，互联网在产生正反馈效应的同时，也日渐体现出它的反建制功能。2010 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民众通过Facebook 等传媒工具，形成集体行动，导致政权更迭，显示出网络与民粹主义结合的颠覆性力量。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西方社会主流仍然认为这是信息技术有利于民主化的证明，而不会对民主国家自身产生负面效应。但后续事实表明，任何政治权力都很难不受到互联网的挑战，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西方例外论”的破产。依据前文框架，本文将互联网塑造西方民粹主义的过程逻辑区分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政治权威认同变迁：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再生产
作为韦伯所说的三大权威理想类型之一，法理型权威构成了现代权威的来源，它建立在对法律理性服从的基础之上。然而，互联网重新导致了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兴起。克里斯玛一词源自圣经，最初指神圣权力，被韦伯用以指代历史进程中的天才和极具创造性的个体。在传统社会，克里斯玛型权威诸如恺撒、拿破仑等，其人格魅力主要来源于个人才能以及对国家所公认的巨大贡献。互联网则改变了人格魅力的生产过程，权威认同不再以个人成就、道德作为判断基础，转而依赖主体话语符号及其具有的象征性意义，持续性地通过对公众的表演及情感刺激获得合法性。
表演型政治体现了戈夫曼拟剧论的基本思想，即主体是舞台上的演员，而民众则是观赏的公众。通过在话语、身体、表情等层次策略性地使用互动策略，主体在公众面前建构出关于自身的特定印象。网络作为媒介平台，则通过视频、图片等形式，构成了天然的表演舞台。正如墨特菲指出，当代民粹主义政治家不仅要代表人民利益，也要积极为人民表演（p38-50）。然而，墨特菲主要着眼于阐释民粹主义政客的表演策略及其政治风格，却疏于立足比较维度，解释互联网何以对不同精英类型具有差异性的赋能效应。但按照拟剧论，表演实质上并不局限于民粹主义者，也包括传统政治家。因此，更确切地说，互联网建构了一种“表演竞争”的政治生态。而在比较基础上，互联网对克里斯玛型权威以及法理型权威的差异性影响，可以概括为下述三点：
第一，在表演动机上，民粹主义者比传统精英更重视互联网的政治沟通功能。一方面，对具有草根特性的民粹主义者而言，由于传统媒体被主流精英控制，他们难以获得充分报道，很难按照自身意图建构政治形象，然而，互联网提供了高度自主性的行动场域，通过自媒体，民粹主义得以改变话语权地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由于拥有传统媒体的资源优势以及长期居于精英阶层的文化惯习，传统精英体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利用新媒体的动机通常弱于民粹主义者。例如，民粹政客——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创立者格里洛，在Facebook和Twitter 上拥有百万粉丝，但传统意大利政治家当时几乎没有在线活动（p88-92）。实际上，即使传统精英注意到新媒体的价值，他们也更可能将其社交账号交给工作人员处理，而将自身注意力投入到主流媒体的报道上。总之，民粹主义者和传统精英不同的注意力分配，使得互联网更多为前者所占据。
第二，在表演资质上，民粹主义者也具有线上表演能力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建构自下而上的政治认同。传统精英遵循技术官僚的刻板形象，而民粹主义者则摆脱了此类政治风格。伦纳德形象描述了两者的不同：技术官僚和民粹主义是两个相反镜像：一个是管理型，另一个是魅力型；一个寻求渐进式变革，另一个注重宏大修辞；一个是解决问题，另一个涉及身份政治(p40)。从布迪厄实践理论的视角来看，由于具有草根性质的民粹主义者和传统精英的惯习具有很大不同，两者体现出表演能力上的差距，从而建构出不同的文化资本。民粹主义者对于民众诉求有着深切认知，也熟悉如何与之互动，而传统精英与民众的交流则往往是仪式性的。例如，除特朗普担任过脱口秀主持人外，民粹主义者如“我们可以党”（Podemos）的创立者伊格莱西亚斯担任过节目主持人，五星运动的创始人格里洛更是一名喜剧演员。这些与公众的近距离接触，都有助于提高表演能力。其结果是，民粹主义政治家更容易利用互联网塑造出亲民型政治风格，获取民众信任。以表演大师特朗普为例，特朗普的网络表演策略极为多元，包括口语化、出现错字、经常抒情、感叹号的大量使用等等，这些表演策略将特朗普建构成民众领袖的形象，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家。有学者通过对特朗普和希拉里推文的分析，发现业余性修辞风格出现在特朗普的推文中的比例高达54.5%，而在希拉里推文中只占12.9%(p50-61)。2015 年至2016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在Facebook 上的帖子总计获得了2.081 亿条喜欢、评论和转发，而希拉里只有7200 万。可见，人格化的表演风格更容易吸引受众，实现情感共鸣，形成类似于“明星—粉丝”之间的崇拜效应，汲取政治合法性。
第三，在表演效益上，网络空间的市场属性，扩大了煽动性话语的传播范围。民粹主义通过情感动员获取合法性，这和强调绩效、能力、理性辩论的传统议会政治存在鲜明对比。尽管在后果上，民粹主义话语经常存在争议，但在网络市场上，煽动性表演实际上构成了博弈中的最优策略，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原因在于：其一，它成功利用互联网挑选出了意识形态一致的受众，更有利于社会动员。相对于传统政治家，民粹主义的组织资源往往欠缺，但互联网能够助其动员全国性的支持者。其二，虽然公众态度具有分化性，然而，无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天然热衷于报告争议性话题，因为这意味着丰富流量和经济效益。煽动性表演能够扩散民粹主义者的知名度，从而接触和影响中立选民。例如，福克斯新闻网每月覆盖将近3000 万美国人，而特朗普“使美国再次伟大”的一系列政治表演使之与福克斯形成了互利关系：特朗普提高了收视率，福克斯则为他提供免费广告（p223）。2015年，特朗普在一年时间里获得了价值28 亿美元的免费广告，而希拉里只有11亿。表演效益的提升，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民粹主义政治家，导致表演风格的极端化。
统而言之，在表演竞争的网络场域中，民粹主义精英在表演动机、能力、效益上都优于传统精英，由此互联网为民粹主义获得群众认同提供了重要渠道。在此，互联网改变了克里斯玛型权威的生产方式，人格魅力的来源逐渐从神迹、才能、品德等因素转移到互动过程，政治沟通技巧和政治形象日益重要，最终导致精英结构的改变。
（二）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直接民主的制度化发展
直接民主是民粹主义的重要主张，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竞争者。直接民主认为应当由人民仲裁公共事务。然而，直接民主也存在诸多缺陷，以至于其倡导者卢梭也认为，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情境（p150-155）。
互联网的到来，则为改善直接民主的上述缺陷提供了空前机遇。新兴民粹政党构成了直接民主的主要推动者。它们不仅将互联网视为宣传平台，更作为改变政治决策的变革性工具，发展直接民主成为民粹政党的重要使命。对此，相关政党也开发出网站平台和app，作为与公众互动的核心阵地，这包括五星运动的卢梭网等等（以启蒙思想家卢梭命名）。格里洛认为，这些网站实际上是议会的准替代工具。由于该类网站平台基本相似，本文以西班牙民粹主义政党“我们可以党”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党”创立于2014年，是西班牙第三大政党。它快速发展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建构了高度制度化的网络直接民主。截至2019年10月，该政党网站——Participa Podemos 的在线参与会员人数约为52 万。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过程（p140-142）。而在网络赋能下，直接民主的制度化体现为下述方面。
第一，信息沟通和决策成本降低，基于大众意志的票决政治、透明政治等目标得以实现。以往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否决型政治，很少具有建设意义，但借助网络赋能，民粹主义政党逐渐建构出决策性的票决型政治。在传统民主观念中，数十万人的公民大会是难以想象的。亨廷顿指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混乱，高数量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风险。然而，“我们可以党”设计了系统性议事流程，保障了票决政治的有序性。根据该党法案，相关机构人员选举和组织方针、重要公共事务的决策，都应由人民来决定。该党重要机构例如总秘书处、公民委员会、民主保障委员会等，也由投票选举产生，遵循简单多数制原则。在国家层次，该党建立了公民大会。上述活动，都能够通过在线会议、远程视频和电子投票等方式完成。同时，为吸纳公民参与，该党大幅降低了吸纳门槛，在线实名注册即可成为党员，从而迅速发展为群众型政党。成员也不被要求强制性缴纳党费，形成了和传统政党不同的财政汲取模式。在公民参与上，成员提案权、被选举权、审议权、投票权都得到了有效保障，可以影响相关职位选举以及政策方针（p253）。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我们可以党”也实现了政治透明化。政治“黑箱化”是民粹主义批评代议制民主的原因之一，而该党通过网络平台，成功实现了各项事务和财政的信息公开。不仅政策文件、公民大会投票及提案结果都向成员公示，政党财务状况包括历年收入、支出情况以及各部门预算，也详细在官网列出。
第二，网络直接民主具有协商性特点，提高了决策质量。为使得相关提案具备专业性和知识性，线上平台的另一功能是加强成员彼此的沟通。例如，“plaza podemos”是该党的内部交流论坛，成员可以自由探讨议题、交换意见。在需要大众投票表决时，国家和地方委员会的公职人员也会提前将问题背景等辅助性资料列出，方便成员对议题形成基本认知。除此之外，该党的重要举措是建立了圈层组织（Circle）。圈层是基层单位和行动空间，成员可以自愿性加入，圈层分为地方性和领域性两类，前者关注地方事务，后者则关注特定领域，例如环保、女权运动等。基于圈层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培养专业性人才，成员在圈层中能够深入学习，增加提案科学性，使直接民主更富有实际政策意义。
第三，网络直接民主具有规范性，阻止了成员道德失范。为了保障线上参与具有秩序性，该党对成员的行为规范也提出了一定要求。一方面，该党线上注册要求提供身份真实信息例如护照号码，使得事后问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该党也制定了道德法规，对失范行为进行惩罚。在此，党规极为清晰和细化，对成员基本义务、纪律制度程序、惩罚措施及情境都有详细规定，例如禁止恶意诽谤、操纵他人投票等。一旦成员违反法规，就会受到从书面警告到开除成员资格等不同程度的处罚。由此，线上参与也体现出高度秩序性。
综合上述，借助网络赋能，当代民粹主义克服了传统直接民主的诸多局限，改变了组织成本高、不具有可行性的困境，将其从乌托邦转变为现实，使得人民意志能够通过数字得到具体化呈现，民粹主义也从否决型政治向建设型政治发展。当然，线上民主也存在代表性不足和一定缺陷，例如投票安全性仍然存在风险，五星运动数据库就曾遭到黑客入侵。但不容否认，网络直接民主已经成为新兴的政治参与形式，它超越了传统选举民主，对中下层民众体现出极大吸引力，并进一步强化了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
（三）政治文化心理变迁：算法政治和政治极化
互联网对民粹主义的赋能也涉及大众政治心理和舆论。公民政治心理的变迁，与互联网形态演进，特别是Facebook、Twitter 等超大虚拟空间的出现存在密切关联。它们使得政治沟通从单一网站上升为国家乃至跨国层次。受到路径依赖影响，西方政府多认为虚拟空间是言论自由的场域，总体采取放任发展的政策。达尔伯格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实施互联网自治为信息流动、问题辩论和合理性批评提供了空间（p3）。在言论自由的价值影响下，Facebook等平台受到国家的管制力度较小，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
超大虚拟空间的政治化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它导致公共讨论日趋集中和垄断化，政治沟通向少数网站聚集（p169）。这预示着，Facebook 等平台的政治功能日趋重要。其次，由于资本逐利性，大企业和政治组织形成了密切合作关系，通过利用数据和算法策略性改变了受众的信息汲取方式。例如2016 年，Facebook 就将其员工纳入了特朗普竞选团队，目的是帮助团队精准定制和扩大目标受众。事实上，Facebook 有90%的收入来自提供数据的销售广告（p20）。扎克伯格认为，Face⁃book 的商业目标与自由民主并不矛盾，两者能够相互补充（p112）。由此，虚拟数字平台具有商业化和政治性的双重属性。
然而，互联网寡头的政治介入，并未塑造出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反而对民粹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算法政治导致了极化政治的再生产。为了增加流量利润，政治信息的算法通常建立在同质性原则之上，其宗旨是迎合受众，结果导致在言论审查宽松的情境下，极端思潮容易在特定群体传播，造成政治部落化（Tribal Politics）的后果。例如仇恨穆斯林的人，会接收更多此类暗示信息。同时，民粹组织能够通过购买广告和数据，达到精准投放信息的效果，有意识地影响目标群体的政治意识。例如，对于关心国家安全的公民，他们可以推送更多移民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经常被扭曲和偏离事实，具有后真相特质，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政治思潮日益极端化，中间选民日趋减少。对此，可以用下列公式进行解释：政治信息量/政治信息类型=政治极化。个体接收政治信息越多，类型越同质，政治极化的风险也越高。网络空间中的数据算法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由此，超大型网络平台并未解决桑斯坦早已洞察的“回应室效应”和“信息茧房”问题（p8），反而加剧了这一趋势。诸如谷歌、剑桥分析公司等，积极利用大数据资源服务于政治利益。民主本需要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此时也成为被算法操纵的产物，公民偏好由算法所塑造，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加深个体政治偏见，结果导致网络空间的民主价值日益消弭，而转变为自我展示和寻找同类。桑斯坦认为，对于民主和自由而言，未经计划、无法预测的信息接触至关重要。然而，当下西方虚拟空间的政治实践与这一目标仍然相去甚远。
另外，算法政治也存在安全风险性，社交媒体机器人的产生以及黑客攻击，加剧了虚拟空间的“理性沦陷”。社交媒体机器人作为近年新兴事物，是能够控制社交账号的电子程序，它们能够在社交媒体平台注册账号，模拟人类行为且不易被识别，在西方，机器人参与政治事件的讨论具有活跃性趋势(p1-10)，可以实现电子投票、评论、转发以及与他人互动等多种功能。在本体论层次，机器人的出现摧毁了账号与人之间的映射性，瓦解了舆论真实性。在政治领域，社交媒体机器人能够加剧政治向极化方向发展，它们能够组成“网络军队”，通过投票、评论等策略，赞同极端思潮，制造大量公众支持的假象，影响处于摇摆的中立选民。因此，机器人能扭转意识形态的主客地位，使得极化性思想更容易上升为“众意”。皮尤中心的数据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机器人具有破坏性影响。政治性黑客攻击也会有意识推动民粹主义升温和破坏社会团结。例如，美国指控俄罗斯干预其大选，认为俄罗斯黑客通过编程、雇佣水军、攻击邮箱等方式，恶意干扰美国政治生态，放大民粹声音，煽动美国群众对精英的集体敌视。尽管俄罗斯否认上述指控，但这些证据表明算法政治对于政治心理具有建构功能。网络意识形态存在被人为操纵和建构的可能性。
四、技术嵌入政治：民粹主义韧性及其对自由民主体制的挑战
互联网不仅是生产力，也深刻改变了既有的政治权力关系。如上所述，互联网并非是对现实民粹主义的简单映射和复制，也从根本上重构了民粹主义的产生机制。借助政治权威认同、政治参与模式、政治文化心理等三重机制，互联网使得当代民粹主义富有生命力，这也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带来了系统性风险。
一方面，互联网对民粹主义的多维赋能，扩展了民粹主义的话语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历史周期性现象，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然而，由于互联网已然成为公民政治生活的有机部分，其对于意识形态的建构效应，正在使当代民粹主义表现出空前韧性。韧性包括了两层意义：首先，是民粹主义的长期化和持续性。相比于传统社会，网络低成本的话语生产使得民粹主义的传播更为容易，也使社会成员更容易感知，成为持久性社会思潮。其次，是民粹主义兼具现实和虚拟的双重生产机制。互联网改变了民粹主义生长的土壤环境，使得后者不再成为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附属物，诸如网络表演竞争、直接民主以及算法政治的兴起，皆为技术与政治互嵌所衍生的新兴机制。换言之，当代民粹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具有“线上在场塑造”的建构主义特征，这种特征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而自我强化，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基石。
另一方面，网络民粹主义加剧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困境与合法性危机。第一，互联网塑造了声称代表民意的政治强人和超级领袖的崛起，新兴政治精英倡导变革主义，积极扩大个人权力，敌视建制派精英，对于自由民主的分权制衡、共识政治等原则构成了冲击。第二，互联网恢复了大众民主对麦迪逊式民主的挑战。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虽然主张“权力属于人民”，对精英政治不满，然而却因为缺乏可替代性方案，沦为具有批判性的否决型政治，无力对寡头统治铁律形成实质威胁。互联网的价值则在于：它为实现大民主、参与式民主的目标提供了资源条件，从而在实践层次，提供了与代议制民主不同的参与形式。原先因为厌恶主流精英而疏远政治的公民，凭借互联网重新被吸纳进政治空间中。第三，互联网也导致了极化意识形态对于温和意识形态的替代，塑造出一种“冲突政治”。长期以来，温和意识形态以及中间选民是自由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石，正是因为具有包容性、宽容精神公民的存在，公共政治才能实现良性循环。然而，网络算法对于攻击、仇恨、对立等社会冲突的制造，对于社会团结具有破坏性，结果导致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传统公共精神逐渐稀释。
由此可见，网络赋能既是当代民粹主义区别于以往的最重要特征，也加深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困境。这实质上反映出当下西方政治体系暴露出巨大的内部张力，陷入无力与贫困的状态。
五、结语
民粹主义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解释其成因成为学界重要议题。以往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社会矛盾积累和制度体系失灵的产物，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塑造。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当代民粹主义的独特语境，即它的发生场域愈加依赖于互联网空间，体现出话语化、数字化、在场化特征。通过视角变化，本文将问题从“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转化为“互联网如何对民粹主义产生影响”，通过三重维度解释民粹主义的兴起，以丰富和补充学界对当代民粹主义的认识。
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学界也引起了广泛探讨（p48-56）。互联网对于西方民粹主义的塑造，对于中国政治也具有一定启示。从比较维度上看，由于中国对于网络空间的管理遵循以法治网的原则，与西方自由放任模式截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治表演、网络民主和算法政治的风险性，有效阻止了极端言论的传播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出现，使得后真相政治在本土虽然存在，但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对现存体制具有挑战性的政治话语并未广泛出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控制更体现出制度优势。可见，互联网的政治效应仍然受到各国政治体制的影响。但如前所述，网络民粹主义具有高度韧性而很难根除，草根意见领袖的表演行为、诸多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所遵循的同质性算法规则，使得国内民粹主义在特定群体和事件中仍然具有影响力。因此，当下的政策目标仍然是围绕以法治网为核心，使用大数据等智能手段，保持对民粹主义思潮的持续监控，防止其制造社会对立和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挑战，避免产生和西方社会类似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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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8.005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8-004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福利—信息时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困境与历史局限研究”（13&ZD035）。
作者简介：邓理（1994—），男，湖南湘潭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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